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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桂萍:从西北地区的清真寺和道堂经济看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的组织模式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570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本文在对西北回族聚居区的清真寺和道堂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伊斯兰教内部教派与门宦的组织模式及穆斯林民间社会的经济整合机制。历史上在民族、宗教上层(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知识各界精英)的大力支持下,西北地区的各大清真寺和道堂都拥有包括土地、房崖在内的雄厚的“瓦克夫”(宗教寺产)以维持清真寺的各项开支,并开展相应的公益事业。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造及社会领域的科层化发展,当前西北地区的各大清真寺和道堂举办宗教活动和建筑维修等各项开支主要依靠在市场经济中崛起的民族工商业者的支持和广大信教群众的自愿奉献。由于西部社会工业化、城市化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穆斯林经济收入有限,一部分穆斯林尚未摆脱贫困,加之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缺位,导致当代西部回族聚居区的清真寺经济和道堂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薄弱、依赖性强,普遍缺乏开展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的能力。

[关键词]:清真寺;道堂;乜贴;天课;组织模式

引言:

甘、青、新以及宁夏南部的西吉、海原、固原、同心等地多个教派、门宦集中分布这一显著特征,表明地方环境对形塑宗教组织模式及其仪式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教派和门宦与西北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生态、文化、经济因素密切交织在一起,形成两种不同的组织模式:单一教坊制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1],形成穆斯林-清真寺-社区(教坊)之间的互惠关系;门宦和海乙制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但又超越家庭和社区,形成穆斯林-清真寺-拱北和道堂-门宦,或穆斯林-稍麻寺-教坊-海乙寺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门宦和海乙制比单一教坊制有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和更强的资源整合机制。

一、清真寺经济与教派的两种组织模式

历史上,在民族、宗教上层(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知识各界精英)的大力支持下,西北地区的各大清真寺和道堂主要通过包括土地、房屋在内的“瓦克夫”以维持各项开支并开展相应的社会公益事业。如青海西宁东关大寺在明代由回族上层人士冶正国、冶正明兄弟2人支持而扩建。民国初年,时任西宁镇总兵的马麒先后捐献白银数千两,西宁回族绅士、工商实业家马辅臣、马肇业等数百人捐资白银万两重建大寺,回族绅商的捐款全部用来购置房产作为大寺的寺产。民国35年,当时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出资18万银元扩建大寺,又捐5万银元作为大寺经营“振清”商号的资金以寺养寺【1】。

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造及社会领域的科层化发展,西北地区的各大清真寺和道堂举办宗教活动和建筑维修等各项开支,主要依靠穆斯林企业家的支持和广大信教群众的自愿奉献。土地改革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后,清真寺、道堂、拱北的土地、房产、牲畜、草场几乎全部收归集体所有。“文革”中大多数清真寺被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占用或拆除[2]。1978年落实宗教政策后归还被占用的宗教活动场所,已拆除或无法归还的由政府折合现金进行补偿。80年代初一批清真寺利用政府退还所占用的清真寺房产、地产以及现金补偿,加上穆斯林民间社会的捐赠得以修建或重建。30年来,随着西部社会发展和穆斯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地区的一些清真寺已由80年代简陋的三五间平房发展到拥有数千平方米建筑面积、条件设施日益改善的现代化建筑,城镇和农村地区的清真寺总体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当代西部回族聚居区清真寺的建立大多依赖社区内全体穆斯林的支持[3],其重修、扩建一般是在社区精英的带动下主要靠社区内集体捐资完成的[4],清真寺的房产、人口规模,信教群众的收入水平、管理者的文化程度和组织能力,是影响清真寺收入、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我对西北地区十余座清真寺经济的实地调查发现:第一,清真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清真寺收入相对较高;城镇地区次之;农村地区清真寺收入普遍偏低。第二,在同一地区清真寺的收入与信教人数正相关,教民数量多,则清真寺的规模大、收入高、社会影响力大;教民数量少,则清真寺规模小、经济收入低、社会影响力小。第三,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崛起的穆斯林企业家对城市和城镇清真寺经济日渐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有些清真寺收入的60%以上来自穆斯林企业家的捐赠。第四,清真寺管理者的经济能力、组织能力对清真寺经济亦有直接的影响。

