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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大哲学教师的学术回顾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4772 次 我要收藏

九、转向社会史
1993年9月我到哈佛大学以后,开始主要关注的还是道德和政治哲学,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尤其是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注意较多,也旁听了社会学系的一些课程,对近年来西方学术的动态和走向,自然也因身临其境、有了可以抵近观察的便利条件而感到浓厚兴趣,常与一些好友讨论这些话题,参加听一些讲座,同时也对国内不易读到的一些海外的中文研究著作加以留意,后来尤其大量阅读西方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些关注和阅读实际上渐渐地把我引到了一种研究主题和方法变换的前夕。
在1994年3月中旬的日记中,我开始考虑一个新的研究计划,即研究中国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一种相当尊重文化精英的、走向流动和机会平等的精英等级制,这一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失去的优雅(周-秦)二、精英重新聚结(汉-宋),三、"他们人太多了"(明-清)。也就是说,这书还是接着良知正义,但不是向上去写天道性理,而是向下来写传统社会的结构,以后可能还要研究其在近代的巨变。其间一个中心的线索将是平等与等级的对立,大众与精英的对立,平庸与高雅的对立,量与质的对立,这是否把握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及其巨变的核心呢?甚至把握到了"现代化"这一世界性变迁的核心呢?如果同意托克维尔以"平等"概括这一世界潮流,同意哈佛教授Mansfield对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的评价,也许这确实把握到了某种核心性的东西,且似乎只有中国的传统才在社会的层面为整个未来世界提供了某种变数,它在自己的历史中提供了一种如何以和平、自然、说服的手段达到一种通过社会距离进行治理和流动开放的等级制的实例。所以我想自己会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来写这本书。这也许不止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解释,而且是一种社会理论、价值理论,我的社会理论、价值理论就蕴含在这种历史解释之中。于是,我想暂时不往哈贝马斯的方向走,不是哲学地侧重普遍性的探讨,交互主体辩证的论证,而是回来研究中国自己的文化与社会。"为己之学"可能在其中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新的肯定(它也只能在这一社会结构中充分显示自己的意义)。同样,"知识分子"的问题也必须放到这个结构内才好理解。
普遍性的共识还是第一位的,其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然、和平、非暴力、非强制,法西斯主义与激进社会主义的失败就在于此,就在于首先手段不对,法西斯主义要求种族、领袖的高贵则更是犯了众怒。在这方面,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一种严格限定的、如孔子的忠恕之道或罗尔斯所说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但除了普遍性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考虑,人并不只是靠普遍性活着,尤其当涉及到幸福的时候,"good"的观念此时就要进入考虑,而在这方面,我是持一种相当保守的观点,希望保持一切有意义的价值,不要轻易毁坏它们。因而,也许可以这样概括,我是在"正当""正义"方面的自由主义者,在"善""幸福"方面的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我理解自由主义的要义是宽容、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在涉及到可以强制和制裁的行为方面的价值中立。在这方面,我是普遍主义者,是跨文化、跨民族、跨历史的,是"善与人同",努力求同。但是,一谈到价值,这时我就是一个特殊主义者了,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是努力求异或安心存异了。在一个多元社会里,不能不分开处理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够通过说理的办法使整个社会恢复对一种高雅文化的尊敬,给其承担者以合乎这种尊敬的地位,但我至少想使那些本可成为精英的人们清楚:他们不应该降低自己的格准,更不应媚俗,他们甚至应该有某种联合,共同捍卫一个社会中高雅、超越的部分不致堕落。所以,我的这一研究和写作,虽然首先是为中国人写的,却又不仅是为中国人写的,也是为西人,为世界写的。就是说,我写这本书时将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世界性的关注:这个"脱魅"的世界是否能够,或者如何重新"入神"?如何给现代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庸俗主义、低级趣味一个恰当的地位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泛滥成灾?是否有可能在社会结构上有所保障来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在这方面是否能给世界提供一种特殊的经验等等。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但这只是一种很隐蔽的深层关注,而且,我当时也觉得这样一个社会正义题目能够把我许多以前的关注、准备、积累和思考汇聚到一起,也符合我想写些言之有物,有历史感和非常切实的东西的愿望,满足我继续大量读书的愿望。我很高兴,视这一构思为出国的最大收获,不到国外来大概不会这么早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一个人在专心做自己事的时候,看来也确实得经常看看世界。同时,总是保持自己的主动权也非常重要:要使自己的脑子不总被事情占着,而是也时有"腾空"的时间,有能自己支配的时间 ,这样才能抓住一些最重要的思想。我想我出国的一个最大收获可能就是完全放弃形而上的综合的梦想,我想将我今后的工作分成以下两个方面:1 在一个缩小的领域,即在探讨共同道德(社会正义)的时候,努力于对它的论证和应用,这种论证和应用将主要根据中国的资源而非西方的资源,但努力的方向与罗尔斯、哈贝马斯可能是一致的。2 而在扩大的领域方面,我可能转向对不同价值,文明、生活世界,共同体、当然主要是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探讨,做一种历史文化的解释。
这样,我虽然考虑还是要做"正义"的课题,但却想换一种做法,即暂时不再采取哲学伦理学的做法,而是先采取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做法,也就是说,想通过追叙中国漫长的历史,探讨在社会结构和基本制度的层面"正义"究竟体现为何种正义,由此,我也想在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五阶段论"流行模式之外,提出另外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而由于领域从哲学转向历史,我也想从更强调分析转向更强调综合,更注意以一种宏观的眼光引证大量史料、以一种独特的眼光发掘新的史料,更注重以材料来说话。
