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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鹏[1]:天主教与国家整合——以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初期天主教教育和教会教产问题为例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82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南京政府施政初期在教会教育和教产问题方面所推行的一系列国家整合工程进行描述和考察,试图分析天主教会是如何认知和面对现代国家对天主教会这一处于复杂中外关系中的社会团体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整合工程的,以及天主教会对于这一国家整合的冲突与调试。

[关键词]南京政府 天主教 国家整合 刚恒毅 宗教教育 教会教产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整合工程

自1912民国成立,迄1928年国民革命政府完成“北伐”、重新统一中国,凡15年间,中国一方面经历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则孕育勃发着一种重生的阵痛。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共和制度、宪政体制的引入,科学、民主、自由、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几乎所有曾经影响过近代西方的重要社会思想和观念均从西方国家鱼贯而入,同时,构成其漫长和强大传统的主要支柱——儒家思想在其所依附的政治肉体——君主制度崩塌之后陷入了危机,但是,一些致力于捍卫固有文化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则试图使其得到复兴,中国骤然间成为一个思想和社会改造的巨大实验室,虽然这些思想和社会改造手段五花八门,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让中国脱离以往半殖民地的落后状态,使中国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成为一个现代化意义上的强国。这一变革至大至深,无论是就具体的现实层面,还是就文明层面,都无不牵一发而动全身。总之,正如驻华第一任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所表述的那样,“此一危机绝非政权更迭之危机,而是一场逾数千年文明之危机,她缓慢地解体、成熟,并将在一番巨大的阵痛之后,获得重生”。[2]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的胜利和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后果:历经长期的动荡之后,中国方始进入一段较为稳定平缓的复原期。自此,南京政府的全面国家整合努力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意义,并随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宗教管理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国家整合工程,该工程旨在对以往社会分化过程中所造成的分离倾向和现实加以调整、统筹,从而试图使整个国家形成一个具有向心力的整体。

首先,就政治整合而言,南京政府是对孙中山自1912年制定共和约法以来,试图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并以军事手段统一国家的理想的实现。[3]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先后历经两次君主帝制复辟的失败[4]、军阀割据时期的宪政实验、具有中国特色的联邦制——联省自治运动,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党国体制,这一政治体制确保了国民党对于对政府、军队和社会秩序的绝对控制,并使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得以牢固地掌握政权。[5]因此,1928年到1937年的10年,常常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截至当时最具现代化特征的政府。

其次,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以国家的力量予以经典化和神圣化,对孙中山本人的崇拜开始替代清帝国以前对孔子长达两千年的崇拜,而政府的施政理想和规划也务求以孙中山的革命三段论——军政、训政和宪政——为蓝图。按照这一社会革命模式,1928年的全国统一被宣布为国民党专政的训政时期。[6]

再次,军事方面,南京政府试图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努力建设一支忠于国民党和国家领袖而非某些军阀的现代式军队。

此外,从外交领域来看,南京政府成立之初最突出的政绩当属当局所发动的、旨在摆脱“不平等条约”的修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迅速调整了此前国民革命运动时期的斗争焦点,即放弃了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烈敌对态度和外交立场,而将重点放在“取消不平等条约”上。但是,其具体做法却并非要对不平等条约予以全然废除,而是继承了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发起了一系列改订新约运动,企图通过与各列强国家的和平谈判,达到废除旧约、另立新约的外交目的。

1928年7月7日,南京政府正式对外宣布改订新约的三项原则:
(1)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期满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
(2)其尚未期满者国民政府应立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
(3)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

自此,改订新约运动得以全面铺开,其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几项:改订通商条约和关税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收回租界及租借地等。[7]

截至1928年下半年,中国方面已同12个在远东拥有重要利益的列强代表,签订了12个新的条约。[8]而到了1931年,南京政府则已收回了清王朝时期被迫割让的众多权利,通商口岸中外国租借地的数目明显减少了,海关关税、盐税以及邮政收入得以被收回国民政府手中,[9]国家的经济力量因这些固定收入而有所增强。

