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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西方哲学的危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1574 次 我要收藏

一、西方哲学之“危机”感与“无”的意识

西方的哲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所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曾经给西方人和他们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但从近代以来不断受到严重的挑战,在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有识之士中,海德格尔是最为有力的一个。
所谓“危机”,并不是我们硬加在西方人头上的帽子,而是他们自己的切身感受。我幻知道,19I8—1922年斯宾格勒发表了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而轰动了整个世界。他用了“没落”(Untergang)一词,比“危机”更加严重得多。这本书所反映出来的欧洲人的那种“心态”(Mentality)是很值得重视的。尽管对他书中的历史哲学的观点可以有不同的评价。这本书说,很长时期以来,欧洲人过于忽视了对自己的认识,见物不见人,这样的文化,终究会完全成为一种僵化的体系(他所谓的“文明”),从而把“人”降为一部大机器中的组成部分;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唤起人对自身的自觉,把自己与僵死的物质世界区别开来。因而他的哲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历史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的严格区分上的。
不错,西方文明早在苏格拉底时代就已经提出“认识你自己”的任务。但这一思想的真实的意义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希腊人只是侧重于从科学计量的角度来理解“时间”和“空间”。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一种具有特殊“理智”这种功能的“动物”,因而“历史”也不过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系列。古代的欧洲人没有真正的“历史意识”,因为它没有真正的“人”的意识。所谓“真正的”历史意识、“真正的”人的意识,是指“活的”历史意识、“活的”人的意识而言的。斯宾格勒自诩他要在历史学中来一番“哥白尼式的革命”,即把“人”当作一种自由“活体”来对待。历史学以自由的活体的活动为对象,因而历史的过程就不是一种类似自然的必然的因果性,活体之问的关系,是一种通过人的自由选择而进入“必然性”的“命定”(Geschick, Schicksal)的关系,是活人“令”它如此。斯宾格勒认为,这种以活体的历史意识为核心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意味着西方传统文明的衰落。
然而,西方文化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它“忽视”了某些“方面”,如一般所谓,“忽视”了“人”,因而有所谓“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之分,似乎前者“忽视”了“人”的问题。这种区分,当然有其自身的意义,但实际上这种区分本身,仍在西方哲学传统笼罩之下,而并非海德格尔的真意所在。
所谓西方哲学的“危机”,是一种“思想方式”的“危.机”,它表现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也表现在对“世界”的问题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是一个“全面性”的“危机”,这种“全面的”紧迫的“危机感”,在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那里,特别是在胡塞尔晚年,已经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胡塞尔从研究“纯心理”的“人”入手,进而研究一个“理念”的“世界”。“世界”不是静观的对象,而是“人”生活的“环境”,“人”与“世界”(包括了“他人”)的关系,既不是纯物质的交往,也不是纯概念的构建,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的关系。这样,胡塞尔晚年企图建立的“人文科学”,就不仅仅是研究“人”,而同样包括了研究“世界”——排除了一切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方法的一个最为严格的科学。
海德格尔的思想也不仅仅是为了阐发“人”的特殊地位,他的《存在与时间》固然强调了从“人”(Dasein)来理解“存在”(Sein)的意义,但毕竟是要把“存在”与Dasein的时间性、历史性结合起来,强调“人”之“存在性”意义,以致于在1946年他要发表论人文主义的演说,以表明他并无意反对这个主义,但就在这时,他还是指出人们受这些“名称”的灾难已经够多了。他说:“希腊人在他们的伟大时代中都是没有这些名称而有所思的。”①
从这个意义来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强调Dasein,强调从Dasein为依据来理解Sein,并不仅仅具有“纠偏”的意义,更不是“你说一个‘东’,我说一个‘西’”,你(传统)说个Sein,我就说个“人”(Dasein),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之处在于强调Dasein与Sein在一个层次上,都是Sein,而Sein又恰恰是西方传统哲学存在论的核心问题。
传统的存在论把“存在”理解成“物”之“性”,或者叫做“最本质”的“属性”,这的确是一种经验性、对象性思想方式的产物,这种思想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使西方人忘掉了“存在”的真正“意义”、“存在”是“世界”向“人”显示出来的本源性、本然性的意义,正因为“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Dasein),所以万物才向“人”显现为“存在”,“存在”只对在Dasein意义下的“人”有“意义”。“存在”是“人”的“世界”,而“人”生活在“世界中”。“人”与“世界”有一种本源性、本然性的关系,原来不仅是一种物质性交往棗这是一切动物都如此的,也不是一种“思想”的关系棗这归根结蒂是为物质交往服务的。
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哲学传统的问题不仅出在忽视了“人”,而且也出在它们对“世界”采取了一种不适合的思考方式。在反驳这种传统时,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无”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使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地超出了西方哲学的传统思想方式,而接近东方的哲学精神。
