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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宁:社会学与神学的结合*——贝格尔《天使的传言》新版简介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009 次 我要收藏

美国宗教社会家彼得.贝格尔被学界誉为宗教社会学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他那本部头不大的书《神圣的帷幕》,曾经名噪一时,被视为一部“巨著”,一部自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来对宗教社会学作出最重要贡献的著作。然而,也有一些人指出,《神圣的帷幕》是一本“无神论”的论著:贝格尔对当代宗教状况的分析,也被认为表现了对宗教“绝望”的态度。贝格尔认为对这些评论有必要加以澄清,这是其又一部重要著作《天使的传言》问世的直接原因。然而,《天使的传言》不仅是贝格尔对上述评论的澄清,也是贝格尔对自己的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延伸与拓宽。说它是延伸,指的是全书仍以《神圣的帷幕》的主题之一——现代社会的宗教为线索:说它是拓宽,指的是贝格尔在理论方法上的独创,即把社会学与神学结合在一起。

《天使的传言》于60年代末出版,90年代初又再版(中文本根据90年代的新版译出)。事隔20多年后,贝格尔对自己的旧作竟一字未改!这不仅表明他对这部作品十分满意,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自己在这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不仅对于70年代和80年代,而且对于90年代的神学讲坛,都是有效的。确实,我们今天来读这本20多年前的著作,仍可感受到作者对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之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的产生,表现了一个社会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个基督教徒对时代的敏感性;而作者对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和出路的分析,也很值得我们深思。

一、宗教的状况

今天的宗教状况与20多年前相比较,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其相同点在于世俗化仍然是一种全球性的倾向,这在《天使的传言》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超自然者从现代世界隐退了”,“上帝死了”,“后基督教时代开始了”,20年前的这些说法表达了宗教学家们对现代宗教状况的看法。20世纪的文化在超自然者缺席的状态下变成了经验的、此世的、世俗的、人本的、实用的、功利的、享乐主义的文化,而西方尤其如此。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宗教可说是每况愈下。尽管宗教的这种变化在欧洲与美国很不相同(德国社会学家卢克曼〔T.Luckmann〕称前者的变化为“外在世俗化”,称后者的变化为“内在世俗化”),但是,传统宗教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却是完全相同的。尽管这种危机的过程不同,有的已经爆发,有的正在途中,有的只能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但是,宗教面临的危机是全面的、深刻的。尽管危机是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传统宗教的一些棱面折射出来的,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的范围之内,没有一种传统宗教能够避免危机。

在《天使的传言》中,贝格尔分析了新教、天主教、犹太教面临的危机。新教由于其与现代理性与现代社会的密切关联,因而具有一种特别开放的历史。这种开放性使得新教遭遇到来自内部的而非外部的突变。近两个世纪以来,新教对现代性、世俗性采取的主要是顺应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的困难在于“应该走多远”的问题。天主教几乎从一开始就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现代社会,它一直竭力并有成效地保住了反对现代性的认识论上的防线。然而,这种态度也有其困难,即它难以了解“这种抵抗究竟有多大的力量”。虽然犹太教的危机与所谓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休戚相关,而世俗化带给犹太教的困境一点不比基督教的困境小。

尽管世俗化使传统宗教的垄断地位一去不复返,尽管世俗化使传统宗教对实在的解释面临崩溃,使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状况,使人们要在“信”与“不信”之间作出选择,但是,贝格尔却认为,“超自然者在地下的隆隆声,能够与所有高高在上的理性主义共存”,“超自然主义有意义的飞地[1],也将会保持下去”,宗教的未来既不是“宗教之完结”,也不是“复活的上帝的时代之来临”,而是在“世俗化的文化中,继续去发现超自然的存在。”

贝格尔对60年代、70年代宗教状况的分析,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今天,传统宗教所面临的危机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宗教所面临的世俗化、现代化的挑战,人们在各种意识形态中必须作出的选择,也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今天的宗教状况与20年前的状况也有不同之点。一方面,宗教并未像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中预言的那样越来越私人化,这也许是各种宗教为在现代社会保留自己的地位而作出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80年代后全球性的宗教热、宗教复兴与新兴宗教的层出不穷,这种状况虽然是贝格尔在20多年前不曾预料到的,但是可以说,这也正是他关于宗教的未来不是“宗教之完结”的证明。

二、神学的新起点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从事严肃哲学的人,都首先必须通过费尔巴哈思想的“火溪”,[2]同样,贝格尔认为,现代社会的神学家必须通过而且应该通过的一个“火溪”,就是社会学,确切些说,是知识社会的“火溪”。

超自然的隐退,使神学陷入危机,而现代科学的兴趣,则是对神学的挑战。众所周知,哥白尼把人抛出了宇宙的中心,达尔文把人的地位降到了动物的等级。这正是为什么一提到现代科学对神学的挑战,人们自然首先想到自然科学的原因。然而,贝格尔与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他认为,自然科学的挑战相对而言是温和的,它们只是反驳了对圣经的字面解释,例如宇宙是上帝在六天之中创造的,人是亚当的后代等等。更加尖锐、更加危险的挑战,来自社会科学。例如历史学的挑战就已经威胁到神学的根基,它把圣经和福音都看成了人的产物;又如弗洛伊德以后的心理学把宗教解释为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投射。它们都把宗教抛进了“相对化的真正漩涡中”。而社会学,尤其是知识社会学对神学的挑战,要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因此它引起的相对化也达到了最厉害的程度。贝格尔认为:社会学的研究使神学意识到了自己在当代社会中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有许多事实证明,宗教社会学的大量工作在开始时都是代表宗教组织进行的,而这些工作的结果却往往破坏了宗教组织自身的某些基本前提。然而,社会学的挑战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方面,即它有能力对相对化的问题提供一种答案,作出一种合理倒转的论证。例如,它能使曾一度是对独一无二的权威的“教会之外无拯救”之公式的肯定,变成一般的原则,使它适合于各种宗教甚至共产主义者、素食主义者、飞碟信仰者等等。正是社会学的事实,使宗教的断言丧失了绝对真理的地位,落到了只是个人信念、意见或爱好的层次。面对种种挑战,神学应当怎么办?是坐以待毙吗?贝格尔关心的正是这个问题。他为神学指出了一条出路:使相对者化相对化,即,使社会科学自身也相对化。社会科学把宗教看成人的产物或投射,神学可以把这种做法再颠倒一次,也就是把人的“投射”看成是神学之实在的“反射”。

费尔巴哈把宗教看成是人的本质的投射,从而把上帝创造人的神学真理一下子倒转了一百八十度。贝格尔在社会学的范围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坚定地相信,宗教的确是人的产物,是人类理想的投射。如果他的思想至此为止,那么他只不过是现代的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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