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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炜先生去世附简历及其随笔一篇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2241 次 我要收藏

然而如今,两位先哲,均已作古,离开我们十年有余了。可对我们这些曾沐浴师恩的学子,会常觉他们虽人已驾鹤仙去,而音容宛在,每每因些须小事,忆起桩桩件件亲身所受耳提面命的教诲,心中烦恼,世间琐事,稍觉释然,却也唏嘘不已,人走了,不可复生,而今物是人非,不知先生在天之灵,又作何想?也许,他们会有点滴遗憾,因他们不在,不仅不在位,也已不在世,无力回天,否则,外哲所以他们的能力和影响,恐不会受再次撤消实体建制,被并入哲学系的无妄之灾(真的,不知为什么,当时的校方就是非把外哲所的系级建制撤消不可,无论怎么说也没用,确非我辈力所能挽)。也许,依二位的禀性,会默然微笑不语:却怎见那刚刚撤消不到两年的外哲所,又因上方须以系级实体研究所方可入选“基地”的要求,忽又复生,真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至今日四十寿辰无人知晓,无人纪念,何至于此?所为何焉?为权?为利?为学?不知道,不可说,可笑总有一点儿,在天之灵不语,世间人又作何感?不可说,不可说。只是学生自觉愧对先师,唏嘘而已,没笑。

两位先生,学有分疏,各领风骚,性情亦迥然不同,大异其趣。然而,在学生眼中,不仅同尊为师,且窃以为,为师也有一二相似处。

其一,二人同由大师指点,自年轻时,便去西方学习,在欧洲,又各受不同大师点拨。洪先生自幼聪颖,又因与梁家世交,早年曾受任公指点,后任公荐先生赴东瀛留学,不期导师过世,遂归。任公又力主先生去德国,到耶拿。学成后,在逻辑实证论创始人石里克身边工作。熊先生自小家境有变,由黔来京求学,在北平四中未毕业,便“混入”(先生自语)北大预科,不多日,转入哲学系,后由当时系主任张颐推荐得识适之先生,胡适以允先生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方式助其赴德留学,后虽未果,却也是无价的勉励了。临行,张颐先生赠古砚以资鼓励,还念念不忘,赴德访问期间,又亲赴弗莱堡探望先生。先生在弗莱堡时曾亲聆当时有“秘密哲学王国的国王”之谓的海德格尔如吟诗般的思绪言语的引领。大师也是从学生过来的,也曾受恩于师,而旧日师生之谊,我辈心向往之,自非我辈可亲身体会的,可有先生们学问、为人垂范佐之,我等后生可亲领受惠。人不可不以自强不息自勉,却也不可须臾有忘师恩。站在巨人肩上的,自然有智愚、勤惰之分,巨人、小人之别,人品学问自可证。生有幸遇良师,胜自己强努百倍!师,传道、受业、解惑矣,或受其指点一二,豁然开朗,受用无穷!

