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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266 次 我要收藏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一、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一)新目标

在近代,凭借炮舰政策,外国传教士获取了在华“宗教治外法权”,并在摄取在华利益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1943年,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在中国存在的“旧宗教治外法权”被废止。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宗教治外法权”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死灰复燃,成为美国宗教外交的“机制性”目标。冷战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与此相适应,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又将“宗教自由”问题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宗教自由”问题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进国家安全”。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签署正如克林顿所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而《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核心和症结正是美国政府企图获得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新治外法权”。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美国史学家赖德烈针对近代《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宗教治外法权”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国际宗教自由法》。赖德烈指出:“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也有不少传教士,用外国政府的保护为饵,引诱中国人入教……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N.Y.:Macmillan,1929.279)

美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坦率地指出:“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1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吕德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在中国国内形成奠基于“新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是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最新目标,推动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准则和伦理底线的“新人权运动”将是实现该目标的突出标志。

(二)新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大宗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部分海内外宗教界的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曾经笼罩在一些宗教群体头上的“殉道”光环逐渐退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诱惑成为中国各宗教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宣教机构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基督宗教在中国似乎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基督教对此狂潮‘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甚至很多基督徒学者丧失原则、调和退让,不仅没有用基督教转化异质文化,反而被对方转化,一时之间大有‘基督教儒家化’、‘基督教道家化’之势头”。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无疑给许多宣教机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充分领会该法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宗教政治化”成为一些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优先策略。这一新策略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具体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保障机制,而“中国宗教政治化”又为《国际宗教自由法》提供了“理想”和现实目标,使《国际宗教自由法》不至于无的放矢。其次,“以政治文化基督化为核心”的宣教策略可以使中国的家庭教会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来增强宣教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21世纪初,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督徒维权运动或“维权政治”是中国“宗教政治化”策略的主要实现途径。部分美国宣教机构基于对中国国内家庭教会发展及力量的“客观判断”,提出家庭教会应该抛弃过去“躲、忍”的策略,转而与“公民维权”相结合,采取更加主动的持续行为去“争权”。一些激进分子则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运动式维权”模式:在方法论上注重发现事件、引导事件、升华事件、扩大事件、总结事件、推广事件;在行动机制上强调互联网与媒体联动、草根行动、律师维权、民间筹款、教会与知识系统等形成合力,从而迅速使个体的维权事件运动化、规模化、国际化和政治化。新的基督徒维权政治被界定为“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20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动网络政治、爱与正义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传统的政治、护宪和立宪的政治等”。

从根本上讲,在美国“新人权战略”主导下的“宗教政治化”,就是要使宗教成为所在国“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主导力量”。(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5页)

(三)新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港台背景的海外华人传教士是进入中国内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外来宣教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将福音传回中国内地成为主流趋势,而数量迅速增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被期望并已经成为这一趋势的新的传教载体。

与此同时,“将福音传给中国未来的领导者”,“为基督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成为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首要目标。据2000年一份调查统计,“至2000年8月止,美国至少有216个以上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团契和教会;若加上西人教会和信徒所组成的英语查经班,总数肯定在300个以上”。“全美国200多万华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国学人至少30万人以上;已信主的比例约10%。已受过神学院训练的神学生和传道人超过500人以上”。(苏文峰:《海外中国学人事工
》,海外校园杂志社2001年版,第16页)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事工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更快发展。以知名对华宣教机构“友爱中华协会”(COM)为例,1988年,随着数以千计的中国大陆研究生和学者聚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校园,该机构开始将其事工核心转换为北美校园布道。根据该机构2008年的年度事工统计:“有46名工作人员在41所大学服务于中国学生团契;在这41所大学校园里有超过24000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向超过6100名中国学人宣讲过基督的福音;有2150名学人得到友爱中华的具体帮助;有320名学人参加福音培训;有817名学人得到福音指导和门徒培训;有71名中国学人基督徒回到中国。”

美国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将福音传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美国的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战略意义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大卫.爱卡门博士,《时代》杂志资深记者、中国通)

