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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与我的求学时代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1646 次 我要收藏

二、
  1981年秋毕业,本专业同学中只有我留校任教。当时张先生让我开外系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并给我一年的时间备课。我大概用了半年时间,已经大体准备好。后来讲课的情况尚好,张先生还介绍刘鄂培同志来听我的课。1982年春夏,我因备课已经有了规模,就继续我的朱子研究。在资料问题上,我遇到疑难处,也常常会去问张先生。还在1981年春天,我一次去问张先生,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引用朱子“理生气也“的一段话,我在《语类》和《文集》中都没有看到,不知其原始出处在哪里。张先生说这以前大家都没注意,你再找找。过了两星期仍寻找未到,我又到冯友兰先生家去问,冯先生说,前几天张先生还说起,不知道这段话出在哪里。可见张先生还为此事帮我问了冯先生,我心里很感激。1982年4月前后我在张先生家谈话,问张先生,张载“心统性情”的话,朱熹每喜引用,其原始出处到底在哪里?我问这类问题,目的是找到语录对话的原始语境和连贯论述,以便准确了解这些话的哲学意义。张先生说:“可能出于其《孟子说》,但《孟子说》已经不存,你可以再找找,比如《宋四子抄释》里面的《张子抄释》,看看能不能找到。”于是我就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查,看了几天,在《张子抄释》中没有找到“心统性情”。但我在顺便翻《朱子抄释》的时候却找到了“理生气也”的出处,于是结合《语类》朝鲜古写本序的线索写了一篇文章。张先生看到我把问题解决了,便很快为之推荐到《中国哲学史研究》,在1983年发表。这篇小文章,颇受到国际学界前辈陈荣捷先生、山井涌先生的注意和好评。其起因是,1982年夏在夏威夷开朱子学会议时,东京大学的山井先生提出此一资料的出处问题,结果包括陈荣捷先生在内的与会学者都未能解答。其实这个会本来邓艾民先生推荐我作为青年学人参加,但后来会议在国内请了五十岁上下的学者作为青年学者的名额参加。所以我未能躬逢此次盛会。在那个时期,比我们年纪大十几、二十岁的先生都在文革后努力研究发文章,而发表园地很少,所以我们这些刚毕业的研究生发表文章还很难。我在初期的文章多是由张先生推荐才得以发表的。没有张先生的推荐,我们进入学术学术界肯定要经过更多曲折。
  在北图找“心统性情”的时候,因看到《张载集》中“张子语录跋”提及“鸣道集本”,便问张先生是否要去看看,张先生说:“其书全名是《诸儒鸣道集》,在北京图书馆,你可以去查查”,于是我就在北图将《诸儒鸣道集》通看一遍,虽然没有查到“心统性情”,但也有收获。由于北图的本子是影宋本,上海图书馆则藏有宋本,我也曾写信到上图询问宋本的序跋情况。情况摸了一遍以后向张先生报告,张先生要我写成文章,经过张先生看过,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我还记得,文中所引黄壮猷的序,原文“时”字是用的讹字,我不认识,也没去查字典,就照抄录下,是张先生将这个字改为通用字,以后我才认得这个字。1986年初,一次在从香山回来的汽车上,杜维明先生说上海图书馆向他介绍《诸儒鸣道集》,他觉得很有价值。张先生即说:“陈来已经写了文章了。”后来杜先生要我把文章影印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先生,要燕京图书馆购藏此书。从以上这些事情可知,我早年的学术发展与活动,多与张先生的指引有关。

三、
  1982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文科博士生,北大中国哲学专业只有张先生是国务院学位办通过的首批博士生导师,我当然报考了张先生的博士生,并顺利考取。在学问授受方面,我与张先生的关系,在作博士生前和作博士生后没有什么变化。所变化的地方,是张先生开始要我更多了解他30-40年代的哲学思想。大概在1983底,张先生要我起草《张岱年传略》,因此拿出他珍藏的早年文稿给我看。我借回家细读,对张先生的分析十分佩服,还把《谭理》抄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后来在我的博士论文中也加引用。我在这时开始了解张先生自己的哲学思考的历程。我依据这些材料,写了文章,交给张先生,我说,“我在文章里有个提法,我说您当时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分析的唯物论’”。张先生点头肯定,面露满意的微笑,他说:“30年代就有人说我们兄弟主张‘解析的唯物论’,就是‘分析的唯物论’。”看到自己正确地理解了张先生的思想,得到先生的认可,我也颇觉兴奋。所以,我实际上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研究张先生哲学的人。张先生对外人非常客气,对学生则要求较严,一般不会当面夸奖学生的能力,也是在这个时期,张先生当面对我说了唯一一次夸赞的话。1985年我遵师命又写了一篇《张岱年学术思想评述》,写好后我对张先生说,抗战期间,您写的这些文章可以称为“天人五论”。冯先生写了“贞元六书”,您写了“天人五论,冯先生讲新理学,您讲新唯物论,可谓各有其贡献”。张先生当时说,那不能和冯先生比。不过后来张先生也认可了“天人五论”的说法,《张岱年文集》和《张岱年全集》中也都用了这个总题。1989年2月,张先生在西苑医院住院,那时清华大学编的张先生文集第一卷出版,我写了《创造的综合—读《张岱年文集》第一卷》,后刊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其实,我写草稿时,还没拿到书,都是根据我在1983-1984年读张先生30-40年代文稿的理解和所得。张先生在医院跟我谈起此文中的提法,说:“你是我的一个知音。”1997年《张岱年全集》出版后,张先生的学术渐为更多的人所了解,1997年我为《纵横》杂志写了《张岱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哲学家》一文,此文的主要基础也是依据我在80年代对张先生哲学的研究。1998年北京大学校庆,我因《群言》杂志之邀,写了《大师的小事》,记述了我在70年代末和张先生最初的交往,张先生后来看过对我说:“写得很好!”
  80年代初期,学界很关注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在突破“唯物-唯心两军对战”的教条和框框,破除哲学史研究的意识形态障碍。而突破的努力有多种形式,如有学者特别突出二元论的问题,有学者提出用三分法来看哲学史的不同派别等。张先生虽然坚持中国有唯物论传统,但他对从前讲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唯心论”一贯很为不满,如他多次说过朱熹的“理”不是“精神”,不是“观念”,更不是“心”等。我那时也关心这类问题,1983年初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试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反唯物主义”,认为从老子到朱熹,中国哲学形上学主要的传统是以“唯道论”为形式,不是以精神和理念为世界本源;意在强调尊重中国哲学的特点,矫正把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说法当作教条的状态。这篇文章张先生看过后还是肯定的,也在几十个小地方作了修改,并把题目改为“试论中国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可见张先生对此文的修改是十分认真细致的。所以1984年在河北蓟县开中国哲学史年会时,张先生就带我去参加,我在会上就讲了这篇文章。不料讲过后人民大学的一位先生在评论中批评我的观点“出了圈”,张先生当时在会场上也有点紧张;但在那个时代,在这个场合,在这个问题上他也不好替我说话,这也是他在场着急的原因。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这篇文章最终也没有发表出来,我就把这文章一半的意思写在了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末尾,张先生也未加反对。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张先生不仅自己对苏式哲学史始终不满,他对我们突破日丹诺夫教条的各种尝试也是支持的,鼓励的。