在经济方面,南京政府的国家整合努力表现在,从列强那里收回关税等一部分固定收入的基础上,通过日益严密地控制金融界的做法来极力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银行在昔日军阀混战时期曾为战争开销提供经费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由此而享有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这一权力在蒋介石发动政变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自南京政府成立之日起,它就强制推行与银行金融界日益密切的合作,金融界负责为国民党提供财政和填补财政赤字所需的支持;而作为回报,政府则给予金融界巨额利润和更广泛的投机便利。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可以使国民政府确保随时得到商业界的支持,并将其法律强加给过于独立的资本家。[10]

法律上,南京政府对改革司法也进行了大量的努力,这是因为,传统的法律形式和手段大部分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变化,此外,列强也一再声明他们放弃治外法权的前提乃是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在这一内外压力下,新政府积极而谨慎地致力于制订综合性的法典,一部民法和许多其他法律得以颁布,其中广泛吸收了欧洲大陆法律。由于新的法律只能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上层人士所明了,而未考虑到大多数民众的需要,因此,其实际效力则大打折扣。[11]

民族心理上,近代中国接受了“民族主义”、“民族主权国家”这一随着西方的冲击而输入中国的政治社会观念,这一思潮是由外国传教士、教育家和外交家带到中国来的。最初,民族主义是以半推半就的态度被接纳的,很快,民族主义在中国人那里就被作为威胁中国生存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外交侵略的一种防御反应,而从1925年到1931年,民族主义开始日趋激进,并从防御转向攻击,以便收回以往损失了的“民族的”权利。[12]

从对基督宗教和在华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态度来看,国民政府基于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对于由西方创立并提供资金的宗教机构开始有意识地排除外国人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基督新教方面),对由外国人建立并提供资金的教育机构施行更严密的监管,而对由外国人士创办的慈善事业机构则坚决地予以国有化,这一行动始于第二波“非基运动”时期,从而作为
对西方冲击的一种回应,并在南京政府那里开始通过有组织的国家力量加以保障和实施。

由于南京政府在国家整合方面所带来的和即将带来的变化,其合法性得到了国内外的几乎所有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承认。起初处于观望状态的“西方列强”,开始接二连三地赶赴南京,期待与南京政府缔结新的条约。而国民党也有意将这一胜利理解为“一场针对西方外交联手欺压中国的胜利”。[13]显然,这一说法符合并持续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

二、天主教对南京政府国家整合的积极回应

1.天主教会对国家政治整合的态度和反馈

作为教廷驻华最高教务长官,刚恒毅敏锐地感觉到国民革命的胜利和南京政府为巩固政权而开展的国家整合工程给天主教传教事业带来的划时代的冲击:

除了个别情况下的私谊外,中国当局曾一度对天主教的主教和传教士们维持“外交上的礼貌(politesse diplomatique)”。政府人员尊重传教士,是因为后面有外国公使的撑腰。
今天,使传教士逃脱中国法律管辖的所有特权均一笔勾销,传教士常常被人鄙视、蛮横无理甚至粗暴地予以对待,因为国民革命者希望传教士知道,后者受治外法权庇护的时代业已寿终正寝。[14]

很显然,外国传教士在一个已掌握稳固政权,并采取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新政府那里,其地位已一落千丈。而且,考虑到以往外国公使就传教问题而采取的种种干涉和抗议给北京政府外交部制造的麻烦,南京国民政府在同列强订立新约时将会绕开这一棘手问题,并期待随着不平等条约的逐渐废除,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传教士问题,国民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也曾向刚恒毅表达过类似的态度。

考虑到国民政府对传教士问题的可能立场,刚恒毅认为对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成立更多的本地传教区,以免随着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的日益强势,而不断压缩外籍传教区的生长空间,甚至最终会将外国传教士扫地出门。

