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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远:“快三步”与“慢半拍”——传统人生价值观与现代经济发展观的冲突与调和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19 次 我要收藏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帝国的天朝幻梦被击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才被迫发生剧变。“五四”运动极大的加速了这一进程,以致近百年来,“现代化”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愿景,“快三步”甚至“大跃进”,成为得到普遍认可的建设中国社会的必需速度。

当我们受用着这种高速发展变化的成果时,不免也会看到由于急促而引发的种种副作用。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遗产受到各种破坏,乃至道德滑坡、精神植被遭到空前的摧残。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真正价值,它对于人们自身的真实意义,遭到思想者的质疑。当我们住进新房子却马上面临致癌威胁,当我们吃到各种食物却马上怀疑是否含有毒素,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痛感“人心不古”无可信赖时,对往昔的怀念不时泛起,甚至正在出现希望“慢半拍”的呼吁。

难道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只能如此么?能否有一种更符合人性的模式可供借鉴?能否在“快”与“慢”之中找到平衡?

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会发现在有史记载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在中国社会的推进演变过程中,同样存在“快”与“慢”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在某种状态下,被概括为“入世”和“出世”。

以儒法两家为主流的“入世者”,始终是孜孜不倦地进取,“修齐治平”,以修身为本,但落脚点在“平天下”,文平不得,就以武平,征伐不已,文治武功。中国传统社会中如果只有儒法两家,社会形态会是什么模样?难以想象,恐怕是一种“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极其紧张、极其紧迫、极其紧急的状态。“苟日新,日日新”,“革命”两个字,原本就是中国思想的主流之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是精神的极度亢奋。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总是处于亢奋状态之下,要喘喘气、定定神,想一想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享用一下人生,不管这人生是富贵还是贫贱。

于是,除了儒法两家这双扇的大门之外,中国人的精神殿堂上还开了两个窗子,一个成为“佛”,一个称为“道”。此外,还有一个后门,叫做“民间信仰”。这额外的两窗一后门,起到了不额外的作用。它们的作用特点,形象地讲,都是“慢半拍”,都是要求放缓人生的脚步,调和人际的关系,释放精神的压力,给心灵一个栖息地。

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方面与儒道妥协,以中国化来化中国,依国主而弘法,依世法而行事,讲因果,倡人伦;另一方面,又与儒法分庭,以出世为旨归,这种分庭不仅不会出现“抗礼”,反倒为在世间不如意的人们找到了避风港,减少了与主流的冲突。

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方面时常参与政治,使“道”这个概念既有出世内涵,更有入世内涵;另一方面,主张“贵生”,珍惜生命,企望长生,引导人向神的迈进,调整了人群对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的价值观,从主流中潜行分流。

无论是佛是道,都是中国人给精神和心灵透透气的窗子,没有这两扇窗,难免要使许多人窒息。只走大门,过于拥挤,窗子的作用是不用走出去就能透气,也就是说,同在一个社会中,却使人们能感受到某种和谐。

至于民间信仰的“后门”,十分重要。以往若干年,民间信仰得到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是与现代社会背离的,落后的、愚昧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是,当民间信仰被人为地消灭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人们才发现,就像在原野上把荒草全部铲净时一样,沙漠化也就开始了。民众心灵植被的破坏,使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了一种草根的依托,免疫力大为减弱,许多传统文化与民间信仰一道被遗忘、被清除,而异质文化及其信仰的空间却因此得到迅猛的扩张。同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依赖外在的力量,道德自律的传统被削弱到极限。但是法律和警察毕竟是有限的,不能360度24小时地时刻监督每一个人,只有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道德自律才真正具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特殊力量。“头上三尺有神明”,这里所说的神明,不一定是佛祖、上帝或玉皇大帝,一个小小的土地佬、城隍爷,基本就能发挥这种威慑作用。

多种信仰的并存和互补,使中国传统社会在近200年之前的两千多年的史载文化中,既保持了在全世界领先的地位,同时也保存和优化了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自身业已留下了一个“慎独”的余地,更何况还有佛、道及民间信仰的补充?而这种不紧不慢的观念,则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均衡稳定。

由此看来,由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自身的客观需要,作为曾经创造出灿烂文明的中华古国,在其辉煌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快三步”和“慢半拍”相反相成的思维结构,它既是充斥于全社会的,也是贯彻于几乎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天道循环”的观点影响广泛深远,是中国人从悠久历史中汲取的一种感受。“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一个历尽沧桑的民族才能具有的豁达襟怀,可以说直至最基层最普通的老百姓,都明白不会有永恒不变的治或乱,要进取,也要豁达。这种人生理念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制约了经济进程。

现代经济发展,已经把全世界都放在了一列疾驰的战车之上,地球已经缩小成一个“村”。一个国家为什么必须发展经济?往往首先不是因为要满足本国人民基本的社会生活需要,而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受欺辱。这是可悲的,这个世界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因此,现代经济发展观不可能被取代。但是,仅仅以抗衡为目标而发展经济,并不是或不应该是现代经济发展观的全部内容。全人类必须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调整人生观念,调整生活方式,放弃一味的盲目进取,而调节为共同和谐发展、永远持续发展,放慢脚步,稳步前行。除了基本的社会生活需要必须保证之外,幸福的指数、满足的指数,常常不是由物质而是由精神和心灵决定的,因此,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不容忽视,包括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观的调整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上海论坛.2008”上的演讲)
(引自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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