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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银:对宗教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定义的实证研究[1]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2591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关于宗教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由来已久,宗教学科和宗教人士对宗教经济的研究,远早于经济学及其学者对宗教经济的研究。经济学学者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宗教领域内经济的研究,20世纪中期以来逐渐兴起,宗教经济学概念近年来频繁出现。但是,对于什么是宗教经济、宗教经济学、宗教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缺乏较好的界定和系统研究,宗教经济学理论体系远未形成。本文主要对宗教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宗教经济济其实体进行实证性研究。

关键词:宗教经济、宗教经济学、研究对象

宗教经济不仅是宗教信仰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而且是社会经济的重要内容。宗教经济古今中外长期、广泛、客观地存在着,但是,把宗教经济作为学科研究的对象,则是从近代开始的。不同学者用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宗教经济,得出不同结论和形成不同看法。本文主要从揭示宗教经济运作规律的宗教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即宗教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入手,研究宗教经济范畴。

一、研究宗教经济学的路径

从不同视角、不同目的,用不同学科理论研究宗教经济学及其性质和作用,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甚至相反。

(一)宗教经济学研究的多视角和目的的多元化

研究宗教经济学,从促进个人自律、家庭和睦、地方协调、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民族团结、国家建设、社会和谐和人类发展等目的需要;或从宗教典籍、宗教教义、历史资料、宗教政策、考古和现实中的宗教信徒的生产生活等社会角度;或研究文献记载、人物传记、教理形态、宗教仪式、宗教实践等材料和活动;或从宗教史学、宗教哲学、宗教文化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经济学等宗教学科方面;或用人类学、哲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及其方法,以及直接观察或体验等去研究宗教、宗教经济、宗教经济学的性质和作用,会形成不同认识、不同学术观点,得出不同结论。人们的这一切做法,都是试图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多种目的去揭示宗教经济的运作规律,并且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二)对宗教经济的研究宗教学者远早于经济学者

在人类史上,经济思想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早已存在;经济学理论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经济学作为科学研究并走向专业化是在工业化时代才完成。[2]资本主义以前各历史时期,有不少思想家对当时一些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发表见解,形成某种经济思想,但往往与他们的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思想混杂在一起,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然而,宗教人士对宗教经济的研究,远早于经济学者及经济学。

可以说,宗教从产生开始就进入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可以说,宗教就是应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产生于母系氏族公社早期的原始宗教,距今10多万年了,[3]是最早产生的宗教。它早期的图腾崇拜等宗教活动,就有保佑氏族成员生命和生活的意图。印度佛教,就是应反对杀牲献祭浪费巨大的婆罗门教的需要而产生的。随后产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教义、教规和教律,对信徒的经济行为和宗教经济活动的规范和研究,都比经济学对宗教经济的研究早。

首先,伊斯兰教中一些经济思想观念比近现代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思想观念早成百上千年。如,伊斯兰教学者突斯(1201-1274)著的《纳赛里伦理书》(1236)突出了交换、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他在该书中写道:“自从人们互相合作以及每个人都从事一种特定的职业,并生产比满足他自己的花费更多(东西)以来……。这种分工带来生存方式的国际化结构和人类的经济体制(的形成)。自从人类的生存没有多边的合作便无法继续、没有社会的联系便不能存在以来,人类的本性便依靠着社会。”[4]这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提出的劳动分工和国际地域分工中的“分工理论”早540年。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1332-1406),在其1384年由开罗出版的《阿拉伯、波斯、柏柏尔历史殷鉴和原委》[5]著作中,论及“适度的通货膨胀被认为可以刺激经济活动”[6]。这比凯恩斯1936年发表《通论》提出的政府利用通货膨胀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发展的思想,早552年。再如,伊斯兰教中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天课”制度,比英国1799年创立的所得税制早1176年。[7]而且,天课制度至今仍然在穆斯林社会发挥作用。[8]另外,欧洲中世纪形成的经院学派,用哲学和宗教神学论证经济关系,如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价格的公正性等问题。一些伊斯兰教国家至今也限制利息。

其次,早在18世纪的斯密主张经济“自由放任”、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在17世纪的重商主义和凯恩斯20世纪初提出“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之前,“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的思想在道教的经典及思想中早有蕴藏,并在唐朝的治国实践中取得“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盛世成就。

道教经典《老子》的精髓“无为”和经典《太平经》提出的通过“四种治国之道”达到“无为而治”理想社会的思想,成为先秦道家主张顺乎自然、自由放任发展经济,反对统治者对人民过多干涉的治国思想。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9]认为《道德经》是西方自由市场原理的源泉。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法国医生弗朗索瓦.魁奈,受此思想影响,于1758年杜撰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此思想进而影响到斯密。这一思想和实践比斯密的《国富论》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以及西方国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早若干年。

