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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远:唱导的艺术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83 次 我要收藏

转瞬之间,与郑君相识已有10年。

他是位敬业精进的青年,身居并非声名显赫的江阴古城,却有一种孜孜以求、广结善缘的诚意,以致曾使不少京城的知名学者专程去古城赴会。那真是郑君这小青年的面子。

如今郑君也不是小青年了,年近不惑,智慧陡增,不仅自己有悟性,而且能够现身说法,登台阔论,于是有了这本关于《坛经》的演讲录。他约我写序,10年的交情,是不能推辞的。谬称为师,其实在师友之间而已。先睹为快,沾光的倒是我。

通读之后,深感郑君现在已是鱼龙变化,必须刮目相看了。25年来,自南怀瑾先生的大作传入内地,其文风谈吐、论说纵横,所向披靡。尽管学术界颇有微辞,毕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其汪洋恣肆、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机锋论辩,还是征服了亿万的读者。“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而在“南风”徐来之际,内地的许多智者也在风中鼓翅。我想,郑君应该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出色的。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们依稀感受到“南风”的气息。这也不易!焉知十数年后,不会刮起一阵“郑风”呢?我祝愿八面来风,其中就有“郑风”。

其实,这种类似“俗讲”的佛教解经方式,自古有之,即所谓“唱导”。我在《中国佛教表现艺术》一书中有所论述,认为它甚至可以称之为一门艺术。远在魏晋时代,就有“唱导师”。《高僧传》的作者梁释慧皎为它下了一个定义,曰:“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这个定义十分重要,它表明:唱导师注重的是对佛法教义的宣扬提倡,对民众心智的开发导引。

慧皎讲述了“唱导”的由来:

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故道照、昙颖等十有余人,并骈次相师,各擅名当世。

唱导,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产物,从初传开始已经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产生,其主要形式是“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而庐山慧远为它创立基本规则,代代相传,才成为不可改变的传统,从慧远(334-416)到慧皎(496-554),已经有138年的历史。其最突出的特征,是规定了内容:“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其一切艺术手段,都是为表现这个特定内容服务的。

我之所以称其为表现艺术,是由于唱导的艺术效果是惊人的。例如《高僧传》所记录的充分发挥“导师”作用的“八关斋”道场:

至如八关初夕,旋绕行周。烟盖停氛,灯惟靖耀。四众专心,叉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怀抱,载盈恋慕。当尔之时,导师之为用也。

许多文章在引用上述文字时,常常误以为这是佛教音乐造成的效果。特别是“各各弹指,人人唱佛”一句,其中一个“唱”字,加重了这种误解。其实,此唱乃诵唱之唱,彼唱乃歌唱之唱,并非只要一“唱”便都是音乐。

虽然不是歌唱,但是唱导师却能够在“谈无常”“语地狱”“征昔因”“核当果”“谈怡乐”“叙哀戚”的过程中,以语言的魅力,取得“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的效果;这样的“导师”,实在也是大艺术家。能够列入《高僧传》的,“皆以赏悟适时,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称,故编《高僧》之末。”因此,可以想象到,当时确实涌现了一大批以唱导闻名于世的、以演说见长的佛教表现艺术家。

看到这个群体,才能真正理解唱导与转读的不同。简而言之,括而明之,转读是在“唱”,唱导是在“说”,这是两种各具特色的不同的表现艺术形式。唱导之“唱”,按《说文》“唱者导也”,应认定为“倡”的通假字,即“倡导”某种思想,其表现艺术的特色是与梵音高扬、婉转嘹亮的转读截然不同的。因此,慧皎曾给予精辟的概括:

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后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搉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

显而易见,“声、辩、才、博”,不是对一个音乐家或歌唱家的素质要求,因为在音乐和歌唱的艺术表现过程中,歌唱家既不需要辨析什么道理,也不需要显示什么博学;而且,此处之“声”,是拍案惊奇、足以警醒听众的声音;此处之“才”,是口似悬河、舌如利剑的才华,这“声、辩、才、博”,完全是对一个出色演说家的素养和技能的基本要求。所谓“言无可采”,“语无依据”,直接表明其表现形式恰好在“言”“语”之间。只有对“声、辩、才、博”重新理解和认识,才能准确判断“唱导”到底何所指。

当然,中国佛教历史上的这些特殊的“演说家”,他们同时又必须是一批虔诚而勤勉的口似悬河的“传教士”,他们要坚定地围绕着“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的基本宗旨,施展出超越两晋名士的语言功力,旱地拔葱,晴天霹雳,旁征博引,辩才无碍。

而且,这些特殊的“演说家”,他们不仅要提升自身的这“四贵”,还要对所需开导的社会各阶层的心态洞若观火,把握分寸,直指人心,甚至要以巧妙动人的语言说服君王,所谓“适以人时”,“与事而兴”,“知时知众”:

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

这一段所用的动词,没有一个是表明与音乐或歌唱有关的。恰恰相反,诸如“切语”“苦陈”“兼引”“绮综”“直谈”“言辞”“陈斥”,几乎都是在演说。除去针对不同对象而对内容分别掌控之外,唱导师还必须“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什么是最上乘的演说家?那就是在表达技巧方面,不惜故意“恳切感人,倾诚动物”,要表现得比真实的更真切。如果不是慧皎自己这样说,后人谁敢去想象会有一批大师级的高僧作如此表现吗?

我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南老师,还是郑学兄,他们从字里行间透漏给我们的,正是从古代唱导师所创立延续和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国佛教表现艺术。而弘扬这种艺术的,不仅有身处佛门之内的缁衣僧侣,还有身处大众之中的白衣学者。“白衣说法”,自古不乏其人,从维摩诘到傅大士,从南老师到郑学兄,他们的或卓越或出色的表现,为佛门增辉,为大众作伐,都应该得到尊重。

如果要我再次祝福郑君的话,我祝愿他精进不息,以“声、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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