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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文忠 孔明安:新霸权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逻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2-04 点击: 1061 次 我要收藏

霸权(hegemony)(也译“领导权”)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的核心理论。自拉克劳、墨菲1985年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出版后,霸权理论在欧洲和北美都产生了很大的理论影响。拉克劳、墨菲的霸权理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人们有时也把这一理论称为“新葛兰西主义”。
一、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到新葛兰西主义
拉克劳、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详细地概述了其理论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异。众所周知,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转向,即从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研究转向了对以“市民社会”为内容的政治方向的研究,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突出地强调了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中的重要性。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注意发动广大群众,而不能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同时,它还必须要运用恰当的斗争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霸权”或“领导权”的过程。拉克劳、墨菲充分肯定了葛兰西的政治转向,特别是其“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但他们又不满足于葛兰西的理论解释,认为它还保留着诸多本质主义的残余。具体而言,其肯定和批评如下:
首先,拉克劳、墨菲极力强调葛兰西霸权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突破,认为霸权概念最重要的作用是突破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三点:其一,意识形态概念。这一概念否定了“意识形态代表的是社会观念体系的错误意识”的观点,从而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个有机的关系整体,它具体化于制度和体制之中,并围绕着许多基本的链接原则把历史集团焊接在一起。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由上层建筑所决定的概念,而是相当于一个社会形态的概念。不是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相反,是意识形态创造或规定着上层建筑。拉克劳、墨菲认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传统解释,它“排除了对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式的阅读”(Laclau and Mouffe, p. 67)。其二,“历史集团”概念。拉克劳、墨菲认为,这一概念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区分的超越,是一个“新的总体化范畴”。葛兰西认为,历史集团就是一种霸权,这种霸权包括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共同决定过程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历史集团可定义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它并不简单地指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各集团和社会结构(结构是指生产过程的结构)之间的关系。(Laclau and Mouffe, p.116)历史集团的概念不再受经济决定论的支配,因而得到拉克劳、墨菲的赞扬与肯定(Joseph, p.116)。其三,集体意志概念。这一概念结束了意识形态的还原论。根据葛兰西的观点,集体意志也能够建构政治主体,但是这种主体不是完全确定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主体,它跨越了阶级主体的局限。这一概念强调霸权所链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拉克劳、墨菲指出,葛兰西所说的集体意志是政治意志链接分散和破碎的历史力量的结果。有机的意识形态并不代表纯粹阶级的和封闭的世界观,它通过没有任何必然的阶级属性要素链接而成。(Laclau and Mouffe, p.68)
其次,拉克劳、墨菲充分肯定了葛兰西理论突破的重要意义:一方面,霸权理论找到并且打开了突破“工人阶级中心论”的缺口,也使葛兰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和柯尔施划开了界线。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虽然也走上了反经济决定论的理论之路,但他们没有摆脱“阶级还原论”的束缚。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带有浓重的的“阶级中心论”色彩,它“把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同上,p.68),这就堵死了霸权和多元主体的链接之路。在葛兰西看来,革命的主体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被建构的,同时它也不具有必然的统一性。主体的建构是通过多样化的“要素”和“任务”完成的。另一方面,葛兰西霸权理论对主体的不确定性与多元性的强调,为霸权链接实践提供了可能性。正是通过贯通各个有差异的主体身份而形成的霸权链接实践,才形成了政治认同。统治阶层通过霸权实践而修正了各个主体的特征、本质和身份。在这一意义上,拉克劳、墨菲认为,对葛兰西的“整体国家”概念的解读是:“对葛兰西来说,不是阶级夺取了国家权力,而是阶级变成了国家。”(同上,p.69)
最后,拉克劳、墨菲着重批评了葛兰西理论的不足或局限。他们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虽然开辟了突破本质主义的方向与道路,但却没有最终与本质主义决裂。其原因主要在于葛兰西在坚持霸权斗争多样性的同时,又坚持多样性中仍然存在着同一性的关系,强调霸权链接实践中存在着一个“单一统一原则”和“必要的阶级特征”。而“单一统一原则”和“必要的阶级特征”并不是霸权斗争中出现的偶然性的结果,而是这一斗争中出现的必然性的结构框架。拉克劳、墨菲非常痛惜地指出,在阶级基础上构造霸权主体,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霸权中心建构自己,“这两个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的两个本质主义因素”。(同上,p.84)对霸权的中心化结构和阶级特征的追求,使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没有最终彻底挣脱本质主义的束缚。
