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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与我的求学时代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1645 次 我要收藏

五、
  1985年夏天我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重回系里教书。在教课之外,教研室安排我作冯友兰先生的助手,此前是李中华作了两年。我在作研究生时便曾几次拜访过冯先生,这次是中华带我去并正式介绍给冯先生作助手,宗璞还特地问我:“你愿意来吧?”初次和冯先生谈工作,冯先生让我把他刚写就的新编第四册的稿子拿回去看,提意见。第二次去时,我就向冯先生谈我的意见。过了一阵子,在图书馆前碰到张先生,张先生说:“冯先生说‘陈来到底是个博士!’”看样子张先生刚从冯家出来。知道冯先生对我的肯定,张先生也颇为满意,要我好好给冯先生帮忙。这年秋天,张先生召集方立天、程宜山、刘笑敢和我四人到他家,说罗素写了《西方的智慧》,我们可以写一本《中国的智慧》。这是我参加撰写由张先生主编的第一本书。分工后各自负责,我承担的宋明部分都是我在1986年春夏学期一边教中国哲学史课一边写出来的,所以我的课实际是按我写的《智慧》的部分讲的。写好初稿后交张先生,我写的部分里,张载的一篇,张先生批了好几处“很好”,其他各章好象最多只有“好”,没有“很好”。张载是张先生的专门,张载的一章能得到张先生的“很好”肯定,那就已经很满足了。大概在1986年的时候,张先生还要我参加他主编的《中国伦理学史》的写作,在教研室开的会,张先生还说:“陈来对伦理学有体会,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伦理学的。”这指的就是我在报考研究生时寄给张先生的文章,其实这篇文章张先生1979年夏天已还给我,张先生在多年后仍然记得我的习作,而且给我以鼓励,张先生对学生的这种鼓励提携,是令我永远难忘的。只是我在1986年赴美,以后并未参加此书的写作,而赴美的推荐信仍然是张先生为写的。我赴美后,我内人曾代我去看望张先生,结果张先生在我内人面前把我对朱熹的研究大大表扬一番,甚至说了“朱熹研究,世界第一”的话,这对于我是很意外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先生教人的特点。

六、
  以上所述从1978年到1985年我在作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期与张先生的受教往来,可以看到,从研究生的考取,入门的指引、文章的推荐、毕业的留校、博士生的指导、博士论文的出版,张先生确实是我的恩师,张先生总是亲切地给我以鼓励,并为把我引入学术道路花费了不少心血,这一切使我铭记在心,感念不忘。而回想起来,九十年代以来,我为张先生所作的事,实在是太少了。从客观上说,清华的刘鄂培等几位老学长以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为基地,主动策划和承担了张先生论著的出版,和逢五逢十的庆寿活动,使我们得以坐享其成,产生了依赖思想;从主观上说,就是对老师关心不够,这是无可推脱的。
  198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在文化问题上我对儒家价值认同较多,通常被学界视为“文化保守”的代表,而且我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不是所谓“唯物主义”。我猜想,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张先生对我的发展方向也许不无一丝遗憾;但张先生对我的发展非常宽容,从未对我表示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是我特别心存感激的。
  其实,张先生固然很注意阐扬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但张先生晚年更重视阐发儒家的价值观;张先生90年代初关于“国学”的定义和阐发是我在90年代有关国学发言的主要依据。所以,在对儒学和国学的基本看法上,我和张先生是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诠释这一根本问题上,我自己的学问方法始终信守和实践着张先生的治学方法,并以此指导我的学生。我认为,张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与影响,决不仅仅是因为他阐扬古代唯物论、提倡综合创新,而主要来自于他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来自他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的全面把握和准确诠释。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张先生治学方法的正宗传人。我从张先生学到的治学方法,说来也很明白,这就是张先生在1978年给我们研究生上课时就讲过、以后经常重复的司马迁的名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就是说,读古人书要仔细体会其原意,并用“解析”的方法加以严谨的分析、表达。我的博士论文,自信可算是张先生治学方法成功运用的一个例子。在1980年代中期,我们不太懂得写书可以献给自己敬仰或亲近的人,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就不晓得敬献给先生。后来出国看书多了,才注意到这点,所以1990年《朱熹哲学研究》在台湾出版,我就在扉页写上“谨以此书献给张岱年先生”,并在台版后记中说:“我的导师是张季同(岱年)先生,先生治学,一主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之旨,最讲平实谨严,在本书中可以明显看到先生治学之方对我的影响。”1996年我编自选集,在自序中我也提到张先生对我的影响。1999年,张先生90寿辰,由我发起、组织和主编了《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张岱年先生九十寿庆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我所写的一篇,在文后附记说:“张先生教人,最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称之为八字真经。我个人从张先生所得全部训练,亦可以归结为这八个字。欣逢先生九十华诞,谨以此小文庆贺之,从中亦可看到先生治学之方对我的深刻影响。”这些年来,我写了不少书和论文,在海内外学界都得到同行的肯定,算是有些成绩,没有辜负先生的栽培;而我看自己的著作,无论主题有何变化,自度所长,和成绩之所以取得,仍然在于能较好地掌握先生提倡的治学方法。近年我曾和友人闲谈说,“张先生门下可以说有两派,一派是综合创新派,一派是心知其意派,我算是心知其意派。”在纪念和回忆张先生的时候,我强调这一点,也是以我自己做例子,希望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后来者能认识张先生治学“金针”的真正所在,少走弯路,在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2004年5月6初稿于北大蓝旗营
2004年7月18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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