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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7 点击: 828 次 我要收藏

  1553年(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面向中国大陆抱憾而死。这是一起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欧天主教改革和北欧的新教改革)和环球航行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沙勿略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Valignani, Alexandre)在澳门眺望北方,他的呼喊代表了罗马世界面对中华帝国的焦虑和无奈:“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有耶稣会士更感慨:月球离欧洲有多远,中国就离欧洲有多远。
  
  当然,晚明到清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从马礼逊到马提摩太,这些伟大的信徒在中国进行了艰苦的耕作。今天,在一定意义上,“神州”生活在借他们所给予的恩宠之中。不用说今天信仰方面的收获,诚实的人们不应该忘记: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医疗、印刷业、传媒、教育、慈善事业、现代婚姻制度、女权以及政治改良(有明一代以来)诸方面无不得益于来华传教士的文化贡献。然而,这一切在中国当代史中被彻底涂掉了,甚至换上了面目全非的说法。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反历史的解释并非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同时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换句话说,审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我们震惊地发现,至少在1949年以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紫金城的天子是传教士最大的敌人。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排除这样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朝庭和知识分子在铲除宗教的行动中往往互相利用。今天,经过“改造”(1949年以后)和毁灭(1966年以后)的双重灾难,神学和信仰在中国开始复兴。但与此同时,原教旨主义的无神论者也卷土重来,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老左派,无论是体制内的科学派还是体制外的自由派,他们在继承“沈?嗪脱罟庀取钡氖乱瞪洗锍闪斯彩丁U?是在这种背景下,检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是当务之急。
  
  
  “教案”——作为凶手的中国知识分子
  
  由于教会从来没有在中国取得过相当于它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因此基督教在中国总是处于政治权力的淫威之下。基督教在华存在的这种先天不足,给他的敌人提供了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予以打击的条件。“景教”的覆没(845年唐武宗发布铲除外宗教的诏书),似乎开启了基督教在中国受难的历史。遗憾的是,在这一连串苦难中,凶手主要是由中国士大夫来担当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诽谤者或告密者,极端的时候,他们就是刽子手。
  
  在这似乎令人费解的名单中,晚明的沈?嗪颓宄醯难罟庀忍乇鹨?人瞩目。
  
  1615年,沈?嗳文暇├癫渴汤伞U庖荒?5月他向皇帝上奏书要求将传教士与中国信徒判处死刑,这一“檄文”揭开了“南京教案”的序幕。他对基督教的指控为所有指控基督教的后来者提供了范本:传教士秘密潜入帝国。基督教是异端邪说,标新立异。在儒学经典中找不到基督教的教义(天主教自诩它的道德体系要优于儒学的三纲常伦理)。基督教不承认皇帝是最高的精神权威。……
  
  沈?嗟暮粲跛坪醯玫搅顺?了徐光启等人以外的大多明朝知识分子的响应。在中国,往往最保守的就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中最保守的就是“考试制度”熏陶下或控制下的秀才们。1617年,南昌300名秀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皇帝驱逐传教士,禁止天主教。在南京,沈?嗤?样得到了秀才们的支持。南京的“知识分子”们的独特贡献是,他们为传教士的罪状补充了新的标准罪状:男女信徒深夜聚会图谋不轨,更重要的是,信徒画十字是发动革命的暗号。这显然是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诉。这些指控不仅是阴险的,在投皇帝之所不好方面也是精明的。沈?嗍だ?了,1617年皇帝发布了逐教令。传教士被关进监狱、被驱逐,而信徒被迫害。传教被视为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臭名昭著的魏宗贤为首的“阉党”和沈?辔?代表的知识分子结成了同盟。不仅如此,“诗人和流氓的共谋”还成功地阻止了欧洲对明朝的军事援助,那时候,满人挥师入关已经准备就绪。
  