某市一个行政区有15.5万穆斯林、283座清真寺。市区清真寺的主要经济来源包括:出租房屋,穆斯林缴纳的天课,开斋节“费特尔”,古尔邦节捐赠的牛皮、羊皮,穆斯林平时捐赠的随心乜贴“所德格”等。市内几座清真寺年收入大多在10万元以上,房产较多的两座清真寺,每年有固定的房租收入,不再依赖周围穆斯林的供养。位于市中心的A清真寺始建于民国,曾得到国民政府重要官员及地方回族绅士的大力支持,由著名宗教人士主持设立高级师范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宗教精英。“文革”期间A清真寺被工厂占用,1987年在本坊热心宗教人士倡议下,依靠政府补偿金和穆斯林捐款重建。1995年至2006年A清真寺通过集资、贷款等多种形式筹集资金440万,建成4300平方米的教学楼和1500平方米的水房、讲经堂[5]。从表1所列A清真寺2004年1-6月的经费收支细目看,A清真寺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学粮每年1万元左右;古尔邦节收入3万元;开斋节收入约1万元;穆斯林平时乜贴3万元。此外,表中未列项目包括:房租,每年10万元左右;天课,每年10万左右[6]。A清真寺主要支出包括:阿洪、教师、满拉工资;水电煤取暖等开支;与本坊穆斯林或其他清真寺往来费用;举办经堂教育所需费用。从表1看,A清真寺收支大体平衡。其他几所位于城市中心的清真寺与A清真寺一样,主要通过出租房屋维持清真寺开销,来自穆斯林自愿捐赠的乜贴不再是城市清真寺的主要经济来源。

表1.某市清真寺2004年1-6月收支表[7]
收入2003年结余5847.78元
餐厅收入18577元
古尔邦节6980元
古尔邦节牛皮、羊皮、羊肠共24280元
学粮款5841.9元
各项乜贴共计18885.8元
房租19306元
出租房水电费3081元
支出水电费5814.98元
阿洪、满拉工资7850元
工程款65000元
圣纪乜贴4958元
杂费4320元
修管道1429.2元
购买扩音机7515元
穆罕获斯乜贴724元
餐厅费用1890元
零星开支1054.6元
退房租420元
外坊乜贴1270元
女寺阿洪工资100元
收入总计102889.48元支出总计102345.78元

该市城市化程度不高,部分穆斯林尚未摆脱农民身份,多数清真寺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民人均收入2825元。这些清真寺以家庭、家族为基础,主要经济来源包括:清真寺在夏秋两季向各家收取的学粮;天课;随心乜贴;开斋节“费特尔”;古尔邦节捐赠的牛皮、羊皮等。农村清真寺收入以穆斯林的捐赠为主,自养能力有限。离市区3公里左右的B清真寺年收入12万元左右,是收入较高的农村清真寺,主要靠出租清真寺购买的二手殡葬车和旅游车
,以及清真寺开办清真餐厅以方便本坊穆斯林办婚礼待客,每年收入几万元。加上信教群众捐赠的乜贴,每年稍有盈余。离市区七八公里的C清真寺每年收入四五万,支付阿洪工资9000元、煤炭费1万元、电费2000元、满拉生活费及清真寺之间往来费用几千元外,几无所剩。

某县回族人口30.4万,占该县总人口81.64%,该县共有600余座清真寺,其中县城有19座。D清真寺是唯一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的清真寺,也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D清真寺占地面积45277平方米,大殿642.72平方米,其他房屋789.28平方米。政府登记D清真寺有信教人口1930人,实际上由于D清真寺离县城10多公里,周围居民有百余户人家数百人,平时礼拜者有40-50人,主麻有200多人参加聚礼,斋月礼塔拉威哈的穆斯林有200人左右,每年开斋节、古尔邦节有2000人参加会礼。D清真寺基本没有自养能力,维修依靠国家拨款。2003年至2004年4月D清真寺收入共计2.6万元,2004年全年收入2.4万元,包括学粮、穆斯林生活费、水房收入、来自各地的穆斯林客人捐赠的乜帖、银行利息收入、政府捐款、慰问金及少量的实物捐赠,几乎难以负担阿洪的学粮(每年1万元)和清真寺水、电、电话、取暖等费用。

表2.某县D清真寺2003-2005年收入表[8]
时间金额(元)
2003年26016.35元
2004年24298元
学粮12211元
穆塔林生活费3084元
水房收入1490元
捐赠乜帖
银行利息250.63元
慰问金2000元
面粉1900斤、大米1535斤、牛肉117.5斤、羊肉148斤、羊羔肉36斤、香油168.5斤
2005年233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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