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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艾、霍维洮:经堂教育的兴起与回族伊斯兰教门宦的形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39 次 我要收藏

[摘要]西北回族历经唐宋元明时期的发展壮大阶段,期间的蕃坊制和教坊制为其基本的宗教组织形式,但发展缓慢。明代兴起的经堂教育推动了回族内部的宗教联系,至清代前期,其突破了教坊制的分散性,建立了门宦。故经堂教育的兴起推动了门宦的形成,而门宦制度赋予教坊以组织联系,这种互动使得回族社会进入明显的组织化进程。

[关键词]经堂 回族 伊斯兰教 门宦

明代中叶,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运转,中外交往和贸易相应减少,回民作为日趋稳定的群体,在经历了一段内部发展时期后,产生了较为突出的民族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对西北回族而言,历经元明时代的发展壮大阶段,期间的蕃坊制和教坊制为其基本组织形式,但发展缓慢,内部结构亦很松散。明代兴起的经堂教育推动了回族内部的宗教联系,至清代前期,西北回族社会突破了教坊制的分散性。故经堂教育的兴起推动了门宦制度的形成,而门宦制度赋予了教坊以组织联系,这种互动使得回族社会进入明显的组织化进程。

经堂教育的兴起

伊斯兰教自唐入华以后至明中叶,穆斯林的宗教教育主要依靠口授式的家庭教育,尚无专门的教育机构进行宗教知识的教育与传播。回族逐渐形成并得到不断发展,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回族族群的需求。因此,明朝末年,作为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积累的结果,经堂教育已经转化为弥足重要的教育形态,并且在陕西关中地区逐渐崛起,它作为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对整个回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清一代,回族居民有了较强的整体民族意识,他们迫切需要文化上的认同。对于一个民族的进一步凝聚和自我确认来说,文化上的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相应地,西北地区产生的经堂教育活动与东南地区盛行的汉译经典运动便承担起了挽救回族宗教于式微的历史重任。

经堂教育之所以有别于家庭式教育,不仅是教育方式由单个化趋向集体化,更主要的是,教育内容由单一趋向完善,由无序向规范逐步转化。

经堂教育有了统一的学制和系统的课程。一般分为两部制,即小学与大学。学制一般为3至4年,教师多由寺内的“二阿訇”担任,也有是由现任开学阿訇担任的。经堂教育有专门的语言和文字,经堂语就是中国伊斯兰教育中使用的一种专门语言。它是指运用汉语语言规则将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三种不同的词汇或词组交互组合成句的独特的汉语表达形式。“小儿锦”也叫“小经”,是中国回族等族穆斯林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与经堂语的一种表音文字。基本上是汉语的拼音,并包含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有时也夹杂着汉字。

经堂教育作为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对回族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及作用。最明显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过去父子相传培养阿訇的方式,改变了家传式教育的狭小性,代之以社会化公众化的教育。经生在这样一个规范的教育体系中接受语言和宗教的专门化培养,其水平决非家传式教育所能达到。所以,回族整体伊斯兰教教育水平有所提高,阿訇数量亦大有增加。家传式教育的对象仅限于阿訇子弟,数量很有限。经堂教育面对所有回族民众,采取开放态度,故社会上有志求学的各种回族学生都集中于经堂教育之中。随着阿訇数量的增加,回族宗教阶层日益扩大。

经堂教育的作用还在于推动了教坊之间的宗教联系,改变了教坊的分散性和封闭性。门宦制度产生以前,回族社会的宗教组织是教坊制。从教坊制向门宦制有一个过渡,而经堂教育是引起和推动这一过渡的重要力量。教坊是以清真寺作为中心,以回族村落为范围进行独立活动,所以教坊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不存在组织联系。经堂教育使得回族宗教职业者阶层由家庭关系发展为师承关系。各地的经生汇集在经堂接受教育,他们与老师、经生之间构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毕业后在各清真寺任教或从事各种宗教义务,自然将这种联系带入了各清真寺(教坊),各教坊之间的联系也就随之紧密了,自然也会产生各种矛盾。如1747年,河州老教回民马应焕“控告同教马来迟邪教惑众”,就是因为马来迟到河州讲经传教引起的争纷。也正是这种争纷说明了教坊的封闭性已经被打破。当然阿訇流动往来于各坊之间更多地是通过师承,同学关系形成的良好关系,自然不闻于府。门宦产生以后,各教坊之间形成了组织关系,这是在经堂教育的推动下产生的,而西北回族宗教制度的根本变化是从苏菲派教义的传播开始的。

经堂教育有力地提高了伊斯兰教的研究和教育水平,造成了发展宗教和研究宗教理论的潮流,故清代西北回族的宗教活动比明代更为活跃。随着宗教教育的普及,宗教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促进了更多人研究宗教的热情,回众中潜心向学的人已不满足于(仅对宗教典籍的学习与研究)经堂学习,转而负笈求学。伊斯兰教讲求“五功”,其中“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故所有穆斯林经生的一个愿望是赴麦加朝觐。对经堂中的学子们来讲,直接向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学者求教是对伊斯兰教进行深入研究的最直接途径。有清一代,甘宁青许多回民不辞艰辛远赴阿拉伯、中亚朝觐求学。于是,苏菲主义就由这些朝觐者作为载体传入中国,与经堂教育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门宦。

门宦的兴起

明代实行海禁,一度使得伊斯兰教的传播陷入低谷。康熙二十三年海禁的解除,伊斯兰教徒朝天方者逐渐增多,苏菲派学理也由此传入中国。哲赫忍耶的马明心,花寺门宦的马来迟就是这样创建了自己的门宦;另外,随着海禁的开放,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商人和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传播各自的宗教主张(其中苏菲派居多),中国本土穆斯林中的一些掌教、伊玛目和阿訇接受主张进行传播,形成各种教派与门宦。

门宦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及其所表现的特征与苏菲派教理是一致的。苏菲派强调导师的作用,认为“欲遵循正道,解救灵魂,必得穆勤什德的指导,穆勤什德是人和真主之间的中介,所以求道者必须绝对服从穆勤什德。”而无论从国外求学归来者,还是受教于中亚教士的阿訇,都因为特殊的师承关系而获得了很多的身份、地位,甚至具有神圣的色彩。也正是这种师承关系将苏菲主义与理论进行了传播,反之,这些理论又为强化师承关系,加强导师与教众之间的联系,形成宗教领袖和中心提供了依据。

门宦主要在西北地区的甘宁青产生并有所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原因的。这主要是由于回族经过了清代长期长足的发展,经济水平和人口增长很快,有构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社会之条件。清中叶以后,伊斯兰教学术活动中心从长安转移到了河州,故河州始有“中国麦加”之称。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在河州知州杨增新的《呈请裁革回教门宦》奏折中第一次出现“门宦”一词。“门”是指对追求苏菲主义的宗教信仰的精神内涵,“宦”是一种外在的组织体系。甘肃人民委员会参事室《甘肃伊斯兰教的“门宦”》一文注释中所定义的“门宦”包括三层意思:一为伊斯兰教的道门,专指甘宁青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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