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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润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历史、成就和经验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510 次 我要收藏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一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历史。在宗教工作战线,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宗教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成功道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在全党上下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总结我们党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成就和经验,对于发扬光大宗教工作的优良传统,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一些先进分子率先掌握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90年来,我们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走出了一条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成功道路,创造了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辉煌历史。

(一)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的探索

建党前后,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和陈独秀就用近代唯物主义批判儒教。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用唯物史观分析宗教。陈独秀指出:宗教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属于依他的信仰,以神意为最高命令”[1]。李大钊指出:“宗教的信仰就是神的绝对的体认”[2],“是人类的精神把地上的实物写映于天上”的结果[3],“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4]。“宗教是一个无知的隐遁地方……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5]因此,“一切宗教没有不受生产技术进步的左右的,没有不随着它变迁的。”[6]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能力不断提高,“自然现象、人类社会都会脱去神秘的暗云,赤裸裸的立在科学知识之上”,宗教将逐渐消亡,因为“太阳出来了,没有打着灯笼走路的人了。”[7]不过,“犹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亦是不争的事实。”[8]这些论述,初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起点。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步明确了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他指出: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神权),以及男子对女子的支配(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其基干是地主政权。因此,目前应该领导农民做政治斗争,期于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总之,“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9]这些论述,已经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宗教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结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汉族地区的传统宗教信仰作了深入调研,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的理论结合。我们党据此制定的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法令,则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的实践结合。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国宗教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首要任务。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把传统神道划分为神、坛、社、庙、寺、观六种。神是指没有屋子住而为农民信奉的各种超自然力,其组织形式为会,如赵公会、观音会、关爷会等。坛是立起一块石头,用几块石头垒成一个小屋,里面藏着神灵。无论神、坛,凡有会的都有公田,出钱弄这种神会的都是富农地主。社是与神坛有别的一种社坛,每个村子一个,保佑庄稼牲畜和人的康健。每个社都有会,是普通群众的,虽然也信神,却与地主富农的神坛完全两样。庙是比神、坛、社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是有屋子且屋子里面有菩萨的,如城隍庙、关帝庙、龙王庙等,其田产很少,租入不够香纸费及庙老用,不是严重剥削所在。寺是和尚的住所,是剥削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为什么施田地给和尚呢?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观是道士斋公的,其田产的来源和剥削的状况,与寺无二样。[10]这一调查分析基本弄清了汉族地区民间信仰及佛教和道教的性质和现状,理清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类型和特点,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提供了依据。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制定有关宗教的政策法令,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实践需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宗教问题的实际出发,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宗教政策和法令。如1930年8月《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封建制度的附属品,和尚、尼姑、道士、阴阳先生等,凡是专以宗教事业来度生者的土地都须一概收回,至于以农为主、以宗教为副业的分子和受压迫受剥削的和尚、尼姑等的土地,在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允许的条件下,可以不实行收回。”[11]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12]这一规定既参考了苏联宪法的相应条款,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的实践结合,为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升华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深入结合,形成了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周恩来、李达及中央文件和文稿对宗教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阐述,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宗
教问题的完整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对宗教理论的全面阐述和概括。1937年夏,李达著《社会学大纲》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书中第一次对宗教的本质、根源、形态、产生、发展、社会作用及消亡条件等作了全面论述。1938年春,毛泽东在研读该书时写下大量批注,对宗教的本质、根源和演变规律作了高度概括。他写道:“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认为超自然力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自然力及社会力这个事实而发生的。其最初形态有两种:一是崇拜祖先,二是崇拜自然物。”“自然支配,社会支配,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的三个来源。”“生产发达,对自然力逐渐理解的多,宗教发生的第一个根源渐渐失去。然社会的阶级制度确立,社会力仍觉不可理解;加以万物有灵论深入人心,故宗教仍然存在,但依各个特定社会形态而变化了宗教的形式与内容。”[13]这些论述,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有了中国化的经典表达。