道教的“无为思想”到汉代有所变化。西汉前期思想家陆贾倡导的“无为而治”,主张在有政府、官吏、法律的社会中,不是完全不要而是尽量减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不同于先秦道家的反对一切社会政治组织和“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陆贾的这种观点比重商主义和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早若干年。

典当业最早起源于中国佛寺。二十四史里的《南齐书》记载过我国佛寺做典当营生,最早的中国当铺就在佛寺。[10]唐代的佛寺常常搞拍卖,北宋时有一本《禅苑清规》里详细记载了拍卖衣服的过程。元代的佛寺里搞过类似现在彩票的“签筹”,抽到有奖。[11]

劳伦斯.R.伊纳库恩[12]等人认为宗教和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条发展路径:第一条着重于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宗教行为,应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技术来解释个人、团体和文化中的宗教行为格局。第二条是研究宗教的经济后果。第三条是借助于神学信条和圣典来支持或批评经济政策,这被称之为经济宗教学。下面重点分析宗教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宗教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从经济学者、宗教神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三个研究角度讨论宗教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经济学者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宗教经济

经济学者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从“信仰外”(非宗教信仰)的角度,研究宗教领域里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等宗教经
济问题。

1.对宗教经济的一般性研究

距今200多年前,大卫.休谟在《英国史》中论及牧师、教士等宗教职业的属性及其薪俸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和方法对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经济动机、宗教信仰,对个人乃至对整个经济运行绩效的影响和宗教团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详尽论证。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13]中认为宗教和经济是构成世界历史的两大力量。之后,经济学对宗教经济的关注和研究沉默了近100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代经济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对宗教作经济学分析。如罗德尼.斯达克与罗杰尔.芬克撰写的《信仰的法则》,他们把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市场供求原理应用在团体或社会层面的宗教现象上,形成宗教市场论的新模型和新范式,建立“宗教市场论”,认为宗教多元和竞争会促进宗教繁荣。

2.对宗教经济的专题性研究

经济学者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某种宗教或宗教某个方面的经济问题作专题研究。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于1973年出版《小的是美好的》,是最早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佛教领域里的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书中提出“佛教经济学”,倡导一种与现代经济学相对的佛教经济学观点。

法国的谢和耐[14],我国的何兹全[15]、罗莉[16]等人从寺院、宫观、教堂等角度,专题研究其资产的来源、经营和收支状况。

瓦尼克.博拉和斯里亚.伊耶分析了印度教育、宗教和社会特权阶层之间的关系。威廉.埃斯特利和罗斯.莱文分析“宗教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诺斯、尼尔.斯梅尔瑟等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宗教经济。科里.亚齐、罗纳德.埃伦伯格用家庭经济学构建“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劳伦斯.扬纳科内对此模型进行扩展性研究。

从经济角度用经济学理论对宗教和宗教经济的上述研究和研究成果,遭到宗教界人士的质疑。质疑者认为,宗教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且是信徒的信仰生活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单纯依赖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来解释宗教以及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依赖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宗教学作综合性研究。认为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是一种心理渴求,即使上帝等神灵是不存在的,但人们宁愿相信有这样一种超自然力量存在,以求得心灵安宁,抚平心灵创伤。

(二)宗教神学者的宗教经济学研究对象

宗教神学家在宗教统帅下,有的用宗教学理论和方法,有的借用经济学或其它理论和方法,研究宗教领域内、外的经济问题。

1.宗教神学者,由于信仰的宗教或教派不同,所用宗教学理论和方法或借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同一个宗教经济或社会经济问题,结论也会不同,形成不同的宗教经济学。

我们从张树卿[17]对儒、佛、道经济观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由于佛、道二教的典籍、教义、教规的差异,对相同经济问题的认识则不同。

一是佛、道教重视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佛教把经济问题与精神修炼问题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紧紧围绕如何有利于精神修炼,来切实解决出家“两众”的“色身”自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远离社会的出世倾向;道家把经济问题与自然环境保护问题联系在一起,强调超越时空、超越社会、清心寡欲、返朴归真,表现出浓厚的追求长生成仙的倾向。

二是重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和程度不同。佛家既说又做,表现保护生态平衡,禁止杀生害命;道家说到做到,天人合一。

三是虽然佛、道两家的生产劳动主要指体力劳动,但对生产劳动的理解与重视程度存在着差别。印度佛教时期,佛教徒化缘乞食;佛教传入中国后,“农禅并重”,自食其力。道家偏重于对自然的保护与利用,功夫和力气的使用服从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2.由于笔者搜集和所见到的基督教[18]、道教和原始宗教等宗教系统化、理论化的经济资料较少,在此重点分析伊斯兰教经济学、佛教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路径。