随着“海归潮”出现,以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为重要载体的“海归福音事工”兴起,中国家庭教会也开始出现“战略转折”:第一,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第二,关注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学是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宗派认信;第四,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第五,家庭教会加速整合并进入公共领域。而“网络福音”的兴起,使海外“网上基督徒”“虚拟回国”传教成为可能,中国国内高校的BBS成为“福音的大好禾场”。这些人员和技术载体的新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国际性传教模式,传统的“反宗教渗透”理论也将面临根本的范式转换。

(四)新组织体系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作为美国的国内法,在法律的适用和执行上具有先天的不足。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主导下,一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主动填补空缺,在国际上积极充当该法案的非正式执行者,并形成某种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human rights complex)”。在此大背景下,新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体系应运而生。

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对华援助协会系非盈利基督教机构,旨在探索、讲述、捍卫涉及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真理,并专注于非官方教会的命运”。(参见该机构会刊《中国法律与宗教观察》发刊词)该机构与传统宗教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组织的根本目标不是传教,而是专注于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该机构主办了系列对华网站,其中的“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罗列了三个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的使命是促进推动所有中国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将有关践踏中国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报道传递及时发表。第三,推动中国成为信仰上没有栅栏的天空。该机构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国的“准民间执行机构”自居,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首先,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并以这些所谓的“宗教事件”为素材推动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中国施压。我们可以在国内绝大多数与宗教相关的群体事件中看到该机构活跃的身影。第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系统炮制和宣扬“中国宗教迫害论”。该机构密切配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实施,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所谓的“中国宗教迫害年度报告”。第三,阻碍中国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该机构对海外宗教机构和相关人士与中国合法宗教组织开展的友好交往活动大肆批评,认为这些交往活动会“向全世界的信仰者发出误导和令人气馁的信号”,从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为了建立“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为代表的相关机构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建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会国度化”成为许多宣教机构的明确目标,因此,在中国国内建立全国性的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教会领导机构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直接操控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被拼凑出来。该组织组建各省分会,指定分会会长,开展全国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种势力操纵下,该组织很快沦为以“施工拓展为招牌的敛财工具”。2008年11月,该非法组织被中国民政部依法取缔。

为适应美国主导的新人权战略,新建构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具有明显的“非宗教化”和“政治化”特点。在国际上,以美国政府、国会和相关宗教机构为主导者,以“对华援助协会”为组织核心,形成针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压力集团。在中国国内,“对华援助协会”一方面觊觎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权,尝试建立“整合城乡”的全国性宗教领导机构,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会国度化”;另一方面,企图以家庭教会为依托,超越宗教领域,“巧妙编辑中国社会的各种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联网、政法系、家庭教会、媒体等力量”的维权政治组织体系。

二、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意识形态演变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基督教国家,它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2页)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以“政治崛起”的方式迎来了一个“美好时代”,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美国出现了建立在“新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地缘政治目标基础上的新冷战思维,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而且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产生深刻影响。

(一)神权政治意识形态

1998年克林顿签署《国际宗教自由法》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以“国际宗教自由”为核心的“新人权战略”正式形成。2000年上台的小布什作为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在白宫中的自己人”,为其支持者提供了“基于信仰的战争,基于信仰的执法,基于信仰的教育,基于信仰的医疗,和基于信仰的科学”。(Kenneth D. Wald and Allison Calhoun-Brown: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0.225)由于白宫和国会争相取悦影响广泛的福音派活动家,美国政教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基督教右翼支持者“操纵了美国的政治进程(Christian Right had their hands on the policy process)”,(同上,第225页)以至于美国福音派右翼布道家杰瑞.法威尔直接宣告“宗教与政治分离的观念是魔鬼发明的”。这种政治神权化的趋势引起了部分美国民众的警觉,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的牧师Rev. Jeremiah Wright以“上帝诅咒美国”这种与小布什针锋相对的口号强力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在Wright看来,美国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在国际上滥杀无辜,在国内非人道地对待其人民,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症结就在于“美国一贯在行动中把自己视为上帝和自诩为至高无上者”。(同上,第277页)

美国神权政治最大的悖论在于:其宣扬的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相冲突。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时间和地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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