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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峰: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33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历史资料,阐述了俄国东正教在华近3个世纪传教活动的特点。作者指出,俄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团实际上是一个从事间谍活动,搜集中国各方面情报,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工具。

东正教传入中国已有290多年的历史,其间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1665-1716年),从沙俄在我国黑龙江雅克萨地区修建东正教堂和修道院,至沙俄派出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第二阶段(1716-1858年),从沙俄派出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至中俄签订《天津条约》;第三阶段(1858-1900年),从《天津条约》签订至义和团运动;第四阶段(1900-1917年),从义和团运动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第五阶段(1917-1949年),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六阶段(1949-1956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俄国侨民撤离中国。1956年,俄侨撤离后,北京传教士团负责人暂由中国人(俄裔)姚福安神甫接替。从此以后,东正教在华势力急剧减弱,到“文化大革命”前,北京传教士团已不复存在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290多年间,沙俄向中国先后派遣传教人员300多名,建东正教堂300多座、修道院1所、独立教区6个、神学校20所、气象台1座。沙俄政府也自1820年起向传教士团提供经费,最初每年为6500卢布,以后增至16250卢布。北京传教士团在中国兴办企业和事业单位46处,拥有教会财产150万卢布。它的势力发展到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教徒总人数高达338200多人,其中多数为俄人[1]。

概言之,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中国3个世纪的活动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东正教传华与沙皇的侵略密切相结合

马克思在《希腊人暴动》一文中深刻地揭露了俄国东正教会的反动本质,指出它“变成了对内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从17世纪以来,沙俄除了采取军事手段侵略我国外,又积极利用宗教这个精神武器,先后多次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1692年,沙皇彼得一世派特使义杰斯到中国,给他下达了六条指令,其中一条是“要求清政府拨地供俄国建造一座东正教堂”[2],供在北京的俄国人过宗教生活。当时东正教神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除了在俄国人中间进行宗教活动外,还把他的传教活动扩大到中国人中间,为此深受沙皇彼得一世的重视和赞赏。1695年,西伯利亚教区都主教伊格纳秀受沙皇彼得一世的委托,指示马.列昂节夫今后不但要为沙皇祈祷,而且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可靠的立足点,诱使更多的中国人信奉东正教。1698年,彼得一世又批示:“此举甚佳,为了上帝,要干得小心一些,不要鲁莽,不要因此,怒中国官吏……。我们应当在那儿有一些不是过于博学,而是机智、有礼貌的战士,以免因过度骄傲而使这一神圣事业……遭到失败。”[3]

1716年,俄国政府根据沙皇彼得一世的旨意,正式派遣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俄国学者格列勃夫在谈到这一时期东正教的作用时指出:彼得一世巧妙地利用了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以打开中国的门户”[4]。1721年,英诺森.库利奇茨基主教被委任为在华传教士团的新领导人。他一到任,即遵照沙皇彼得一世的指令,要求中国当局准许他在北京“自由居住,主持教务,随意访问有俄国教徒居住的(中国)其他地方”[5]。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修士大司祭英诺森也供认,传教士团在这一时期“起着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传教士团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指示是来自俄国政府的,政府希望通过教会实现俄国的政治利益”[6]。可见,东正教的传华活动是在沙皇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与沙皇的侵略野心息息相关。

二、东正教传华与沙俄的军事、贸易、外交密切相配合

在军事方面,传教士是殖民主义的急先锋,他们走到哪里,火和剑就到哪里,灾难和痛苦也就出现在哪里。1665年,沙俄政府派遣以尼基弗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的一批武装人员(其中有随军东正教教士一人,名叫叶尔莫根)侵占我国黑龙江雅克萨城,在那里修建了最初的东正教堂和修道院,强迫当地居民信奉东正教,同时到处抢劫财物,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激起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685年,清政府出兵收复了雅克萨城。1830年,沙俄政府委派了以修士大司祭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为首的第十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其中有一名监护官,名叫拉迪仁斯基,他原是沙俄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军官,利用“传教士”的身份非法窜到我黑龙江地区刺探军事情报,随后他又提出一份武装占领黑龙江的详细计划,深受沙俄政府的重视和奖赏[7]。1850年,沙俄政府派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为第十三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他在任职期间,参与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武装侵略,扮演了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角色。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根据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积极鼓吹:“目前中国的内乱(指太平天国革命),正是开辟黑龙江航线的大好时机。”“毫无疑问,我们一旦派遣大军公开沿黑龙江而下,满州当局一定会出面口头阻拦,然后也许还会由理藩院向我国枢密院提出书面抗议,但是,对于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而且应该坚决地回绝,……我敢断言,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8]

在贸易方面,沙俄政府通过贸易活动把传教士秘密带入我国。1702年,沙俄政府以在华的东正教神甫马.列昂节夫年老体弱,无力继续主持北京的东正教堂为理由,要求清政府准予另派两名传教士来京接替,遭到拒绝。于是沙俄政府改用派商队的办法,使一些传教士偷偷随商队来京,以加强与北京东正教堂的联系。1703年,萨瓦齐耶夫商队中就有东正教传教士数人夹在其中。[9]

1711年,胡佳科夫率领俄国商队来到北京。这时康熙正准备派遣以皇太子待读殷札纳为首的代表团经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看望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胡佳科夫遵照彼得一世的指示,借机要求清理藩院准许俄国传教士来华接任马.列昂节夫,并以此作为沙俄政府同意殷札纳为首的代表团过境的交换条件。[10]康熙皇帝同意了这个要求。1716年,沙俄政府委派的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为首的北京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住在俄罗斯北馆(即北京东正教堂,位于北京城东北隅),生活费用全由清政府供给。这就是沙俄政府派遣的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这个传教士团的到来,使沙俄对华的宗教活动前进了一步。他们积极充当俄国商队的向导和翻译,[11]起了俄国商人带路人的作用。同时,商队又是北京俄国东正教堂向沙俄政府传递情况的可靠人。1836年7月,第十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修士大司祭向沙俄政府报告有关中国贸易的情况时指出:北京市场上镜子短缺,“我国如向中国出售同类货物,亦将有厚利可图”,并具体指出了镜子的宽度和长度。这一商业信息给俄商带来了巨额利润。1843年俄商向中国出售镜子的总价值是9555卢布,1847年激增为32640卢布,四年间销路增加了好几倍。[12]1844年4月,第十二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修士大司祭向沙俄政府报告说,由于《南京条约》保证了英国在沿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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