伊斯兰教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有三条路径:一是伊斯兰学者在伊斯兰教框架下,以伊斯兰信仰、教法为准则,利用经济内部和外部的一切要素,通过各种内在、外在的手段和途径,规范穆斯林与团体从事对劳务和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动机、行为、过程的实践活动,形成伊斯兰教经济思想和理论,称之为“伊斯兰教内的传统经济学”。

二是伊斯兰学者以伊斯兰教为准则,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分析伊斯兰社会经济所形成的经济思想和理论,称之为“伊斯兰教内的现代经济学”。

三是经济学者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分析伊斯兰社会经济,形成的经济思想和理论,称之为“伊斯兰教外的经济学”。

上述三者构成伊斯兰教经济思想、经济理论及经济实践。前两者,即伊斯兰教内的传统和现代经济学思想,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伊斯兰经典里的经济思想[19]、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思想[20]和伊斯兰经济学说思想[21]。

佛教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也有三条路径:一是佛教典籍中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观点,主要蕴藏在佛教典籍中。我国从东汉以来,共译佛教典籍2100余种,6000余卷。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佛教学者汉文佛典撰述达582部,4172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佛教典籍的搜集整理工作。如《永乐北藏》共收录佛教经籍1662部,6930卷,分为693函,600年后的今天重刊该书,全书为200册,每套重750公斤,定价8.8万元。[22]《中华大藏经》自1982年开始,历时15年出齐“正编”106册,现又开始200余册、2.6亿字的《续编》纂修。近年来,国家拨付巨资支持校勘出版《中华大藏经》计150部。[23]至于从古至今有多少有关佛教研究的成果,恐怕谁也说不清楚。邢东风等人估计,到1999年为止,仅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大陆出版的禅学方面的书籍,包括新印的古籍、资料汇编、研究论文、翻译著作、知识介绍、解释发挥等至少有300种以上。[24]国外研究佛教的成果不计其数。对佛教经书的翻译、出版和研究,本身就构成佛教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佛教学者以佛教为准则规范经济行为的思想和经济实践。比较典型的,有泰国佩尤托1992年著的《佛教经济学》,该学说将佛教智慧与现代经济学知识融为一体,以此诊治从自由市场经济以来给人类带来的根本问题。2007年1月美国的《新闻周刊》对该书作了专题报道。

三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政府,以佛教为准则的治国思想及其治国政策。如泰国国王普密蓬,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农夫生活”和“知足常乐”经济思想,并贯穿到泰国的发展计划里。外界把这种“知足常乐”的治国理念,谦逊、简单和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称为“佛教经济学”。这种“知足常乐”的治国理念受到联合国肯定,2006年5月26日,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向普密蓬国王颁发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登基60年来为改善泰国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

(三)宗教神学者与经济学者的宗教经济学的不同之处

宗教神学者从“信仰内”用宗
教理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或宗教经济问题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把宗教信仰作为影响和决定生产生活质量及水平的一个变量,以及影响社会和世界的重要变量及因素;另一个方向是对待现世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及其产品等世俗生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态度和认识的寓意,与非信众也有所不同,认为世俗生活行为和世俗产品具有宗教效用,即在信徒那里,世俗生活是为了来世的生活和得以进入极乐世界或天堂而做准备的。[25]

(四)其它学科及其学者的宗教经济学研究对象

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者用其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宗教经济,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表现为研究宗教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上,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有两条主要路径:

一是从文化上研究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尽管有时这种影响是间接的。马克斯.韦伯继续了斯密的研究,分析新教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欧洲崛起的原因。韦伯开创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者采用,由此产生了“经济宗教学”等新兴学科。

二是从宗教制度上,研究制度化的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如“经济宗教学”,它是对不同人文类型中的经济的特殊文化的宗教分析,或者说研究社会制度中的宗教这一特殊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的一门学科。世界经济发展显示,二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的特点突出。为了寻找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和加速发展的路径,兴起一种用宗教制度及文化理论揭示经济发展成功与滞后之迷。一方面,认为宗教文化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首先,列举在欧洲和美洲的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以后,一直只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发展了经济,于是形成了新教文化圈,显示了基督教文化的作用。认为基督教更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经济思维和促进经济增长。韦伯的研究开创了先例。其次,认为继日本率先进入发达国家的队伍以来,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取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果,成为新兴工业国和地区,于是形成了儒教文化圈,显示了儒教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认为宗教文化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如: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产油国不断提高油价而越来越富裕,但是,“(富裕的产油)国家的经济开发却一直未能令人满意,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伊斯兰教和教育水平低下对经济产生制约作用的缘故。”[26]