在拉克劳、墨菲看来,尽管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留下了“民主多元性的遗产”,但是克服经济决定论的本质主义“错误”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理论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尽管出现了脱离本质主义的趋势,但并未走得太远。因此,要超越本质主义,就须吸收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成果,在消解传统的本质主义和中心论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加以“解构式”的阅读和理解。这就要求清除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并在解构的基础上对“霸权”概念加以重新规划。这一重新规划也就是人们称之为“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这样,在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批判解读中,拉克劳、墨菲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霸权”理论,并引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逻辑。
二、解构逻辑的形成与霸权理论的建构
拉克劳、墨菲的解构逻辑是在批判传统本质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认为,新的霸权概念必须消除传统的本质主义的束缚,必须祛除“经济的最终决定性作用”。经济决定论是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虽然攻克这一堡垒非常困难,但为了重建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必须对“本质主义进行最后的再质疑”。(伍德,第61页)在拉克劳、墨菲看来,所谓的“本质主义”就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强调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并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社会围绕着一个固定的中心而建构起来。具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这个中心指的就是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的其他要素由这个中心(经济)所决定,它们的意义是在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作用只有通过经济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政治或政治的一系列现象包括意识形态虽然都很重要,但它们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仅仅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并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特定的政治观点只有在特定的经济层面上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这就是拉克劳、墨菲所谓的“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
因此,对本质主义的彻底解构就构成了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解构逻辑的起点。拉克劳、墨菲对经济决定论的解构建立在两个基本观点之上:其一,政治与经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独立于经济,它具有自身独立性,它是自我建构的;其二,政治的主体身份是多元的、变化的,而不是唯一的、确定的和统一的。也就是说,政治主体不是由经济来决定的,政治并不必然地带有经济决定论所规定的那种阶级性特征,也不必然地具有共同的阶级利益。政治主体是在政治斗争而非阶级斗争中建构起来的;它具有偶然性,而非必然性;它是不确定的、多元的。正是由于对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否定,后马克思主义对霸权的建构就从经济层面转到了政治层面。由于祛除了经济的决定作用,葛兰西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来的霸权的单一性、统一性和确定性,便都遭到了拉克劳、墨菲的批判和解构。因此,霸权主体的阶级特征被消解了;在葛兰西那里把霸权斗争描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图画,也随之而改变了。拉克劳、墨菲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这样的解构图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代资本主义结构的断裂和深刻变化,对经济决定论提出了严重挑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并没有走向单极化,即一极是工人阶级,另一极是资产阶级,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形是,社会主体在不断地分裂,工人阶级在不断地分化,其数量在不断地减少,各种新阶级、新集团在不断地涌现,其立场和身份复杂而多样,从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热情的低迷,都充分显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观的局限性。今天,用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很难解释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关系的新变化。因此,拉克劳、墨菲说:“现在我们得出结论: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在的自我调节空间,那里也不存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中心之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 (Laclau and Mouffe, p.84)如此,由经济基础的决定性而引发的在社会领域中的必然性逻辑也就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由拉克劳、墨菲所描绘的政治领域内的偶然性逻辑。于是,对必然性一元逻辑的否定与对偶然性多元逻辑的肯定,就构成了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逻辑的核心内容。
