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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大哲学教师的学术回顾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4795 次 我要收藏

  当然,我不希望以我的关怀来曲解我的研究对象,我必须警惕和反省自己的立场和冲动,我希望这种研究本身是独立的,是要求得一个研究对象的真相,是要尽量显示对象所提出的真实问题和思想,所以,我基本上还是采取一种文本分析、思想分析的方法,尽量去接近作品的原意,尽量用作品本身来说话。当然,我不能不提出一个整理和分析其思想问题的框架,我也想籍此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说法,诸如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残酷的天才”、 “恶毒的天才”等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但这一框架是在仔细研究对象的主要作品之后提出来的,并依其思想不断做出修改。在我的这一研究中,我也避免谈到中国,避免与中国进行简单的类比,我甚至忘掉了我前面所说的长远认识目标。因为,在这一研究中,我的优先和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并通过他来认识一种独特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精神。

十一、在思想与实证之间
在我的学术工作中,我一直有这样的困惑:我如何处理思想与实证之间的关系?我应当更偏重思想理论还是更偏重实证材料?我应当更注意满足自己对思想的渴望还是更注意满足自己对扎实学风的同样强烈的渴望?
  借用胡适的一个说法,近代以降学者似可分为两类:一是用"死功夫"者,他们不是无思想力,但思想得尚不很够,甚或只是接受现成的流行观点;二是有"活思想"者,他们也不是不想用死工夫,但因投身政治运动,或早年"暴得大名"而未曾下系统的、能与自己思想相应的工夫,思想仍不成体系。但到后来,似已出现一些综合倾向的思想家、学问家,但还是或者想得不够,或者工夫不够,或者方向有误。我希望自己既有"活思想",又有"死功夫",既象一个敏锐的猎手,又象一个勤勉的农夫。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否思想家一定要用史学家的工夫?如果不用,扎实如何体现?
  我读今天的许多值得读的著作(不值得读的不在其内),但几乎都是历史,都是考证,有时觉得时代完全不见了,真正的问题也不见了,使我感到很不满足。其实如果有当代的问题,即使从对历史的研究也能见出来,此诚如韦伯所言,作起学问来要价值中立,但作之前的选题还是可以有价值偏好。
另一个问题:思想如何沉重起来,如何厚实起来?如果是轻飘飘的思想,我宁愿只读考证文章,怎样使思想厚重起来呢?--这是一个对我来说真正重要而严肃的问题,思想是否必须附着于历史才能厚重起来呢?中国是否能出现象康德、黑格尔或者韦伯那样的、让人几乎在每一段、甚至每一句中都感到思想力量的思想家呢?确实,今天海外汉语学界一些与考证派、玄学体系派相对的分析派学者的致命弱点,就是他们仍没有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因而只能要未还只是分析历史上的思想概念,要未只是批判当代其他人的概念而乏建树,等而下之者甚至只凭情绪和印象发言。
我极其渴望新鲜有力的思想,在我自己的写作中,如果觉得写了不少页,却仍不见有自己的新见解,或者对旧见没有一种更为鲜明有力的表述,写作就难于继续下去。有时为了酝酿一个大的具有思想意义的学术计划,我在一段时间里什么也不敢做,只是读书和思考。甚至读书亦不能不谨慎,读各种书的分量也宜恰到好处。章太炎读小学太多,结果如鲁迅所说,使小学膨涨到其它方面了,有人乃至于仅仅是读书太多,故不能成就为一个好的思想家。我们总是得给自己留出进行思考的时间。有时接一件事情,事情虽小,可能只花一两个月时间,但却可能影响好几年,因为思想过程是不能随便打断的,打断了就不容易接起来,所以必须有一段时间耐心地什么也不做,耐心地等待它成熟,只是想着它。有时看起来几个月似乎什么也没做,但思想却行进了多么远!尤其是当酝酿一个大的、可能影响自己毕生工作方向的思想过程的时候。所以,这时不敢有任何分心,任何松懈,不理会报刊的一再约稿,不出门,不会客,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敢打断自己的思想过程,不敢影响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我也极其渴望一种扎实的功夫,我甚至考虑这样一种学术风格:即"学术"就是"学述",或者说"学术"就是首先"学述"。即便从思想性的工作而言,也要从传统引申,从前人引申。而在引申之前,先要转述。这种"述"不是有文学色彩的"揉合杂述",也不是思辨风格很浓的"理论阐述",更不是博学家的炫耀卖弄,而是更接近于史家的谦虚求实的风格,是"板块性"转述,是依据主要的几个人集中叙述。比方说,我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中,可能是相当依赖于托克维尔"平等"的观点。我的引述基本上是正面的,即支持自己观点的引述(而不是批判其观点),通过引述来推进自己的思想,构成理论体系的各个环节。我想哈贝马斯的哲学也是如此论证的--他几乎总是先论述几个别人的思想,然后再往前推进。这也是回到孔子首先"述而不作",回到"包容性发展"这一中国传统。而要如此,就必须首先有一种艰苦的学习和训练,并不断用这种学习和训练来充实自己,来抑制自己的僭妄和漂浮。可能,有意识地分离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思想者和一个布道者的角色正是现代多元社会的一个要求。引证使论著变得厚重--引证使你不得不读许多书,这也是一种学术所要求的"迟滞性"。有时也需要尽量隐蔽你自己的观点--可能在学术上与在文学上一样,使你的观点尽量缓缓渗出。
包括我转向社会史,也可以说是出于一种对踏实的渴望。我早就想我一定要做些微观的研究,问题是:我如何选择我的微观、具有思想意义的微观:如杜尔凯姆的研究自杀,福科的研究疯狂、监狱、性……大要可能不会脱离历史。今天如想逗留在哲学领域,而又要求某种确实性,那就可能只能做一些语言哲学,或者对理性认识的分析等工作,就是说,只能做一种相当形式的、方法论的探讨,而几乎无法探讨重大的实质性问题,所以,甚至可以说,要同时满足我对思想与实证的渴望,我不能不转到社会领域,扣紧某一个社会的某一个历史时期,只有在这里,才能触及到很切实又很重要,既能满足我对扎实可靠学术的理念,又能满足我的思想渴望与当世关注的问题。而当从事社会史的工作时,更是必须引证大量的史料,这种引证当然也须具有眼光和经过仔细鉴别。我想我没有必要埋入史料的海洋之中,我的研究可能主要还不是直接去发掘和统计史料,而是选择和思考已经被整理得最好的材料。
但这种思想与实证之间的度又是很难把握的,我想我可能还是更为偏重于思想。当埋在材料中久了,就会有点不耐于实证的学术,不耐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思想与创造,正如我前面所说,如果我觉得我写的东西没有创造、创新的东西,我就会感到不耐,甚至很不耐烦--那就真正是"烦"。但同样,扎实的要求也仍旧很沉重地放在我的心上,我怎样才能做到扎实呢?难道一定要做纯实证的学问才能做到扎实?我正是被扎实的要求驱向社会史的,但我现在又有点怀念比它层次更高的一种思想理论工作了,我大概还要在思想与实证之间摆来摆去,还要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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