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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大哲学教师的学术回顾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4794 次 我要收藏

五、西学的训练
八十年代我首先接触较多的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史方面。有几部西方哲学史以及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一套西方古典名著选辑是很好的入门书,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叙述客观,材料翔实,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则鲜明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哲学观念,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则可以说介于这两者之间,重视哲学与社会的联系,且文字优美有力,这些书把我引入了西方哲学的世界,为我进一步去阅读那些原著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而且正象罗素所说:一种哲学往往是另一种哲学的解毒剂。在那些哲学家的原著中,我比较重视两端:古希腊罗马和近现代,近代我又尤其重视阅读康德的著作,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我主要限于伦理学及存在主义,但维特根斯坦等思想家也曾强烈地引起过我的注意。
哲学的训练使我接触到一种最高的智慧,但是,和最好的哲学家内心交谈的结果却使我确信,我并不具备系统玄思或严格逻辑推演那样一种纯哲学的气质,这可能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弱点。哲学是极个别人的事业,我自己觉得是从事它的人应该很少很少,但又决不可以没有,幸运的是,我看到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已有人在做出这种艰苦卓绝的努力并有望取得成绩,但更多的人却可能会是徒劳无功而仍不自知。
翻译罗尔斯的著作使我进入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理论的领域,这也是我在思想学术上一次大的转折:即从关注个人到关注社会,从注重非理性到注重理性,从悲观到稍稍乐观(人总要做点什么,也总能做点什么),从兴趣广泛到目标比较专一等等。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即试图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去探讨罗尔斯《正义论》的历史蕴含,在霍布士、洛克、卢梭这三位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主要代表那里,我试图发现一种由保存生命到法律和财产自由,再到利益分配的平等这样一种正义原则的发展逻辑。我分析了当代的诺齐克与罗尔斯之间有关自由优先还是平等优先的争论,探讨了一种哲学的综合是否可能的问题,但是,我虽然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理性,而非历史必然性的原则,当时对哲学甚至对理论的期望可能还是过高。我也在分析"契约"概念的汉译时指出:仔细清理一下近百年来涌入汉语中的各种新概念自身的历史,或存或亡、或盛或衰、或常或变,将可以从中引出许多有意义的结果。但我自己尚没有去具体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的这本学位论文以及编就的另一本书《论"公民不服从"》,主要还是一种评述和介绍性的著作。
  我还希望不断在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史学方面进行补课。我曾详尽地列出过一个这方面的阅读计划,或者安排在研究所需的时候,或者安排在两次研究之间的间隙时期,一有机会就集中阅读一段时间,试图弥补上那些我认为的自己知识系统上的空白点。对西方宗教与文学,我更觉得是情有独钟。我觉得,阅读西学是把自己从一种比较偏执的传统主义中解脱出来的途径,要建立一种现代类型的学术,要进行一种系统的思考,是不可能对西学置之不理的。西学确实要比我们传统的学问更富于思想上的刺激性,也更能提供一种可以用于交流和讨论的概念工具。
对西学的一次最集中、最投入、也最愉快的阅读经验是我一九九三到九四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的。在哈佛的近百个图书馆中,除了不在其查尔斯河畔的本部及一些很专业的图书馆之外,我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图书馆,并找到了自己一些心爱的角落。我与书打交道的才能似乎远胜于我与人打交道的才能,还在文革的时候,哪怕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我也能迅速地嗅到可能有书的地方,而哈佛的图书馆自然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但不管图书馆有多大多幽深,也不管它们的分类法有多么不同,或者各馆有多少自己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我都能在那里迅速地找到那些有我需要的书的地方,而我有时则只是留连,漫无目的地在书海中徜徉。书既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客观地凝结了人类最宝贵的精神和智慧,不论古今中外而皆可以召之即来;书又完全保留了我的主体性。我在哈佛周围书店中的阅读也迄今令我神往,在轻柔的音乐声中,坐在一个侧椅或就在地毯上,从一些精心分类的书架上,可以阅读到许多最新出版的书籍。这种阅读许多知识性的东西可能会忘记,而美好的印象却始终长存。书确实就象是我的宿命,我一走进一种书的氛围之中,就常常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欣喜和激动。
这次赴美在学术上最大的收获则是使我明白了,今天的思想和学术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地位、可做的和不可做的。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将持久存在的事实,感觉有必要更明确地划分"好"与"正当",划分价值与义务,也更清楚了哲学体系与其他理论(如社会理论)的区别,决心往下走,而不往上走。总之,是心劲越来越大,胆子却越来越小。我感觉中国的学者完全不必自惭形秽,但出手却不能不谨慎。我想我还要特别注意在学术研究中情感纠缠的问题,要更冷静些,更把学术当学术,使学术与评论区分开来。然而,我的心灵仍然主要是向着大师,向着经典,而并不在意那些时髦的潮流,读许多当代学者的著作可能只是深化一种对时代的感觉,形成discourse,进行交谈,知道一些学术的时兴"行话",而只有读那些大师们的经典(无论古今中外),才能真正获得根本性的思想渊源和刺激。

六、一个基本的工作框图
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是伦理学,在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就开始考虑以后要开始研究伦理学,研究人。八零年夏天我又再次肯定了这一想法,我感觉这里面有许多令人神往的东西: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集,康德、马克思、以及《圣经》,自然还有孔夫子,而且我当时的脑子里有一大堆疑问,人与环境的关系到底怎样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各种道德的同异?爱情、婚姻和家庭?我们民族的气质和国民性?新的人和新的道德?道德和美?人性论等等。伦理学的包容性也毕竟很大,不是那么专业化和技术性的东西,可视为是哲学的一部分,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我当时亦自觉在哲学方面的训练比其他方面稍稍占优,我也希望为恢复伦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把哲学的重心转到对人的研究上来尽一点力。
到北京之后,我阅读了我所能找到的本世纪中国出版的伦理学专著和一些教科书,以及一些学科性的译著。并且在一段时期里,我密切地注意八十年代在中国重新恢复的伦理学研究,阅读报刊上发表的伦理学文章并作出内容索引,但很快就发现这样做不值得而放弃了这件事。后来我所做的翻译工作及西学训练也基本上都是在伦理学的大框架下进行。我也尝试写了一些伦理学方面的文章,大概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有意形成自己世界观的时候,即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理论化的世界观的时候临近了。我希望形成一套系统的对于世界、历史、人生、自然、生命、政治、经济、哲学、文化、中国、西方……的看法,既注意察觉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之处,又试着把这些看法,观点融为一个体系,这一体系也许还是双轨的(作为社会人和作为个人的),但还是要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统一的东西,要注意补充一些环节,力图自己思考出一切(虽不否认前面的获得),要消弭矛盾,前后一贯,不断地整理、写作、思考,不断地象炼金术那样进行化合分解,对某些问题追根究底,迷得发疯,在一段时间里,那怕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发表,但若能熔铸出自己的一个体系来就是胜利,就是不虚度时光。当然,这些实际上不可能一次完成,接近年底的时候,我只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形成了一个可作为今后基本的工作框图的简要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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