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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平:略论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及其使命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00 次 我要收藏

摘要:由于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主要不在冲突而在于创造性转化后的契合与互补,所以它不仅不会随着儒学传统的整体没落而衰亡,反而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大放异彩。这就决定了伦理化的儒家精神将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承担起自己独特的使命。

关键词:伦理化的儒家精神 市场经济契合互补 使命 全面人 综合诚信机制 现代儒商
    
现代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大多是按照西方文化精神的进路进行发展。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同时,人类生活却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生态环境的恶化、工业心理疾病的产生、信用危机的出现与道德的严重失范,以及人文精神的缺失等等。因而1988年74位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会议结束时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积淀着几千年人类智慧的儒家传统,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智慧光芒。而本文就旨在通过对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及其使命的反思,积极发掘儒家伦理中有助于现代市场经济健康运转的质素,进而希望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一、伦理化的儒家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

(一)文化因素对经济的作用

文化传统往往是一个地区或国家发展的精神魂魄,它可以通过价值取向、思维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非文化因素,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由本身之内产生何种发展路向。诚如新心学代表人物贺麟先生所认为的:“一切经济与金钱,其背后均有道德的观念和意识的作用在支配它。”[2]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发生起源做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资本主义之所以最早产生于西欧,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根源,就在于只有新教伦理为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精神驱动。马涛博士认为,马克斯.韦伯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其首先阐发了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种‘文化力’的配合和启动的思想。”[3]这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依凭于经济因素,诸如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同样对其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笔者以为合理的文化因素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合理的文化因素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提供精神驱动和促进作用。这一点正是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作用所持有的观点。同样,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相继迅速崛起,成为现代后进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除却经济、体制、制度等经济因素外,这些国家与地区在文化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共同隶属于“儒家文化圈”。正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儒家传统诸如“以人为本”、“家族集体意识”、“藏富于民”等思想在精神动因上起了促进作用,才形成了独特的“亚洲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合理的文化因素可以通过影响价值观达到优化群体经济行为的作用。文化传统对一个国家与地区的价值观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而价值观对人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所以说合理的文化因素培育出的价值观可以优化群体经济行为。比如:受极端自私自利价值观导向的人群的经济行为肯定表现出自私自利的倾向;而受集体主义价值观导向的人群则会表现出高尚的集体主义倾向。

第三、合理的文化因素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有维护市场正常运作的功用。文化传统可以塑造一个国家与地区独特的“伦理精神”,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认为,在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以外还存在着第三种调节方式,即,靠道德力量来调节,也可以称为“习惯与道义调节”。[4]所以当市场失灵与政府调节不力的情形下,文化的此种功用就要发挥重要功用了。如果由文化传统化育出的“伦理精神”使人们具有高度的人格自律性的话,那么即使在无政府的情况下,市场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二)“伦理化的儒家精神”的提出及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

1、“伦理化的儒家精神”的提出

自80年代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的“东方巨龙”,而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包括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在内的现代化经验,标志着东亚现代化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确立,形成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5]而对于促进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文化因素,广大国内外学者都笼统得称之为“儒家传统”、“儒家伦理”、“儒教思想”等等。比如:[日]宫崎勇《日本经济发展与东方文化的关系》、李嘉友《中日两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兼论儒家伦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韩]申泰焕《儒教思想与经济发展》,以及一些学人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儒家资本主义”[6]“儒教的资本主义”[7]等等。对于这种笼统的提法,到目前为止,尚无人对其准确性提出质疑与驳难。但笔者以为,这种提法与“伦理化的儒家精神”相比,却存在一个相对不准确性。

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在《新加的坡挑战》一书中说,儒家文化至少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面孔,一副是作为伦理生活方式的面孔。或者又可分为政治化的儒家与伦理化的儒家。[8]杜维明先生还曾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不无悲情得说道,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两股潮流:一股是伦理化的儒家,一股是政治的儒家。前者企图以道德理想转化现实政治,只是“这种努力影响不大,而且常是失败的,但精神源远流长,从未断绝,并且一直成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生命力的表现。”只是后者却“成了封建时代思想文化的主流”。[10]这就是说,儒学传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儒家;一类是占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儒家。而问题的核心是能够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服务与帮助,或者说能够促进“工业东亚”形成的非经济因素是什么。当然,“儒家传统”或“儒教思想”之类的笼统回答在这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除非构成这个非经济的文化因素,是伦理化的儒家与政治化的儒家共同作用的结果,否则这种笼统的提法难免有大而不当之嫌,有悖学术的准确性。

杜维明先生认为,伦理化的儒家“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11]“毫无疑问,‘圣王’是中国儒学的最高理想,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既不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利后,用政治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12]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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