海德格尔批评传统存在论说,你们只知道穷追万物之“属性”,追到了最后的“存在”(存在的存在),以为达到了极致,但就这个思路本身来说,传统存在论从不追问“无”(不存在)的问题,因为这种思想方式,从不以“无”为“对象”,我们的思想的“对象”必是“有”,而不能是“无”。不错,人们并没有完全忽略了“无”,斯宾诺莎说过,一切的“否定”(无)都包含了“肯定”(有),但“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否定”,而是“存在”的“否定”,是“不存在”。
“存在”(有)不是经验意义上的“物质世界”,“不存在”(无)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物质世界”的“否定”,“物质世界”是“否定”不了的,这一点海德格尔当然也是承认的。传统存在论正是在这一点上混淆了作为“物质世界”的“属性”的“诸存在”与真正存在论上的“存在”的意义,因而归根结蒂,传统存在论仍是从一种知识论的立场来看“存在”,把它归结为“物性”的。真正存在论的“存在”,是“意义”的“存在”,是“存在”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是对“人”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Dasein)才显现出来的。没有“人”,“物质世界”当然是存在的,但那种只对“人”才显现出来的“意义”却“不存在”。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无”即是“无意义”是“意义之无”。但我们已经说过,海德格尔所理解的“人”(Dasein)是时间性、历史性的,是“有死的”所以“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着“无”的问题。本然性、本源性的“无”,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通常意义上“否定”的“根据”,就像各种物的属性是以存在论的Sein为依据一样,通常意义上的“否定”正导源于那种本源性的“无”的意识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在西方传统存在论的思想体系中没有“无”的真正的地位,“有”和“无”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下相互转化,在“有限的存在”(“限有”)的意义下,通过质量互变,承认“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意义,因而归根结蒂,仍是对有限事物属性一种“肯定”(有)和“否定”(无)。传统存在论只承认本源性的“有”(存在),而不承认本源性的“无”(不存在)。“有”是绝对的、抽象的,在存在论上没有“无”与其相应,而只有在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本源性存在论或现象学存在论)中,“无”才和“有”一样,构成了存在论的基本内核。
“‘无’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要问“无”是个“什么”“东西”(物)——因为“无”本己是“无物”——而是问“无”是“什么”“意义”。“物质世界”是永恒的“存在物”,不能从“无”产生,也不能归于“无”,正如巴门尼德说的那样“铁板一块”的“必然性”。“有”(存在)是对“人”的一种“意义”、“无”则是这种“意义”的失落。“世界”只对“人”才“有”“意义”,如果没有“人”则“世界”就“没有”(无)那种只对人才显现的“意义”,然而,既然“人”总是要死的、有时限性的,那末“人”就始终面临着“无”的威胁。
由此可见,“无”(不存在)的问题,和“有”(存在)一样,都根源于作为“Dasein”的“人”。作为肉体(物质)存在的人,不会成为“无”、“人”化为灰烬,从自然的眼光来看,不过是物质形态的转换;“人”的“死”,也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功能(如思想、精神、情感等),就不符合“人”的“概念”,不配叫“人”。从存在论来看,“人”是Dasein,而Dasein本身就具有“无”的意义。“这个有”(Dasein)必定会是“无”。作为“Dasein”的“人”,使世界“有”(存在),也使世界“无”(不存在),于是才出现这样的二律背反:“世界”对“人”来说,既是“有”“意义”的,又是“无”“意义”的。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传统思想的问题正出在忽视了“无”的意义,从而也歪曲了“有”的意义。“有”(存在)成了“物质世界”诸属性之抽象、总和、概括,“思想”(理性) 成了人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动物)的特殊功能,从而成为谋取物质福利的工具。归根结蒂,经验上的、知识上的“有”(存在)统治了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而唤起西方人对“无”的意识,无疑是一付清醒剂,是对由这种思想方式带来的西方文化危机的一种挽救。
我们看到,“无”的意识的强调,是西方文化和哲学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这个文化传统的突破。西方的思想家看到,为他们的传统的哲学思想所未能充分认识到的这个根本问题,东方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早已思索过了。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生活的“世界”的不断扩大,他们当中有不少思想家、哲学家已开始意识到不能光局限于自己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对于宇宙、人生的本源性问题,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深人思考问题,各民族,各文化类型,需要交流;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发展到现在使人们有一种“危机”的情况下,这种交流更加显得重要。
东方的民族,是对“无”的意识觉悟得比较早的民族,古代印度的佛家、中国古代的道家,论“空”论“无”,同样是对“世界”与“人”的本源性关系的一种思考。这种思想在东方也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消极的、虚无主义的色彩也成为东方民族的精神枷锁,所以,近百余年来,东方的志士仁人对西方的科学、务实精神趋之若骛,这种趋向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的需要。然而西方的文化发展似乎经历了一个相反的过程,在沉湎于数百年声色货利的经验世界之后,想起了那个令人战栗的“无”。
“无”的意识的觉醒,又使人们回到“人”与“世界”的本然性(本源性)状态。远古的“黄金时代”,卢梭幻想的“自然状态”……都在这种“本然性状态”中得到了依据和净化。西方的传统思想方式使“人”忘记了“本”,忘记“存在”(有)的意义,也忘记“不存在”(无)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只要“人”存在,则总是向“人”开放的,只是西方人的传统思想方式常使他们理解不了那种意义。当代由于海德格尔的启发,西方人终于从根本上正视了“无”的问题,在经过一段冲击性的危机感后,又逐渐找到了这存在论上的“无”与自己文化、哲学传统的沟通之处,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萨特的工作了。

二、“形而上学”的否定与“哲学”之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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