提出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1938年5月,周恩来在拜访基督教人士吴耀宗时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14]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15]1942年1月,《解放日报》社论《在信教自由的旗帜之下》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各种宗教团体的政策是信教自由,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原则在宗教方面的具体适用;我们的统一战线是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宗教信仰的;为了完成抗日建国大业,必须加强各方面的团结,对于宗教方面的团结是整个团结的重要一环;信教自由的政策是团结和动员各种宗教团体的最好方法,只有在这种政策之下,才能消除各种宗派之间的成见,消除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隔阂,使他们把一切力量都用于抗战建国的事业中来。提出并实践同宗教界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另一个重大成果。

全面阐述我们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政策。1942年2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的社论指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基于唯物主义的认识,基于科学的客观真理。共产党人主张教会同国家分离,主张国家不偏袒任何宗教,但绝不强迫别人遵从自己的信仰,这犹之别人不应强迫共产党人遵从他们的信仰一样,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意识和世界观的问题。各人有各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每个人有举行自己所奉行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仪式的自由,同时,每个人也有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而保持自己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因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之信仰自由权,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宗教界出现阶级分化,受国民党控制的上层和受外国势力控制的教会采取了反共反人民立场。我们党适时调整和完善宗教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一步中国化。

争取照顾守法的宗教团体和信徒。《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提出:对于不反对土地改革及我军行动的宗教组织,应当争取其与我合作,或使其站在善意中立的地位,在土地改革中逐渐分化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孤立其上层分子[16]。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周年的任务》指出:对于新区和新解放的城市,必须切实保护守法的宗教团体,使其不受侵害[17]。《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规定:乡村中合法的宗教职业者之生活极端困难、查明属实者,在当地群众同意下,得酌量分给一部分土地、财产[18]。这些规定对于团结信教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调整和完善涉及宗教的土地政策。1946年《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要求:凡祠堂、庙宇、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农民公意及族人意见妥为处理;农民要求分配时,除留一些作为祭祀、传教和居留人维持生活外,其余一律分配;清真寺的土地应以回民公意解决[19]。1947年《中国土地大纲》规定:“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20]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规定:祠堂、庙宇、寺院、教堂等所占有的耕地,应由农会接受分配;但附属于祠堂、庙宇、寺观、教堂等的不大的园地,不在接收分配之列[21]。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宗教领域完成土地革命的历史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调整和完善对外国传教士的政策。1946年《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提出:外国在我区进行传教及其文化活动,只要遵守政府法令,许其自由进行[22]。1948年《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强调:对于外国人所办的宗教机关,不论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不采取排除或没收政策;遇有外国人设立的教堂,我军到后不得没收和破坏;外国传教士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时,应扣留治罪,并将证据公布中外,但必须将其罪行与合法的宗教活动区别开,即犯罪的传教士须治罪或驱逐出境,教堂则不必封闭,许可其另派人来主持[23]。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打击帝国主义势力以宗教活动为掩护进行的侵略破坏活动,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宗教信仰自由写入临时宪法。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规定:保障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蒙、回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24]。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各界人民均有信教自由,边区内蒙、回、藏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其宗教信仰[25]。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规定:自治政府确保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喇嘛的人权、财权受自治政府保障[26]。建国前夕,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各少数民族有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27]。这一规定使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成为国家意志,为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党对宗教问题作了新的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实现新的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

形成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初期,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分析宗教问题,逐步形成了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和双重作用等基本观点,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中
共中央认为,由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特别是由于宗教制度民主改革的胜利,宗教矛盾的阶级背景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既是人民内部矛盾又是敌我矛盾,转化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宗教界的大多数是爱国的,并且政治上大有进步。宗教界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对宗教界应当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处理同他们的关系。确实属于敌我性质的,才按照敌我矛盾处理。”[28]

发展同宗教界团结合作的理论。毛泽东提出:对于宗教家,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29]。周恩来指出: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内部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大家一样可以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这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合作是有利的。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大家和睦共处,团结一致[30]。李维汉强调:统一战线是按政治划分的,有神论和无神论是世界观问题,只要政治一致,就可以而且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只有这样,才符合整个革命斗争的利益,包括宗教界一切爱国人士的利益在内[31]。

(六)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

1957年以后,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左”倾错误。在这种“左”倾错误和后来的极左路线影响下,宗教工作受到干扰和破坏,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进程遭受曲折。

