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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继文:中国佛教的多民族性与诸宗派的个性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82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中国佛教是由汉族僧俗文人和侨民游僧、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自东汉末年安息人安世高、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始,来自希腊、波斯、中国古文化交汇地的中亚、西亚诸国和天竺、斯里兰卡、中南半岛古国的域外僧侣以及我国新疆于阗、龟兹、疏勒的名僧纷纷到内地译经传教,中国佛教融进了多民族的思想文化。两晋与十六国以后,五胡进入中原,少数民族政治家把奉佛作为入主中原的南面之术,大力支持佛教,从而成为当时推动中国佛教发展的主力。隋唐佛教诸宗形成,多数宗派的创立者与非汉族僧侣有关。为陈叔宝、杨广等末代帝王欢迎的三论宗创始者是安息人吉藏,为唐太宗所选中的唯识法相学的创始者为玄奘,他的学说的最后形成则靠其弟子鲜卑人窥基、朝鲜族人圆测。为了经略西域,流行于于阗的华严宗为唐高宗、武则天所推重,其僧人在内地倍受尊崇。以上诸宗均有自己个性,密宗、禅宗个性更为突出:它们正是以自己鲜明的个性而适应了社会的特殊需要。

外来佛教在内地的发展还导致了中国僧侣阶层的形成,这是社会对抗中的一种缓冲力量。

在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佛教是一个受到注意的对象。[1]它产生于古印度,曾盛行于中亚,约在西汉末年传入内地。对于有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化而言,佛教是外来文化,当然不是正宗。因此,从它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开始,就受到非难和排斥。由汉魏三教之辩发端,到两宋以后的道学家,代有排佛大师出现;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地毁佛运动至少有四次,一般行政限制不可胜数。但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佛教没有销声匿迹。它在中国流传了近二千年,迭经演变,终于成了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被海内外炎黄子孙当作认同的一大因素,而且俨然以华夏文化载体的资格,影响于东邻和南邻。

这种现象需要得到解释,而且已经有不少解释。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就是佛教中国化——被中国同化了。

我赞成这个说法,这是事实。需要强调的是,佛教的中国化绝不是单向的,仅表现为孟子所谓“用夏变夷”的一面,而是双向的,也有使夏“变于夷者”的一面。而恰巧对于后一面,我们的研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佛教是历史上首次向我国国内固有传统作强烈冲击的外来文化,它的传入引起的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以至人们思维模式的变化,今人有时不易想象。佛教有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形态。它的被接受,从根本上改变了秦汉两代力图划一的文化结构,另竖起了一个“道统”,意义是深远的。在这方面,汉族出身的僧俗文人起了重要作用,面侨民游僧和少数民族的作用尤为突出。中国佛教不只是汉民族的创造,也是包括侨民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创造,是融合多民族思想文化形态于一身的宗教。忽视中国佛教的多民族性,是我们研究中的另一缺陷。

从魏晋到五代宋初的近千年中,佛教是整个封建文化中最活跃、最有生气的成分,丰富的佛教哲学思想一直渗透到华夏文化儒学的骨髓里,原因之一,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吸取外来因素,经多民族之手丰富自己。这一时期,佛教内部创见屡出,标新立异,以致派别竞立,个性鲜明。没有个性就没有差别,没有发展,没有生命。两宋以后,佛教停滞,且日趋衰微,与诸宗混杂、个性消失有很大关系。以往的佛学研究常常忽略诸宗派的历史个性,从而忽略他们在开拓思想文化领域中各自的特殊作用,这是研究中的又一缺陷。

以上几点,多是我本人在佛教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写出来向读者请教,也有自我反省的意思。

秦始皇以法术势统一中国,汉初改用黄老作指导,至于汉武帝而独尊儒术。在这短暂的百余年里,统治思想一再大幅度地变更,说明即使在同一类型的封建帝国,企图用一种思想统治全国也不能持久。到了东汉末年,以五经图谶为核心的儒术也走向穷途末路。首先是皇室对它失去信心,汉桓帝于宫中祭祀浮屠和老子就是个重要信号。农民虽有利用图谶造反的一面,但唾弃五经,黄巾领袖张角信奉《太平清领书》。张鲁治汉中采用《老子》,曹操理政取刑名。与清议蜂起的同时,士大夫普遍趋向秦汉道家,并以竞录奇书为时尚。

佛教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大发展时代,而推动这一发展的,首先是士大夫和外来的侨民游僧。

本文所谓的士大夫,泛指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虽不构成封建社会阶级对抗中的重要力量,但却是反映社会变化和权力再分配的晴雨表。他们经过东汉后期两次党锢的严酷打击,情绪已经相当低落。随后的战火连年、饥殍遍野,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世界和人生,寻求新的出路和答案。从汉桓帝到魏晋之际约一个世纪,是士大夫普遍苦闷、彷徨和求索的时期。直到这时,在中国徘徊了约一个半世纪的佛教才真正被发现了。它那深邃的人生哲理和诡谲的宗教设想,拨动了士大夫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世界人生原来如此,一切痛苦和烦恼都可以解脱,污染的世界可以由此而得到净化;人们能够创造一种与中国古代圣训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提供这种新的思路,并因此形成多种思想体系的,开始是以安世高、支娄迦谶为代表的佛籍翻译和传教活动。

安世高是安息人,支娄迦谶是大月氏人。安息人于公元前1世纪至3世纪初曾建起一个西迄地中海东岸,东抵印度西北部,领土广袤的帕提亚国;大月氏于公元前2世纪自阿姆河向东南扩展,达到印度河上游,并于1世纪中叶建立了佛教史上著名的贵霜王朝。这两个大国,处在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等古代文化交汇地区,流行到这里的佛教,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新的烙印。佛教的造像直接导源于希腊艺术,即犍陀罗艺术,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在早期汉译佛典中也可以发现希腊哲学的影子。至于佛教因有波斯袄教的影响,以致祆教传入中国,大都向佛教依附,也是一大例证。密教中的所谓“杂密”部分,与佛教的根本教义相违,它的经典译为汉文比印度密宗的形成要早数百年,明显是在中亚形成;从其形态看,当属于那里的原始宗教。因此,由这个地区传入内地的佛教,也必然带有西方诸民族的成分,给予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各种不同的影响。

据传,安世高原为安息国太子,因政治原因出家,于汉桓帝初年(148)来游洛阳,灵帝末年(189)避乱江南,曾到广州,死于会稽。他在中土活动40余年,主要传播小乘教义。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佛经译籍《四十二章经》的思想,就流传在这个时期。这种教义集中讨论的是人生价值、人生本原和人的解脱问题。它的关于人生“无常”,人身“无我”(不自由),人生是苦的基本观念,在有切肤之感的士大夫中引起深沉的共鸣。值得注意的是,它把“人”,特别是“个人”,从家庭和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中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这种方法本身就是背离中国传统的。它视家庭为人的牢笼;性行为,包括婚姻,是一切苦难的开端;更反对闻达于朝廷。由此,它提倡剃须发,弃妻子,捐财产,与家庭和社会彻底决裂,过一种平和宁静的出世生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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