四、
  由于我们是第一届文科博士生,在综合考试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所以临到综合考试的时候,我也没有作细致的准备,只是跟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准备差不多。结果,在博士生综合考试口试的时候,西方哲学齐良骥先生和王太庆先生问的问题我都答出来了,张先生问的第二个问题我却完全没有把握回答好。张先生问王船山的体用观有何特点,我含糊其辞地说了一通,张先生也没再说什么,但我自己知道并没有答到要领。我以前虽然看过张先生写的王船山的论文,但由于自己没认真下过工夫,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问题。口试虽然得了高分,但给了我一个教训,王船山是不能轻易谈的。后来我跟张先生谈起,张先生说,王船山他在山里写书,也不和别人讨论,所以很难懂。
  在读博士生的期间,张先生也曾要我们帮他写文章。这类文章的情形是这样:张先生已经就此题目写过论文,但刊物索稿太多,故张先生要我们照他已发表的论文的意思,再重写一遍。其中也含有锻炼我们的意思。如1983年张先生要我替他写一篇方以智的论文,拿他在天津师范学院学报的文章的意思改写一下。我从张先生那借了《东西均》,细读一过,有了些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于是在文章的前面全用张先生的意思讲《物理小识》,中间论《东西均》核心思想的地方都加用了我的分析。张先生不仅未加否定,将文章径拿给《江淮论坛》发表了,而且署的是张先生和我两人的名字。此外,张先生把稿费也全部给了我。那时,我们的名字能和先生的名字并立发表,这已经是不敢想的事,而稿费也交由我们“独吞”,这更可见先生对我们的照顾。张先生的这一类对学生或后辈的照顾,曾施之于很多人,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学生后辈的关爱,在学界广为人知,在这里就不详列举了。
在学术上张先生更是主动为我们着想。1984年一次在香山开会,杨曾文同志跟张先生说起,一位美籍学者的文章说国内一个同志发现了朱子语录的资料,我当时随侍张先生旁边,张先生右手一指我说“那就是他呵!”也是在这次会上,张先生主动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德志女士推荐我尚未写完的博士论文到该社出版。当时青年学者出书甚难,我的书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最初始和最根本的启动力量就是来自张先生的主动推荐。到了1985年,我们第一届博士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两个月后,未等我们去请序,张先生已经主动帮我们写好了序,把我们叫到家中交给我们,并且带着比较满意的心情说,“你们现在都能自立了。”这既是对我们的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表示了圆满完成了对我们的培养工作的欣慰。我当时想,此前都是在先生的翼护下发展,今后我们要独立发展,迈入个人成长的新的阶段。所以,我在1985年9月写了《熊十力哲学的体用论》并请张先生阅正,张先生肯定了我把熊与斯宾诺莎的比较,但在最后加了一句话“熊氏未必研究过斯宾诺莎哲学,但基本观点确有相近之处”,使得论点更为严谨。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请张先生为我阅改、推荐作品了。
  我那时很乐意帮张先生作事,张先生也有时给我些小任务。比如1984年冬天一位同志把他的有关朱熹事迹考的书稿寄给张先生审看,张先生就让我来看,我看后举列了书稿中的十几处错误,交给张先生。1985年他要去上海开会,讨论《中国哲学辞典》,他就要我先看看,有什么问题;我就翻一遍,挑出一些错误或不足之处,写在纸上,交给张先生备用。我也替张先生给青年学生回过信,据现在浙江大学任教的何俊同志说,1986年他收到了张先生的回信,看笔迹似乎就是我写的。顺便说一下,由于跟张先生学习,看张先生的字机会多了,我在83年以后写的文章,在最后一遍誊写时,写字颇模仿张先生的字体。张先生的钢笔字浑厚饱满,令人心仪,我常常有学习之心。可是我写字的基础功夫不厚,写字时往往心急,所以始终没学好,而且我的字偏瘦,可谓字如其人。我写的字模仿张先生这一点,1986年在北京爱智山庄开会的时候社科院的谷方同志也看出来了,这也可见张先生的字亦颇为学界同仁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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