“左”倾错误对宗教工作的干扰破坏。1957年下半年以后,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影响下,宗教工作中出现了无视宗教的五性特点和双重作用、在政治运动中冲击宗教的错误倾向。1962年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受其影响,第七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也夸大了宗教方面的阶级斗争,导致在对宗教界人士进行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出现了“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左”倾错误。1964年8月,李维汉同志受到点名批判。12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作《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报告》,将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理论诬蔑为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宗教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使宗教工作遭受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陈伯达、江青等野心家打着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幌子,推行极左路线,疯狂破坏党的统战政策和统战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他们大肆诬蔑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的复辟部”;广大统战、宗教工作系统的干部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受残酷打击和迫害,不少坚持党的统战、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同志被迫害致死。

对“左”倾路线干扰破坏的抵制。“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教工作也像其他领域一样,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在“文革”初期的动乱中,周总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指示有关部门甚至直接出面,保护了一批寺观教堂和宗教界上层人士。统战宗教工作部门的不少干部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冒着危险与“左”倾错误的干扰破坏进行抗争,保护著名寺观教堂和宗教界人士。“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在动乱局面得到一定程度控制的条件下,周总理亲自关怀和过问宗教工作,指导有关部门恢复宗教工作。1972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相继恢复了部分工作。在周总理的直接过问下,逐步恢复了一批佛教寺院,还促成了中日宗教界新的交往活动。从1973年到1977年,日本佛教界六次组团访华,均受到中国佛教界盛情接待。周建人、廖承志、乌兰夫等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后会见了访问团。

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恢复。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逐步恢复。1978年2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7月,中央统战部召开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统战部负责人座谈会,分析“文化大革命”对宗教工作造成的破坏,研究宗教工作急需解决的问题。同年12月11-1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了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统战部负责人和有关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宗教工作座谈会,对宗教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会后,这次会议被认定为自1962年第七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之后的第八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通过这两次会议,党的宗教工作和有关方针政策逐步得到恢复和落实。

(七)改革开放后的新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新的时代特征相结合,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新境界。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在宗教工作方面,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82年19号文件),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集中地阐述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实现了宗教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宗教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奠定了基础。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贡献。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在宗教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下发了[1991]6号和[2002]3号等重要文件,江泽民同志还发表《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和《论宗教问题》等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要求,全面阐述了宗教存在具有长期性、宗教问题具有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的基本观点和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宗教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教观,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框架。


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宗教工作方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理论和基本方针,特别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宗教问题,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关系,保持和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新观点、新要求,形成了以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为纲领的科学发展观的宗教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90年,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对此,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总结。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成就可以高度概括为三条:一是引导中国宗教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确道路,二是指导中国宗教研究走上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科学轨道,三是在宗教工作实践中形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一)引导宗教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宗教是一种社会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建筑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是由宗教的本质、根源、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决定的。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对宗教工作的历史使命。

在旧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宗教与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起过重大的消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主要被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则被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控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为引导宗教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方面领导宗教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清除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一方面领导宗教界进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摆脱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成为广大教徒自主选择和办理的宗教事业。通过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国宗教的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奠定了政治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关键是如何规范和引导,抑制其消极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据此,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江泽民指出:“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好,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好,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种适应,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32]因此,党和政府要鼓励支持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在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不断迈出新步伐。

近年来,宗教界爱国进步人士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对宗教教义进行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党和政府支持基督教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藏传佛教进行的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天主教的民主办教,伊斯兰教的“解经”工作,以及在佛教和道教中开展的讲经交流活动等,都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举措。通过开展这些活动,我国宗教的思想信仰和社会面貌发生了重要的积极变化,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指导宗教研究走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轨道

宗教是一种以唯心论为基础、以有神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具有广泛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的社会现象。如何认识和对待宗教,不仅存在唯心论同唯物论、有神论同无神论等世界观的对立,而且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矛盾相交织,具有特殊复杂性。西方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指出:“每个宗教定义,从其出现不久,就会激起另一个断然否定它的定义。看来,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定义[33],而坚持不同宗教定义的人们之间的敌意,几乎不亚于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34]这说明,宗教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分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开展宗教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民主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几乎无暇开展宗教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渐感到了开展宗教研究的必要性。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主席把任继愈先生找去询问宗教研究情况,并郑重指出:“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中明确提出:“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35]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国外工作的报告上批示:“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36]根据这一批示,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任继愈于1964年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组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宗教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全面恢复了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的宗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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