但是,这是历史的社会学还是社会史(或理论史学)呢?在史的领域内,按理论加强的程度似可分为:史料的收集与考证──叙述史--社会史--历史的社会学--社会理论--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所以,我虽然被社会史吸引,做的内容是社会史的工作,但可能将使用更多的理论概念,更明确的理论模式,更跟着问题走,打个比方说,在学术风格上,更接近探讨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韦伯,而不是探讨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布罗代尔。我与其说是从考证与叙述史学往理论的方向上升,比方说上升至社会史,而不如说是从哲学伦理学下降,乃至从社会理论也下降,下降到历史的社会学。
回国以后一段时间里,我继续阅读社会理论与年鉴派史学,我感觉我已进入一个生命的重要转折,从思想学术上说是一个大的准备时期已经完成,思想基本成熟,计划经重新调整后基本明确,前些年先是翻译,后是读书和写作,大要不离伦理学专业,今后我可能要离开这一专业而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理论,乃至价值理论,广义的宗教或哲学了。另外,今后也将是以写作为主,阐发为主了。思想态度也由温和的反抗与激动转向温和的保守,耐心地等待了,如黑夜静静的寒星。我当时的一个感觉是:古书也读过了,外国也去过了,文学也告别了,情感也平复了,心态也安定了,生计也有一个基本的保障了,学也学了,译也译了--没什么别的了,我需要的只是非常非常专注地写作,非常非常从容地生活。我感觉对于我,什么都会来得晚,但都会来,因而什么都不用着急。静静地、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心内和身外将发生的一切。晚上散步,我满心是要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的愿望,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写出来。
这种以社会史为对象的研究(而从方法上说,则更接近于历史的社会学)就构成了我回国后最近几年的工作。我先写完了《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接着又完成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一书。在我看来,在中国有文献资料确证的历史上有两次巨变,一次是春秋时代的那一场巨变,一次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巨变,这两次巨变大致把中国划分为三种类型的社会形态,对中国目前正在或正欲进入的社会形态的探讨属于一种社会预测,属于现在与未来,而对战国前后的两种中国社会形态(或许还包括两个巨变的过渡时代)的探讨则属于历史,是我正想探讨的对象。
《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首先重新考察并质疑了流行的各期"封建社会"说的共同前提或范式,想弄清这一范式的来龙去脉,并暗示理解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及其带来的新问题。以此为起点,该书对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提出了另一种观察角度,这就是"世袭社会"这样一个解释性范畴。"世袭社会"这一范畴意味着一种观察角度,在我看来,判断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形态或结构是否比较公正合理,最终还是要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否确实生活得好,他们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是否觉得快乐或幸福,在我看来,社会结构不仅不能脱离人们的行为,也不能脱离人们的生活。简单的说,提出"世袭社会"这样一类范畴所依据的标准就是看社会提供给个人的上升渠道和发展条件,看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有多少实现和发展自己的机会,注意社会的等级分层结构与人的发展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一种从古代的政治封建延伸而来的"社会封建",一种世袭等级制社会的成熟形态。我注意的中心自然是春秋时代那些在社会上居支配地位,最为活跃、世代沿袭的大夫家族,我围绕它们描述和分析世袭社会的成因,运行以及文化、心态的各个方面,探讨为什么这一社会的鼎盛期同时也就是衰亡的开始,试图说明促使它解体的诸因素以及孔子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则显然是这本书的续作,甚至可以说我写前一本书是为了给后一本书作一准备和铺垫,因为我更关注的还是中国自战国之后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我想为诠解中国自秦汉至晚清这一迥异于西方的独特"历史之谜",提供一条新的合理思路。《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首先分析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念和当代流行的概括中国社会演变的主要模式,在区别"中国古代选举"与"西方现代选举"的前提下,提出了"选举社会"这一基本的解释性概念。然后,我探讨了中国古代选举由察举(荐选)发展到科举(考选)的社会蕴涵,借助于托克维尔对欧美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的主要潮流和现时代的基本特征的一个概括,描述了中国社会伴随着选举的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朝向单一的最大政治机会平等发展的趋向,以及由此逐渐确立的一种流动的等级制社会结构。我也分析了中国古代选举社会发展的自身矛盾和经常陷入的困境及其传统对策,因该书并非只是要去发掘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现代"因素,而是也想开始一种立足于中国自身的角度、对于当代世界令人焦虑的"现代性"(modernity)问题的批判性反省。我在书中借鉴了近年来大陆、尤海外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许多成果及整理和量化的材料,同时亦注意把分析性结论放在发掘以往因观点所限而常为人们所忽略的大量原始资料的工作之上,这尤其表现在对构成科举考试制度中心环节的朱卷研究方面。在阅读了卷帙浩繁的朱卷及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我考察了古代选举的内容、形式、性质、功能及社会意义和影响,其"得人"以及"人得"的状况,试图澄清本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科举及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而更深的目的则还在一窥这种考试千百年来反复锻打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最后,我也考察了晚清遭受西方冲击之后所导致的废除科举的过程、理由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深远意义,指出这不仅意味着古代中国两千多年选举社会的覆亡,也是其数千年来等级社会历史的终结。由上述两书,我想构成一个比较完整、互相补充的社会理论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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