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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6845 次 我要收藏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

  如果从《马可.波罗游记》(约1298)问世算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研究该形象的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问题值得注意: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在理论上,它必须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笔者在上述三个层次上,尝试提出并规划该研究中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

                         一

  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1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0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记》。2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虽然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但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确实就是中国。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把“契丹”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开启了马可.波罗前后两个世纪的“契丹传奇”,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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