三、宗教经济的客观存在及其定义

宗教经济及其运作的规律性是宗教经济学的存在前提和研究对象。定义宗教经济,首先要看宗教经济在现实中是否还客观存在?是否在发展?是否在发挥作用?只有这些都存在,研究和定义宗教经济才有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宗教经济的实证研究:宗教经济实体从古至今客观存在

宗教经济实体是宗教经济及其活动的载体。宗教意识、宗教组织、宗教礼仪、宗教政治、宗教政策、宗教文化等作用的发挥,都要以宗教实体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宗教组织体系的构建、宗教意识的传播、宗教设施建设、宗教事务活动的开展等都建立在经济实体及实力基础之上。一切宗教都会因其经济的兴旺而发展、经济实力的衰退或丧失而削弱或消亡。宗教发展的历史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世界三大宗教所具有的国际性社会实力与它们所具有的雄厚经济实力分不开。下面就用世界三大宗教存在的经济及其经济实体为例,说明宗教经济情况。

1.佛教经济在我国解放前后都客观存在着

为维持寺院僧人的生活、寺院的发展和佛教实践,需要大量物质财富支撑,形成了“寺院经济”[27]等宗教经济实体。中国的佛教经济实体早在魏晋,特别是隋唐时就出现了。可从韩愈总结隋唐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的概述中看出。他说:“古之为民者有四,今之为民者六”(《韩愈文.原道》)。意思是说,汉朝有士、农、工、商等四个社会阶层,魏晋以来,出现了士农工商、佛者和道者六大社会阶层。佛教经济、道教经济是佛、道阶层存在的经济基础。由此看来,佛教经济实体早在隋唐就已存在了,长期存在着。佛教活动构成极大的宗教服务和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市场,形成宗教人才专业队伍和佛教产业经济,这些构成佛教经济内容。例如佛教的雕塑、绘画、音乐和音响制品、书法、园林、经籍等佛教用品和服务,构成一个较大的佛教经济市场。仅就佛像一项而言,建造佛像、修治佛像、请送佛像等早已是一大产业了。如隋朝,文帝时造佛像60万躯,修治故像159万躯;炀帝时,造新像3850躯,修故像101000躯。[28]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云南迪庆(香格里拉)藏族自治州喇嘛寺院占当地藏族土地的34%。西藏有大小寺庙2500余座,耕地约180万克(1克土地约合内地1亩),占西藏耕地的39%,占有牧场400余个、农奴9万余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等三大寺共占有谿卡(解放前西藏官府、寺院、贵族的庄园)321个,土地播种面积97.4万余克,牧场260个,牲畜16万头,高利贷资本粮236万余克(每克合25斤,折合粮食5910余万斤),高利贷资本银174万秤(折合大洋580余万元),农牧奴7.5万余人,房屋4.9万余间。甘孜藏族自治州喇嘛寺院的土地占全州土地的18%,寺院拥有的商业资本占全州私营商业资本的72%。[29]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三自”宗教政策,宗教经济实体仍普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藏传佛寺的自养经营更加灵活,西藏“三大寺”中的色拉寺的资产经营状况更好。1990年代初,该寺拥有:各种果树700余棵,牛180头,羊360只,菜地6亩,猪181头,温室1处,汽车3辆,办有缝纫组、羊毛加工组和疗养院等,1992年寺院收入86万元,其中布施40万元左右,印刷收入8万元,汽车收入52212元,果园收入12188元,商品收入25000元,饭馆收入34000元,牧业收入9911元,门票和拍照收入54445元,缝纫收入6000元,其他收入45700元。本年度支出277768.6元,留公积金356000元,公益金8370元。[30]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对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进行维修。1989年到1994年,国家拨出5500万元和1000公斤黄金、大量白银等珍贵物资对布达拉宫进行维修。2001年起,拨专款3.8亿元,用于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31]部分藏传佛寺的经济增长也较快。如阿坝县寺庙1981年的纯收入35万元、1987年140多万元。[32]蕴藏藏传佛教信仰的唐卡艺术如今已闻名国内外。

汉传佛教的经济实体,有的以公司制的形式运作和发展。例如,少林寺的经济经营,将其独特的少林功夫及相关宗教产品,在宗教精神引领下,走文化产业的路子,按商品化要求对宗教文化产品进行标准化规范提炼和市场化运作。近20多年来,该寺充分发挥自己的佛教资源优势和特点,将中国功夫带到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方丈被海内外媒体称作“操盘手”、CEO。虽然对此做法褒贬不一,争议不断,但是,在发展寺院经济的道路上,少林寺毕竟创出了一条以少林寺为品牌、少林功夫为标志,融佛教文化、商业开发、大众传播、慈善事业、市场运作等于一体的新路子和新模式。这个模式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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