基于同样的判断,在华基督新教各宗派早在1926年就已基本上声明尊重中国的主权完整,并随时准备放弃特权。美国的海外传教办公室(Ufficio Americano per le Missioni estere)也对美国的宣教士发表了如下声明:“根据新的中美关系,准备早日和中国地方教会合一”。1929年3月,著名新教刊物《教务杂志》在首页社论中,强调教会已失去了往日由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特权,坚持必须在互信互爱的基础上和中国建立新型关系。[15]

显然,基督新教在适应中国新的政治环境和时代变化方面要比天主教更为积极和灵活。[16]

此外,中国国内的各大宗教领袖,从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到回族军事领袖马福祥,均迫不及待地表示拥护和支持新政府。

在此情况下,普世天主教会需要明确与新政府合作的态度,以免因国内拥护罗马教廷“本地化”路线的传教士和那些依然迷恋外交保护特权的传教士之间的对立、分歧给中国民众造成相当负面的印象。

在这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的“八一通电”很好地回答了这一要求,并从基督新教所无法比拟的高度给予了天主教会一个努力和新政府合作的声明和“表态”。

1928年8月1日,教宗庇护十一世给全体在华宗座代牧、神职、平信徒和中国人民发表了一份旨在承认中国国民政府的“八一通电”:

致北平驻华代表刚恒毅,将以下通电,发表于中华诸司牧:
圣父教宗比约十一,与其诸可敬神昆、中国诸司牧,及其诸可爱之神子、司铎及教友之通牒,并令将此通牒,宣布与伟大中华国民之全体。
教宗对于中华时局,始终极为关心,不惟首先对于中华完全以平等相待,且因有真挚与诚恳之同情,首次躬亲祝圣华籍主教于罗马圣伯多禄大堂。今闻中华内争已息,极为欣悦,并赞颂天主。
所虔求者乃中华得享受永久而有益之和平,至此和平得现于国内外,而以仁爱公理为其基础,为达此目的,教宗所切望者,乃中华国民应有之希望及权利皆得完全认可(即列强认可)。夫以中华人口之众,超于世界任何民族之上,文化最古,且曾有伟大光荣之历史。若按公理及秩序,努力前进,则来日发展诚未可量也。教宗希望中华公教教众,对于中华之和平发达与进步,皆有所贡献,并重申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通牒之言,即对于合法政府之恭敬与服从,向为吾公教所信仰主张及提倡,其传教士及信徒所要求者,惟国民共有权利之自由及其保障。
教宗特嘱诸中国司牧,着手组织及发展一切公教工作,[17]以完成其传教事业,以致公教之男女信徒,及尤属可爱之青年,以其祈祷善言及善工于其祖国之和平、社会昌盛及发展,有所贡献。使《圣经》中之神圣而有益之主义,得传布于世,并襄助诸司牧司铎,以广扬基利斯督之思想,及因基利斯督之仁爱而得之个人发展与社会之幸福。
教宗重申其对中华发达之希望及祈祷,并求天主满中华国民之志愿,彼特慨然赋予汝众,以圣父及宗徒之降福。
 
                          枢机主教嘉司巴利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18]

从内容来看,“通电”表达了如下五个层面的意思:
(1)教宗始终极为关心中国时局,与诸列强不同,教宗是首先对中国完全平等相待之宗教领袖;
(2)希望列强认可中国国民的正当要求和权利;
(3)要求天主教友尊重和服从国民政府;
(4)要求传教士和教友享有信仰自由和公共权力;
(5)呼吁组织和发展“公教进行会”。

从“通电”产生的意义和影响来看:

首先,“通电”“不仅有助于分离传教事业和外国政府的代表角色”,[19]还试图向中国民众表明:天主教会并非时代进步和中国政治复兴的敌人,传教士也并非所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在此意义上,“通电”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不仅消除了长久以来横亘在中国社会和天主教会之间的种种误解,也为教廷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构筑了一道“电波桥梁”。正如1928年11月,著名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和刚恒毅私下交谈时所提到的那样:天主教会正处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关头,民族意识觉醒,老百姓反对外籍传教士,称他们为帝国主义者,即便是好的青年教友也不例外,过去积累的错误,如今要付出代价,因为传教事业在开展活动时给人留下了外国代理机构的印象……教宗(的通电)适时地把教会和帝国主义截然分开,给中国教会无限的慰藉与鼓励,尤其令中国的知识分子印象深刻。[20]

其次,“通电”还表明天主教会即使不是中国重建的协助者,也至少是拥护者。[21]

再次,“通电”发表于南京政府“改订新约”运动之初,且尚未获得列强外交承认之先,因此,其外交意义颇为重大,而鉴于教宗在欧美世界的广泛道德和精神影响,这一表态必然对在华有着重大利益的各国列强产生极大的震撼心理和示范效应,从而迫使其重新思考和定位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

此外,“通电”在声明承认和拥护南京政府的合法性的同时,也试图使后者确保天主教在华传教的
自由和各项合法权利。

最后,教宗呼吁成立“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后者显然有助于增进天主教徒之间的合一和对教会的扩展,并通过使平信徒将信徒和国民身份的合二为一而增强他们的身份尊严。

显然,教宗的“八一通电”选择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发表,获得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其在中国信徒、普通民众和南京政府方面获得的支持和好感颇为明显。中国籍主教、神职和普通信徒尤其欣喜若狂,因为这一电文完全揭去了长期覆盖在他们身份上的耻辱印记。就在“通电”公布后的次日,南京政府外交部的两位官员及时向宗座代表刚恒毅表达了对通电的满意态度。而外交部长王正廷更于8月20日特意就教宗的“八一通电”予以了官方回复:

“径复者:准八月三日来函并抄罗马教宗普意士第十一世致中国天主教主教及教友转告中国全体人民书一件,批阅之余,至为荣幸,教宗对中国表示同情,且欲引神教之功,用为中国复兴事业,及和平与进步之助,尤为欣感。现在中国统一完成,政府及民众,当本素来和平之精神,跻全世界于幸福途径,以副教宗祈祷之诚也。特此敬复,即希贵代表转达教宗为荷。顺颂时祺。”[22]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对教宗的“通电”表现出兴奋之情,很多法籍代牧主教和传教士,则为这一把“教会与外国政府联系”切断的“鲁莽”做法感到担忧,甚至持保留态度。如华北某法籍主教就向刚恒毅表示教宗的“通电”有受人愚弄之嫌。另一个例子也显示教宗的指示是如何在外籍传教士,尤其是法国传教士掌管的传教区一如既往地不受重视:当时,全体在华法文传教刊物,无一刊载“八一通电”,正如他们当初选择对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牧函集体失语一般。[23]

而在外国驻华使团当中,除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对教宗的“通电”表示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外,其余诸国则选择以沉默来表达异议。8月5日,当刚恒毅因事拜访法国驻京代办,并趁机询问其对教宗“通电”的观感时,后者的回答委实让刚恒毅吓了一跳:中国人是信任不得的;中国人只配用蛮力;教宗的那篇通电,降低了我们在中国面前的地位。显然,法国代办是站在政治立场而非传教立场来看问题,因此他不像教宗和刚恒毅那样,试图去“适应”和“感化”中国人,[24]而法国政府则只关心如何攫取更大的利益。