  沈?嘞壬?的雄文后辑为《破邪集》,于1639年再次发表,长期以来,被唯物论知识分子奉为宝典。1624年4月19日,沈?嗨懒恕4?教士开始辛苦地在废墟上重新耕耘,汤若望和清顺治帝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标志着这场努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1659年,一个声名狼藉的文人开始发动反汤若望、攻击天主教的政治运动。这个人叫杨光先。“他的观点显示出他是一个充满仇恨的、顽固的,但又思维敏捷的人。”“他声称……他有先知先觉具有预言世间万物的力量。这一点使他在当时北京的女士中间受到普遍欢迎。”(George H.Dunne,1962)杨光先的反教事业首先得到了一位叫吴明?@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吴明?@是钦天监的官员,他因嫉妒毫无根据地指控汤若望(时钦天监监正)几次预报天象失误而受到过惩罚,甚至被判处死刑,由于汤若望的请求才免于死刑。汤若望的宽厚加深了吴明?@的仇恨,他“以他一知半解的天文学知识来支持杨光先。”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杨光先又得到了另外一位恶人的支持,这就是摄政大臣螯拜。在螯拜的支持下,杨光先于1664年9月15日向礼部控告汤若望,罪名是:汤若望的天文历书有错误、传教士以测绘地图的方式反对国家、传教士向人民灌输不良信仰……。其后螯拜开始逮捕传教士,朝廷开始新一轮禁教运动,教堂被关闭,教士被处死和驱逐,教堂的财产被查收。1669年康熙为汤若望“平反昭雪”,杨光先被解职。杨光先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不得已集》,在这里集中展示了他与天主教以及欧洲天文学斗争的“理由”。
  
  雍正和乾隆年间的信仰禁锢与文字狱事件更为人所熟知。1724年雍正诏书产生的严厉政策一直持续到条约时代——《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在羞辱中华帝国的同时开辟了传教的合法性。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文化灾难中,知识分子是受害者,但同时也有另外一批知识分子是凶手——他们为朝廷的迫害行动提供了“专业上的支持”,而在一些案例中,他们就是始做佣者。这种传统在今天一些著名的宗教迫害事件中同样被继承下来了——我们看到,业内人士是如何在别人的苦难上落井下石的,他们为国家暴行提供了“学术支持”或政治合法性。在清朝众多殉教的兄弟姐妹中,一位叫林昭(1817-1858,贵州人)的女信徒特别引人瞩目。她和20世纪北京大学另一位女信徒林昭同名而给人印象深刻。后来的林昭死于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位林昭死于士大夫官僚对儒家官学的忠诚——审判她的官员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他真诚地相信林昭得了“神经病”。她的死同样是惨烈的。
  
  当然,最引人瞩目的教案发生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近年来由于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入和相对开放的研究,真相已经开始披露出来。总体上说,在这一整场灾难中,传教士是无辜的。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那些乡民所相信的关于传教士的各种荒唐而恐怖的传闻(教士吃婴儿、剥人皮,挖小孩的眼睛、军事间谍、集体淫乱等等)是从哪里来的呢?义和团的“意识形态”是谁提供的呢?我同意作家余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显然是当地知识分子编造和提供了这些故事或谣言。他们拥有这种“创作能力”和“艺术想象力”。还有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清流党人)为义和团提供了全部的民族主义偏见。如果这一推理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发起却置身事外的一场排外反教运动。“理论掌握了群众”,知识分子的反教事业在上世纪初达到了辉煌的高潮。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给反省“庚子事变”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个忠告:仅仅反省民族主义和暴民的勾结是不够的,反省者应该看到知识分子本身在这场动乱中的幕后角色。这是一个极其不光彩但却至关重要的角色。
  
  1919年5月4日,隐藏在幕后的知识分子终于来到了前台。这时候,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宋明理学这种反教资源,开始从不同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全部胡说。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和法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饥饿状况中总结了欧洲对宗教的历史性偏见,但他可能没想到,他关于宗教问题的全部见解在中国拥有了最坚定、最持久和最庞大的信徒——即使到今天,即使那些对马克思哲学和社会学说嗤之以鼻的学术新贵,也打算在“鸦片论”和“反映论”面前俯首称臣——他们不会忘记同时拉上罗素站在自己的门前,尽管罗素在这个问题上的很多见解是极端轻率和信口开河的。不过早期的在华传教士可能会感到惊诧:那些法国的唯物主义作家,那些启蒙时代的文化英雄(伏尔泰等)恰恰是在他们给欧洲的信件中找到了中国世俗理性的新资源。当然,这责任不在传教士身上。现代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先从法国后从俄国获得了他们关于宗教的全部知识,然后他们回来了,他们打算以新真理的名义完成“沈杨”的未尽事宜。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右翼开始帮助他的左派对手:它打算复兴孔教、以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态度与中共的“卖国主义”(亲苏)争夺民众的掌声。在20世纪20、30年代,国共两党及其知识精英,在反宗教这个问题组成了某种“统一战线”,这种“联合”使人想起太监和知识分子在晚明时期的“精诚团结”。
  
