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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格神到理性上帝 上帝观念的演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4932 次 我要收藏

 《创世记》中耶和华上帝是一位人格神,与中国创世神话中的女娲形象相一致。二者的一致性还这可能与对同一次世界性“大洪水”的共同记忆有关。女娲补天的原因是因为“天”出现了“漏洞”,因而使洪水肆虐,其补天的漏洞是为了拯救人类;而耶和华上帝用“挪亚方舟”使人和动物得救。虽然方法不同,但目的和效果是一致的。而且中国的两河流域——长江与黄河地区广阔膏腴的平原和温和的气候使中华民族的性格宽博、冷静、平和,所以能从神话世界中较早地脱离出来,较早地进入真实地记录历史的时代。况且“中国人”的历史概念正是从对野蛮征服者的文化征服中逐渐形成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在历史的炉火中经历锻炼日趋成熟而形成了在亚洲不可逾越的文化霸权,可以藐视任何貌似强大的征服者,即使“异族”真的实现了对中国两河地区的军事“征服”,但也不得不在文化上“被征服”而被纳入中国人的文化体系,最终以湮灭或弱化“异族”民族性的方式皈依中华文明。所以中国人总能从容不迫地记录自己经历的真实历史,不需要编写恶狠狠的可怕寓言为自我压抑的心灵获得解脱,因此不像以色列民族那样因为民族的弱小和寄人篱下受迫害而对神明赐予“正义”有泪流满面、如饥似渴、诅咒发誓的虔诚渴望。

  弱小民族需要一个强大的神明,世界历史便选择了希伯来人创造一个后来具有世界意义的大神的使命。《圣经》把神话、历史、最高神的观念、寓言等杂糅于一体,显示出了以色列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历史上以色列人民曾三次大规模流散,失国达一千八百年(上世纪有六百万人遭德国法西斯屠戮,1948年才得以复国)。正是以色列民族的不幸历史幸运地成为完善上帝观念的最初原因,使在古希腊文化曾繁盛一时的欧洲通过嫁接基督教文化而成长出理性上帝变为可能。用另一种话语表达是——上帝用苦难启示希伯来民族对他的理解。

  《旧约》中《出埃及记》以后的部分可称为上帝的宙斯时期。这位耶和华上帝的性格和古希腊人的神明宙斯是很接近的,例如喜怒无常、暴戾——这是人类精神赋予神性以人性的特征。神明是情感支配的神明,而不完全是理性的神明。耶和华是以色列民族精神的统治者,但他统治的方式却不完全是精神性的,而是物化的,甚至是很具体乃至有点繁琐——例如为了香炉的事还要亲自出面告诉摩西。所以《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是具体的统治者,尽管他的形象没有宙斯那样具体,但他的行为——用人可以听到的声音发号施令——表明他依然是一个物化的神,耶和华关心的那些事都是一个世俗王者所关心的。我们在希腊更成熟的时期的精神产品——希腊悲剧中可以领略到神谕不可抗拒的命运——俄狄浦斯王(Oidipous)在尽力挣脱神谕的行动中正好完成对神谕的验证。神谕昭示:俄狄浦斯王将杀父娶母;为逃避神谕,俄狄浦斯王出生后被弃山谷,却被牧羊人救得,最终没有逃脱杀父娶母的神谕。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外在于人类神明所具有的超越具体事物而达到的等同“命运”,在《旧约》耶和华上帝那里显然远没有达到。就历史的过程看,希伯来与希腊显然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然人类之为人类正在于不同民族的精神成长过程都显示出一定的相似性。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宙斯被想象成血肉之躯的统治者,他与人类中的最高统治者的差别除了威力更大之外即是“不死”,而人都是要死亡的,除此之外他似乎与一般英雄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喜欢美色(扮天鹅将丽达奸污)、容易发怒(放射毁灭性极大的雷霆)。耶和华不如宙斯性格外露,但喜欢肥美的烤牛肉似乎有悖他当初创造万物的初衷。这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因为人类对自身的理解必然反映在对神的理解上,例如以色列人自己喜欢吃烤牛肉就以为耶和华上帝也必然有此嗜好。那种以今天的价值观埋怨耶和华噬血、好杀的人是没有历史地理解人类精神发展的历程,没有把上帝观念与人类精神成长作统一观。正是人类自身对正义的理解只停留在为宣泄愤怒情感拔剑而起的阶段,才把耶和华上帝描述成顺应自己意志的神。以色列民族的先知每当面对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发生就说耶和华必对此报复时,耶和华的性格也就存在于此先知的心胸中,而一个先知的心胸——必然是那个时期人类精神的体现(《旧约》记录的以色列人的任何一个“先知”的心胸都没有达到老子的《道德经》所达到的高度和境界)。历史还要等若干年才能把耶稣的“拔剑者亡于剑”这样伟大的观念注入人类的心灵。

