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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后现代思潮与神学回应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64 次 我要收藏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基督宗教神学理论所触及的热点之一。就其本有意向而言,后现代主义在社会运动、哲学反思诸领域表现出对宗教信仰及其神学理论的抨击和否定。但这种后现代思潮的反传统性和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却出人意料地在当代神学中引起了积极反响,导致其神学发展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本文分析了当代新教神学和天主教神学对后现代思潮的正视、回应和重构,指出这种对后现代思潮的积极回应本身已说明,当代神学对重构西方精神及其价值体系仍有着巨大影响或潜在作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基督教神学的一大热点问题乃“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这一术语已专被用来表达西方文化经现代发展之后所出现的时代特色。所谓“现代主义”时期在西方史学理解中乃指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其特点是崇尚理性能力、客观思考、经验科学方法和对人类进步的信仰。但这些观念被20世纪人们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所粉碎,取代它们的乃人们的幻灭感、文化破碎感、以及自我的异化和分裂感,由此而在60年代早期出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和否定。于是,人们用“现代”一词表示已经过去的时代。有人以19、20世纪之交作为“现代”的结束,亦有人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乃标志着“现代”发展已落下帷幕。自此以后,凸显“后现代”特色的人们对那些曾被珍视的价值观和确切自信的理论建构表示怀疑或疏远,取而代之的则是宣称真理的消解和模糊、未来发展的随意和不确定、文化传统的破裂和瓦解、主体意识的衰退和死亡、永恒真理的隐遁和消失。由此而论,纯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对现代主义之实存虽有“修订”、“破坏”意义,却无“重建”、“再创”之能力。为克服后现代主义所指出的现代文明或所谓西方社会“后封建性”发展的危机,西方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层面提出了各种前景分析和应急理论,其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与之相关的各种尝试和努力中,当代神学对后现代主义的回应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现代文化的危机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现,揭示了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中所潜在的危机。蒙受现代进程之负面影响的人们深感以往曾被其所景仰的“现代”理想既不是一个“业已实现的项目”、也不再为其“尚未完成的计划”,所谓“现代”作为一种过渡业已陈旧、衰微,故有人喊出了“现代死了”的惊人口号。为了划清与“现代”的界限,人们以前缀“后”(Post)之表述来标新立异,“后”之界定一时成为时髦的话语或做法,如用“后历史”来表示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束,用“后启蒙时代”来给作为近现代社会文化发展重要标志之一的“启蒙时代”划上句号,用“后工业化”来揭示走到尽头之“工业化社会”的窘境,甚至在当代政治、军事历史上“冷战”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人们对新的发展亦冠以“后冷战”之说。

这种现代文化的危机,在政治理论和文化思想界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反映所谓“后现代”特色的社会政治学说,在由“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转向“文化战略”的趋势中,可见一斑。尤值一提的是,在关涉世界文化命运和文明发展的各种议论中,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基于“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而提出了“文明的冲突”之说,在东、西方世界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广泛讨论。在亨廷顿看来,近现代世界发展经历了国王之间的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历史似乎已走到了尽头。因此,他认为“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的,人们的巨大分歧以及冲突的根本来源将是文化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发展中的最新阶级。”他分析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儒家、印度及其他文明的关系,指出在经济现代化使本土同一性及国民同一性减弱之际,通常以“基要主义”等保守形式出现的宗教则会填补由此留下的缺口。于是,“‘宗教的复兴’提供了一个超越于民族界限的关于身分和认同的基础,并且加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他声称西方的文明乃基于其“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从而将西方与其他文明发展相区别,并进而断言:“未来世界冲突的焦点将是西方和几个伊斯兰——儒教国家”[1]

对于亨廷顿的这种划分和断言,不少人持有异议。其实,文明的冲突与交融乃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对立统一,政治上冷战的结束并不一定就必然走向文明的冲突。各文明深层的精神、价值和伦理积淀本已包含着化解这种冲突、促成相互融合的有利因素。这在“后冷战”时代亦不例外。而且,亨廷顿以不同宗教为依据的文明板块划分亦极为勉强。对此,不少宗教学者曾以“亚伯拉罕宗教”传统来看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者的关系及其信仰和思想文化关联,反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即与西方文化截然对立之说。例如,加拿大新教学者白理明(Ray Whitehead)就曾指出:“伊斯兰教似乎并非完全与西方相对立,而乃是其同一宗教体系之内的姊妹。‘亚伯拉罕的’世界观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亦可加上自由派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即源自亚、欧、非三洲交界之东地中海世界的希伯来和希腊思想体系。”仅此而言,现代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冲突并不以文化传统或文明差异为根基。“尽管亨廷顿预料冲突会在许多不同的文明中发生,但其基本斗争则为‘西方与其余世界’的斗争”。[2]