  当然这种合作是短期的。我不知道蒋介石的转向是和“枕边风”(蒋夫人是一位基督徒)有关,还是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至少1937年以后,他似乎开始对基督教表示友善。也许教会对共产主义的一些反应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促进了国民党后期的亲宗教政策。早在1924年,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天主教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以拉丁文编撰的《主教会议条例汇编》第201条“要人们提防那些有害家庭及财产的破坏性组织,因为他们不是为自由服务,而是实际上导致对全民的奴役。”1937年,教宗在《神圣救主》通谕中指责无神论共产主义是人类和家庭的破坏者。教会这些反应获得了中国右翼知识分子的好感,但无疑和“左翼文艺”及其大本营延安结下了仇。
  
  事实上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就把教会视为敌人,科学主义、法国式的民主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劳工神圣”为代表)是“五四”精英的主要精神偶像。这四种思潮都宣布基督教是它的敌人。于是历史又返回到利玛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换上科学主义的新式武器掀起了新的反教运动。这次对教会的控诉书不是送给皇帝的,或者它送到了“新皇帝”面前:这个新偶像叫人民大众。
  
  这场辩论在1922年达到了高潮。1992年教育界大辩论几乎就是当年利玛窦和淮三等中国知识分子辩论的翻版。是年春,世界基督教大学生联合会在北京组织了一次会议,而上海的大学生首先抵制,并在19个省得到响应。1922年4月9日,正当基督教大学生会议在清华大学开幕之际,北京大学举行了狂热的反宗教聚会。曾经留法的李石曾在这一反宗教运动中宣称:宗教是一种过失的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发言:他为教育思想的世俗化辩护,主张以审美的价值取代宗教信仰,他赞同这一老生常谈:宗教信仰不过是苦难人类的梦想。在一定意义上,“审美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所谓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中国思想界对“审美教育”的反省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还根本没有这种问题意识。事实上“审美教育”和“极权主义”精神密切相关,它不仅压倒了宗教教育,也压倒了理性教育。这种“新教育”思想把社会变成抒情的国度,而中国传统教育从来不缺乏这种“文人精神”。由于它钟爱文学思维,又把整个国家变成了幼儿园,这里充满着精神病患者式的畸形文人和蛮不讲理、自我感动式的文化骗子。审美当然是文化教育的内容之一,但显然不应该置于教育的核心。
  
  在民族主义的支援下,无神论者取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当然,无神论的胜利在1949年获得了国家的最后确认。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驱逐教会的同时也埋葬了自身。1949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教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毛的意见,很多知识分子乐于看到以国家的方式清除“宗教迷信”。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宗教信仰被彻底消灭了,连它作为宪法的伪饰也不需要了——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被消灭了。我愿意推想,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灾难中仍然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和发生在宗教界的灾难区别开来,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受到的迫害是冤枉的,而后者是罪有应得。“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古拉格”归来,在他们的浩如烟海的伤痕文字中,读者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宗教迫害的故事。——无论经历多少苦难,反宗教这一传统总是一如既往的。
  
  
  “迷信”——作为偶像崇拜者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近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最保守的力量。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这是由于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更骄傲,更自以为是,更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大致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既得利益,一是观念上的冲突。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在中国往往就是知识官僚,这不仅仅是由于知识分子对汉语知识的垄断所决定的,更由于政治权力通过考试制度造成的。这种存在状况事实上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和权力部门(市场化以后是“市场”)通过封闭的交易关系获得回报。这种商业关系必须是排它的才可能获得“利润最大化”。这就意味着,必须排除任何对这种文化必须品独家专卖的竞争者。特别是当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精神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时候,一种生存危机或政治危机感就出现了,它使知识分子更疯狂地要求驱逐竞争者,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地在肉体上消灭闯入者。在动员专制权力清剿思想异端和铲除宗教组织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得心应手。在这种意义上,这种迫害事实上是两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合作。几乎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敌视基督教这个问题上,儒家知识分子以及今天的知识分子往往和佛教、回教和道教的知识分子同仇敌忾。
  
  当代美国耶稣会士邓恩神父(George H Dunne,1905-1998)在分析沈?喾醋诮痰男睦砀?源时谈到:
  
  “沈?嗍枪倭胖饕褰撞阒械囊辉薄U庵止倭盘逯圃蚴羌赴倌昀锤髦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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