其二,二人虽均终其一生唯学与问,一生执着于自己所追求的思想与哲学,用情用思不可谓不专一,二人在当今我国内学术地位亦无出其右者,都是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开路人。后学们都把他们看作一代大师,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学问与智慧,也因了他们的勤奋与为人。而如今,很多年轻人,并不很清楚他们究竟何许人?却是因他们给后来人留下读的东西不多,自然不象眼下的一些教授,动不动方为壮年已著作等身,他们只留下了一些与他们学问有关的编译资料,自己写的大概只是各一本文集,并没有什么令人敬畏的大部头著作。可他们的东西少而精,重要而又耐读,经得起凿磨,后人把这些看成学术血脉起步的基石。熊先生曾和我说,老子留下的不就是五千字嘛,孔夫子也只是整理些资料,论语还是后人集的。他们大概都属于孔老夫子示范出来的那类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述而不作。他们知道,为学为文的重要和艰难,把能说的说清楚,已属不易,遇不可说的,不保持沉默,即是妄言与僭越;更晓得节省文字,才能让语言把意义显现出来。一次去看洪先生,送他几本我们几个学生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他边翻边笑说,好,好,你们年轻,多做些事,好。有问题,问王太庆王老师。有鼓励,也有提醒。可说起写书,先生笑笑,别误人子弟哦。我有点灌顶的感觉,谨慎,不仅是为自己,为文时,更是为别人,至今不敢忘。后来办风入松,看着那么多——汗牛充栋的,心想又有几本能留下?更觉写的小心,节约文字的必要,不误己,更别误人,还环保。先生们留下的文字不多,可谁也得面对,绕不过去的。先生们给我们留下的治学的精神和态度,更让人难忘。当然,先生们留下的还有外哲所。那种自由、宽松而又热烈,认真、严谨而又刻苦的学术空气,那是学术生命的空气,不会死,也不会没有的,不管什么人让她生让她死,也不管有没有人去想着她,纪念她。

其三,二人都是大家,却都特别爱学生,对学生从不摆架子。我并非洪先生的亲炙弟子,却更早认识洪先生。本科时,我以为自己要继续求学,自认以学问为生的,便邀同学贸然去洪先生家造访,先生不但不怪,还耐心让我们多学些基础学科——数学、物理,还介绍我们去听宴先生的初阶逻辑。竖子不可教,学生终是未能入其堂奥,先生让听的课是听了,研究生却考了自己更喜欢的现象学一支。先生也从不以为怪,更不生分对待。仍要我去听普特南等人的讲座,还邀我去家里聊天。说到海德格尔,先生就说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却又说,胡塞尔的书应该好好看看,胡其实和海不一样,他说的东西清楚,让我去看他的《逻辑研究》。大师大概都是如此点拨的,要随你学生的心性去领会了。先生的性格人都说有些急暴,其实我也看到先生为工作与别人争得脸色大变,更多的时候,却是见到他翩翩的英国绅士风度,甚是可敬可爱,以至有时有些顽童的天真。有一次,先生叫我去他家,到了他家,他又让我陪他出去散步。我陪着先生边走边聊,只见先生偷笑着从衣袋里掏初一包中华烟,递给我一支,说,他们送的,在家里不让我抽,我们在外面抽。我至今不知道那“他们”是谁,我只知道,先生知道我抽烟,先生其实不大吸烟的,大概不是高兴就是郁闷时偶尔吸一支,那天先生很高兴。不像有一个肃杀的冬日,我去他家,他说乔木来看他,可也不说乔木说了什么,只是跟我要了支烟,师生二人闷在屋里抽,闹得何先生来看,眼只瞧着我,也未做声,屋里的气氛有点儿像当时校园内外的氛围。我最后见到先生,是他已因病久住友谊医院了,那些日子我常去看他。有几天,我因要去海南开会,连续忙。临行前一天,心里有些不踏实,想一定要去看看先生。一到医院,元颐说,他爸正念叨我。我走到先生病床前,先生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手握着我的手,口舌在动,可说什么已不大能听得清楚了,声音轻而含混,手却一直不放开。那一幕,至今萦绕在我脑海,挥之不去,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想,先生在想什么,先生到底要说什么?临走,心中有些忐忑,又想,多日来先生一直如此,好好坏坏,总还不至于……不想,那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我刚到海南,就传来先生走了的噩耗,赶紧赶回来,送先生上路。后来,何先生让我转交几张发黄的老明信片给奥地利的哈勒教授,那是洪先生珍藏多年的,他在维也纳时,石里克或小组的其他人约他去咖啡馆聊天或聚会,师生间当时唯一可能的联络方式,先生颠沛一生,却一直珍藏着。在他心底沉淀下,血脉中流动着的,也许是更宝贵的记忆,可先生带走了。我登时有些明白,先生爱学生,师生间的情谊是有些遗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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