现代文化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危机,使人们感受到一种立于达摩克利斯剑下的焦虑和不安。如同亨廷顿那样,不少人在观察、分析问题的视野、思路和方法上已与以往之见解迥异。这种变化一方面给人带来新颖之感,另一方面却也使人陷入深深的担忧和焦虑之中。而人们对于现代发展的多层面批评,则使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其带来的社会价值观的失落和传统唯理认知方法的失效,已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或茫然。一种“新的紊乱”在其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层面相继出现,这种失衡与嬗变亦使人们生出种种找寻精神安慰的新渴求。故此,作为西方文化传统和精神价值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督教必须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加以回应,迎接当代思想界这一突如其来的挑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督教神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交锋已不可避免,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亦成为当代神学研讨的焦点之一。

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

“后现代主义”一词始于1934年奥尼斯(F.Onis)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中,费兹(D.Fitts)在1942年出版的《当代拉美诗选》中亦用过此词。汤因比(Arnold Toynbee)也曾于1946年在其《历史研究》中使用该术语来标明当今人类历史时代,称此为“西方第三期(现代主义)之后”的时代,并认为它或许代表着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时期。后现代主义之说最早则流行于建筑和艺术史领域,高层建筑中的“外骨架”风格即被视为“后现代式”。例
如,巴黎的蓬皮杜中心和伦敦的克洛尔美术馆均被称为后现代建筑。1968年。艺术史家斯坦伯格(Leo Steinberg)也曾称沃霍尔(Andy Warhol)和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之拼贴艺术等非传统视觉观的创作为后现代艺术。此外,50年代和60年代结构语言学中关涉本文、符号代替原初意义和价值本源的多种理论亦为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知识背景和文化语境。索热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等人先后在其结构语言学中提出了语言符号之解释可随心所欲、它乃与其他符号互相依存的理论,从而宣告了语言符号具有固定或绝对意义之可能性的终结。与此同时,它亦被人视为信仰一种绝对存在之可能性的终结。由符号组合而构成的意义可因其组合之改变而出现意义的变换。这种语言游戏或本文言说之意义,事实上掩盖着在语言体系或语言世界之外真实意义的缺乏。“至此,人类对真理、良善、正义的追求不断被语言所消解,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消泯于话语的操作之中。”[3]

这种具有怀疑或否定精神、以及反文化或反传统姿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来势迅猛,不仅已成为建筑、视觉艺术、音乐和语言文学中的热门话题,而且在文化哲学、美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学及神学等领域也引起了广泛讨论和激烈争辩。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一种含混而庞杂的社会思潮,除了反映出当代人在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的巨大裂变之外,亦揭示了他们在认知视野和方法上的根本变化。就其社会形态而言,后现代主义反映了西方后工业社会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一些全新特征;而从其精神状态来看,它则由新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和女权主义的兴起而形成其文化氛围。与之相伴随的,乃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影响的逐渐消退。不过,结构主义可被看成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过渡现象。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和巴尔特(Rolande Barthes)对神话的文学批评曾经表明,人类符号体系尽管多种多样、分布广远,仍可用绘图方式来加以标示。其展露出的具有支配作用的语言规律,能够取代在犹太教、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那些形而上学常数。它乃证明人类精神具有创立终极秩序的能力,并可为之提供一种确立秩序的范式。结构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这种乐观主义,随之被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科(Michel Foucault)、利奥塔德(Jean-Fransiis Lyotard)和博德里拉(Jean Baudrillard)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所无情破坏和摧毁。他们断言,语言本身及其利用者从根本而言乃变化无常的,符号象征过程所具有的整体折衷性已使逻辑规律失效,而创造假象之技巧的出现则令“自然”之表述让位给电脑语言即计算机程序所拥有的模仿和复制。这样,现代主义所坚信的确定和明晰不复存在,其哲学精神所持守的整体性观念、生命本体论、永恒真理论和终极价值论均受到根本性动摇。后现代主义“通过对语言拆解和对逻辑、理性和秩序的亵渎,使现代文明秩序的权力话语和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神话归于失效。”但它因“背叛了现代主义对超越性、永恒性和深度性的追求,而使自己在支离破碎的语义玩弄中,仅得到一连串的暂时性的空洞能指。”[4]这种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在破坏一个旧世界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但其彻底虚无主义的否定方式则使之没有能力来重建一个新世界。

不过,人们将这种对旧世界及其思想文化体系的破坏和摧毁具有势如破竹之力的后现代主义视为其兴起之初矫枉过正的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故称之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并批评它对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和社会文化及世界观持过于谨慎的态度,从而无所作为。而与之对应,人们逐渐发现并进而承认在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后期已出现了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它对以往的偏激有所纠正,对人类的发展抱有更为乐观的态度。这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之一伯姆(David Bohm)曾说:“在整个世界秩序四分五裂的状况下,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运动。这种秩序将与现代秩序有天壤之别,就如同现代秩序与中世纪秩序有天壤之别一样。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前现代秩序中去,我们必须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建立起一个后现代世界。”[5]以上述考虑为契机,西方许多思想家亦试图摆脱“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精神给当代社会和人们心灵上留下的阴影,寻求一种具有新的希望、新的生命力的后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对此,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Hans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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