当然,对教宗“通电”最为欣慰的当属刚恒毅。事实上,教宗的“通电”极有可能是在听取刚恒毅对于中国时局的分析报告后做出的明智选择。[25]在宗座代表看来,教宗的“通电”无疑又一次在紧要关头对在华天主教会进行了及时的导航和必要的预警,而且时机和火候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欣喜之余,刚恒毅立即组织人将“通电”翻译为中、英、法三种语言,并于8月3日分寄给各教区代牧和监牧,同时还将之转给“路透社”与京津等地的报纸加以发表。此外,刚恒毅还发动北平的天主教信徒将通电翻印200万份,以便分赠给信徒和教外人士;而成立不久的“公教教育联合会”也为此准备了很多标语,以便宣传张贴。刚恒毅的秘书安童仪蒙席(Mons. Antoniuti),特意将教宗“通电”和各地教会人士致教宗的感谢信,装订成册,加以出版。

以上种种,反映出刚恒毅对教廷从普世天主教会角度回应新中国政治时局和国家整合努力的高度认同,这一认同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深刻认知之上的,即“为了最终实现基督宗教同本土文化的深刻相融,天主教会在中国必须超越同外国列强,以及西方文化的的自我认同”。[26]

2.对中国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妥协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在华天主教会在刚恒毅遵循的“本地化”传教原则下,试图有意识地向中国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妥协,即开始主动研究、探讨和讲授三民主义。

众所周知,在1928年中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作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双重奠基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一向被视为国民党的基本纲领,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又成为后者的施政方针与标准。显然,为了增加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加快国家的整合速度和一体化进程,就需要为全体国民在道德思想上提供一种权威叙事,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三民主义”无疑最有资格成为这样的官方意识形态。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各级学校教授“三民主义”的法令:“中华民国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于大同”。从此,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党义教育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27]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天主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在此情况下,在天主教会内部,尤其是传教士内部就发生了争议。

在刚恒毅看来,这是天主教会不得不谨慎应对的一个两难问题:要么顺应和尊重中国人的要求,拥护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设法在基督宗教的原则和孙中山的学说之间寻求一种协调;要么公然反对中国人的要求,贬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并拒绝他的著作。

如采取第一种态度,则置身于革命潮流当中的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将会为中国基督宗教的复兴做出贡献,并有望为福传事业创造丰硕的成果。

如采取第二种态度,很显然,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将被隔离于中国人的生活之外,并被视为祖国的敌人,福传事业至少在短时期内会陷入瘫痪。

刚恒毅在通读完《三民主义》的法文译本之后,[28]认为其中只有极少部分与天主教的社会学说不符,因此只要稍加修正即可。

而恰在此时,教宗庇护十一世的“八一通电”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权威的保证,在通电中,教宗明确提出:“为达此和平目的,教宗所切望者,乃世界人口最众之中华国民,其正当之盼望与合法之权利皆获完全认可”[29]

根据自己单方面的理解,刚恒毅认为不仅在“礼仪之争”禁令尚未解除之时可以向孙中山的遗像敬礼,而且还可以在教会学校内部讲授。限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他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于1928年12月13日拟成特别报告,上呈教廷裁夺,另一方面则指示《三民主义》的法文翻译者德礼贤神父:“就个人而言,即便不能在(教会)学校内公开讲授,也至少可以解释三民主义……”。[30]

结果,日后罗马教廷不仅接受了刚恒毅就讲授《三民主义》提出的理由,还认真予以研究,1935年3月18-19日的《罗马观察家》报上曾刊有专文,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阐述的社会学说与天主教会的社会理论进行了比较。[31]

另一方面,由于德礼贤神父翻译的《三民主义》法文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此,南京国民政府特意印刷5000册,并要求再将其转译为英文,以便在国际社会增加影响力。

刚恒毅这一先斩后奏,或边斩边奏的做法,虽然有悖于教会圣统,但是,在非常时期,却不失为一种大胆有效的做法,否则,一旦刚恒毅以宗座代表身份要求所有的教会学校停止讲授《三民主义》,公然违抗政府的行政命令,其后果则不堪设想。

事实上,刚恒毅之所以敢这么大胆,也在于其对“三民主义”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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