  反对对耶和华和宙斯进行比附的事实是,如果宙斯(古罗马的朱庇特)是古希腊人(到古罗马)的“耶和华”的话,却为何没有形成信仰宙斯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最终征服了罗马人成为“国教”,罗马人自己的神倒成了异端,这的确值得历史学家们分析。需要指出的是,以色列人关于耶和华上帝的观念到公元一世纪耶稣诞生后,的确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从目前的四福音书分析可知,耶稣被认为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许多人信了他。在耶稣死而复活到最终“升天”,他的言行迅速地传播开来,到达并蔓延整个欧洲大陆。如果要追索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就只能从以色列民族自己的处境去分析,借用黑格尔的语言,即从他们民族的“民族精神”去思考。对于强大的罗马人的统治,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反抗,名义上统治他们的希律王家族的种种秽行更让他们反感。他们祖祖辈辈信仰的耶和华神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拯救他庇护的人民呢,这是以色列民族的烦恼。解决这种烦恼的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以色列民族产生一个英雄,带领以色列人去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以后在约旦河地区约书亚击败诸王所做的那样。但是,在摩西、约书亚乃至大卫以后,以色列似乎再也产生不出伟大的民族英雄了。听耶稣讲道时,以色列人或许也寄希望耶稣成为民族解放的领袖,但耶稣认识到自己没有组织和统帅人间军队的才能,也没有出奇制胜的权谋,或者他自己本来就蔑视这种才能和权谋,其思想——忍让、克制、博爱与这种世俗雄心格格不入。他在传道生涯中尽力避免和罗马人发生冲突,有的只是关于上帝进行最终审判的信心和对摩西十诫等观念的理解——强调敬神和爱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他要解救的不仅是以色列人,而是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所有人。在一个崇拜暴力、充满罪恶的时代,耶稣的博爱思想是极为可贵的,这和早他五百年的东方的另一位伟大觉者释迦牟尼的“众生平等”思想不谋而合。假如以色列民族不是那样弱小(人数总是很少),而是从中产生了像刘邦、项羽那样野心勃勃的领袖或者诸葛亮那样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扭转乾坤的话,耶稣或许就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耶稣了,他死而复活的“奇迹”可能被门徒们当作装神弄鬼的东西而遭冷遇,其本人也可能湮没在千千万万没有名姓的人物中——当然这完全是假设。正因为以色列不是中华民族、罗马民族那样强大的民族,所以它也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罗马民族那样的民族英雄。以色列民族的“民族精神”是要从精神上而不是从世俗政权上征服罗马乃至世界。这正是真正意义的宗教精神,即普遍性意义的宗教是从解决人生的烦恼出发,而不是从某些人群(如国家、民族、阶层)实际利益出发。耶稣从解决自己民族的烦恼出发拓展了人类精神的空间,使每一个想象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心灵油然而生崇高和悲悯的情感,上帝的光辉在耶稣殉难的十字架上闪光,基督宗教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而在世界广泛传播。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方。释迦牟尼(乔答摩.悉达多)诞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问某人为什么痛哭不止,此人说,太子将成为世界的王而不是我们这样小国的王。此人所谓的“世界的王”其实是预示释迦牟尼所领悟的真理将传遍世界的意思。而传遍世界的宗教不可能是拘泥于某个民族解放的理论,而必须是具有普世性的真理。目前来看,具有普世性的“真理”只有两种——宗教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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