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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夏年: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084 次 我要收藏

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是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的杰出使者与文化名人。去年是玄奘大师圆寂1330周年的日子,为了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弘扬传统文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和长安研究中心于1994年4月16日至22日在河南偃师与陕西西安二地共同发起和组织召开了“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和台湾地区的代表23人,大陆北京、上海、江苏、甘肃、福建、黑龙江、湖南、广西以及河南、陕西等地代表80余人,总计100多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外国学者有,尼泊尔驻中国大使B.C.马拉教授,斯里兰卡KELAMIYA大学Y.达摩吠苏地教授、印度龙树大学副校长Y.C.西姆哈特立教授、日本立教大学横山纮一教授、韩国东吴大学林基中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志夫教授、大陆学者有黄心川、郭朋、张岂之、吴立民、巫白慧、韩镜清、田光烈、方立天、楼宇烈、高振农、史会海、刘培育、林承节、黄盛璋、沈剑英以及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众多年青学者和佛教界人士释海法、许力工等人。大会收到论文60余篇。内容包括对玄奘大师的生平事迹、弘法译经、撰述功业及唯识、因明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中国宗教学会等分别发来贺电。

  本次会议的目的是,研讨玄奘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宣传玄奘的思想和业绩、弘扬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交换世界各国玄奘研究的情况、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寻求长期合作的可能、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学术交流和学者之间的友谊。代表们采用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等形式,进行了广泛地学术交流,并就上述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代表们认为,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玄奘的贡献是广泛的和全面的,但是首先表现在佛学方面,译经、唯识学、因明学则是最显著的表现。玄奘的译经是“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的伟大事业。他译经总字数达1300余万,占整个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又为中国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位大翻译家译经总量的一倍多。除了数量的优势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在他的译经质量上。有学者就玄奘翻译的《心经》与梵文原本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奘译本与原本在若干地方不同。“玄奘的翻译,不以严格追摹原文为能事,而是依义理传达和行文的需要常对原文加以变异增删,其中尤以删裁最多见。”“玄奘的译笔不仅充分而准确地反映了原经的宗旨,经过更动(主要是删略)后的译文更有敏快精当,一气呵成之势。”忠实的目的并不是靠紧随在原文之后亦步亦趋去追求,而是设法在谨慎变异后畅达的汉译中去体现,这正是玄奘的翻译忠实观。在众多的《金刚经》译本中,玄奘译本明显地受到当时十分流行的骈文文体的影响,许多语句在音拍节奏和句型结构上都以工整对仗和平仄形式出现,其中常见的是四四拍和四六拍,从而使其译文更加符合当时汉语的习惯,更加通顺流畅,易于口诵耳传。台湾学者对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的研究做了介绍,认为《瑜伽论》虽然是瑜伽行派的基本典籍,但却不是日后研究的重心,即使被研究也是以(菩萨地)为中心而开展的。只是到了近代,(声闻地)的研究才有了进展。

  日本学者认为“(唯识宗)这一派的教理,在理论上,可称作‘性相学’。性相学中的‘相’是现像存在的总称,‘性’则是这些现象的本性。其中通过对相的观察、分析、最终达到‘性’,这是这一派修行的目的。”中国学者说,“六经十一论”在中国的译传,表明慈氏学潮流在华兴起。但是在译传中出现了逆流,“地论师昙延伪托‘马鸣’制造了《大乘起信论》(原来拟名《涅槃大疏》)。”玄奘为了解决这一逆流所造成的影响及“百有余科”的疑难问题而决定西行求法,作唯识学的第二次译传,使慈氏学在华夏的汉传及藏传两个大藏更形丰满,为汇合研究与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学者指出,法相宗之所以在唐代盛极一时,几传以后即趋衰落,最后几乎被人们所遗忘,这与玄奘及其弟子辈坚持五种性说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人研究了新罗憎圆测与玄奘、窥基的关系,认为“圆测与玄奘之间的关系,不是师徒关系,‘弟子’、‘高足’说不能成立的。他们二人的真正关系,在早期,是‘同学’关系,在后期,是‘同志’关系。”近代唯识学说之所以能够复兴,推动整个佛学的复兴,最根本的原因,是唯识思想包含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因此学佛之人,几乎无不以法相唯识之学为必修课,凡是研究佛教理论的,也大都注重法相唯识学,所谓“教宗法相,行在弥陀”。在某种意义上,唯识学复兴可以说是整个佛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代表们认为,玄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汉传因明传统。他所译的因明经卷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甚至是唯一的版本,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汉传因明传统不是从古因明到新因明,不是着重发展《集量论》和《正理滴论》的“认识论逻辑”,也不是把因明作为脱俗超凡的内明的组成部分,而是以陈那的《正理门论》为主要经典,突出因明的论辩功能,着重研究和发展因明的立破论式及其规则,即研究和发展因明的逻辑内容,因此汉传因明是比较典型有逻辑的传统。有学者说,玄奘之所以选择“因明”二字作为特定术语,这是“‘因明’一词的‘因’不能单纯理解为‘原因’、‘理由’,而应作‘因果联系’讲。”为了改变国人不重推理的倾向,他翻译了因明二论,而没有翻译《集量论》。有学者根据梵汉本《因明人正理论》的对勘,指出“因三相”在汉译本中的“定有性”和“遍无性”之“定”、“遍”二字梵文本里没有此二字对应字或词义,它们是奘师在译文中补充进去的,是创造性的翻译。玄奘门人对因明学也多有阐发,但是并不一致。特别是在“六因”理论方面,学者认为,“玄奘和窥基的广义因论是对因明的发展,是值得在中国逻辑史上大书一笔的。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玄奘和窥基的广义因论仍有界说欠明白和论说欠周密的缺陷。”首先,作为广义的因,究竟指的是三支论式中的因和喻,还是宗、因、喻三支都包括在内的整个论式?窥基解释指的是整个论式,而《大疏》又明白无误地将宗排除在生因和了因之外,这就显出他们的广义因论还是不彻底的。其次,将六因约为四体也欠精当。本来六因的分别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六因模型。经《大疏》“约体成四”以后,便不免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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