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A.赫胥黎在他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引用著名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一段话为开卷题辞：“乌托邦似乎比我们过去所想像的更容易达到了。而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另一个痛苦的问题：如何去避免它的最终实现？”别尔嘉耶夫青年时曾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当然熟悉正是马克思主义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改造成了有历史根据的合理性理想。然而，与布尔加科夫等一批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别尔嘉耶夫在不惑之年忽然转向基督教末世主义立场。在此，乌托邦之历史规划遭到了另一种景观的未来学说的批判。
　　乌托邦观念源于希腊思想，它与基督教的末世观念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乌托邦论与末世论的确又共同关涉到一些基本的价值范畴，这些价值范畴如今已成为不少人诅咒或憎恶的对象，它们是：希望、未来、理想，乃至解放。
　　自从乌托邦被纳入历史规划，这个世界中已有无数真诚的男男女女为实现理想的未来、美好的希望，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说得切近一些，在这些人中就有我们的亲人和前辈。他们临刑前的微笑和激动人心的口号至今萦留在我们的心际。
　　奥威尔早在四十五年前就提醒人们在做噩梦。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乌托邦的观念史已几经嬗变，有了质的变化。温斯顿.史密斯的被痛苦撕裂的脸相与那些为在历史进程中实现理想未来而献身者的临刑微笑，令人苦痛不堪地叠合在一起。从噩梦中醒来的人把希望、理想、未来、解放判为潘多拉的盒子，当然顺理成章。
　　然而，究竟是谁之罪？是希望、理想、未来、解放这些价值范畴本身吗？人类在经受磨难之后应该唾弃、诋毁、诅咒的是这些价值范畴本身吗？不仅对我们这些十年动乱的劫后余生者来说，即便对那些富裕得恐惧未来的西方人而言，是否应该低毁、拒斥对未来的希望和理想的盼望，都不是一个可以存而不论的问题。
　　当今时代，不抱希望已成美德，嘲讽谈论理想的未来已成时髦，即时行乐的清醒已成最高智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当代著名基督教神学家莫尔特曼站出来为希望、未来、理想和解放正名。他宣称，在基督教神学中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未来的问题，希望而非绝望————绝望即罪——才是属人的美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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