拉克劳、墨菲为什么要如此坚决地消解本质主义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反本质主义的逻辑等同于新的霸权逻辑,而新的霸权逻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具有决定性的解构作用。只要把霸权理论的偶然性逻辑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它就必然会对经济决定论的必然性逻辑产生解构作用。正如汤芬 (Torfing)在《新话语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解构是这样一个事实:形而上学的封闭性是通过在非决定性情况下到达伦理—政治决定性的,但是,为了显示这些决定性具有霸权链接的偶然性和构成性特征,必须通过解构揭示这种非决定性,即每一种决定性必然地铭刻着假设。” (Torfing, p.36)也就是说,解构和霸权相互交织:解构在一定意义上暗含着霸权理论,而霸权理论也暗含着解构。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解释框架进行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出一种能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霸权理论,而这一新霸权理论本身则是解释非阶级中心化认同的政治理论,或用拉克劳、墨菲的术语,叫做“多元的激进民主”理论。“无疑,只要经济残余被祛除,霸权链接的偶然性逻辑就能多发挥出它全部的理论和政治作用。”(Torfing, p.58)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在清除了葛兰西霸权理论中的本质主义残余之后,拉克劳、墨菲就试图在这一解构基础上重建他们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新“霸权”理论。具体而言,该理论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霸权理论暗含着一种解构逻辑。拉克劳、墨菲认为,霸权逻辑具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作用,最重要的表现是导致了“阶级还原论最后防线的崩溃”。(Laclau and Mouffe, p.85)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在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拉克劳、墨菲的新霸权理论与他们的“新话语理论”密切相关。霸权不是建立在宏大叙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微观的“话语”基础上。他们吸取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成果,综合了维特根斯坦、福柯和后期海德格尔等人有关话语的暂学理论,从而提出了一种“新话语理论”。他们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反作用的观点,改造成了话语建构理论;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看作是一种话语形式,以“话语”来否定社会的客观性、规律性,并把社会看成是开放的、非决定的、无中心的。话语分析关注的是通过霸权的链接实践来建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因为统一的阶级主体分裂成碎片以后,为霸权的链接提供了建构政治的话语空间。霸权理论的解构逻辑来自话语理论对确定性与普遍性的怀疑与否定,拉克劳、墨菲的霸权理论与话语理论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达。可以说,话语理论既是霸权链接实践的一种多元主义方法,又是霸权构造的解释框架,霸权理论和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霸权的链接不是建立在必然性的链接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话语”的链接之上:只有依赖于“话语链接”,才能确保霸权建构的偶然性特征。
第二,政治认同是霸权研究的对象。拉克劳、墨菲认为,霸权是当代政治的别名,霸权的链接功能就是一种政治建构功能,反过来,话语的链接是建立霸权理论的出发点。由于阶级主体的分解与碎片化分裂,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这样就出现了把各种不同的主体身份链接起来的需要和可能。政治认同就是链接的目标,这种链接的结果就是霸权实践,这也是当代认同政治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拉克劳、墨菲说,霸权理论就是研究如何在多样化的集团和群体之间建构新的政治认同。认同不是霸权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认同并不是预先存在的东西,而是在政治斗争中并且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被建构、保护和改变的东西。这样的政治认同不是各主体之间由共同利益链接的结果,而是每一个主体不同立场的链接,也就是说,认同政治是关于主体身份多元化和主体身份多重化的认同建构问题。其中,价值观和信仰、意识形态都是认同的组成部分。 “因此,链接实践的领域被大大地扩展了,从而对差异完全固定的可能性减少了。每一个社会变成了多元链接实践的汇合点,其中存在许多对抗,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填补链接者和被链接者之间的裂缝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内在化。”(同上, p.138)也就是说,在拉克劳、墨菲看来,这种霸权链接实践建构起来的政治认同,不是完全确定的、必然的,而是不确定的、偶然的,是不断变化的。这也就是霸权链接的“偶然性逻辑”。这一偶然性逻辑是对本质主义的政治认同的解构,它“通过对各种固定性类型的批判,通过肯定每一个认同的不完整性、开放性和政治上的可协商特征,来终结正统的本质主义”。(同上,p.10)
第三,霸权的链接实践构成了政治认同。拉克劳、墨菲认为,随着阶级的解体,阶级政治也随之消失,从而使认同政治与身份政治成为后现代政治的主要形式。认同政治与身份政治的主要观点是,政治是由话语建构的;由于话语意义的多样性,造成了主体身份的多样性。根据德里达的观点,话语是由于在结构中先验能指的不在场,导致了差异体系中意义的不固定,即意义游戏的无限扩展。话语也可定义为:在一种去中心的结构中,其中的意义被不断地商谈和建构。拉克劳、墨菲认为,民主话语也是开放的,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民主话语也是一个“漂浮的能指”,可以通过各个方向进行链接。霸权的链接实践就是在开放、多元、差异的政治斗争中,对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主体身份进行链接的实践,这种链接实践的结构总体化就是话语建构的政治空间。它抛弃了差异性可以还原为同一性的原则,坚持差异的不可还原的构造特征。“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当代世界中,偶然性的维度和伴随其的政治自主性是更加的明显,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霸权的再链接比葛兰西时代更为普遍化。”(Laclau and Mouffe, p. xii)
拉克劳、墨菲的立场很清楚: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霸权处于一个完全弥合的结构中。多样性意义扩展被确立的中心所压制,因而没有霸权链接的政治空间。因此,他们强调,对政治主体的任何分析,其理论起点是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同一性不是霸权链接的出发点,而是不同主体身份霸权化的结果。由于普遍的、统一的政治主体的缺席,这种激进化的后果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解构,是对普遍与特殊哲学二分法的超越。政治认同就是某一集团把自己特殊的主张努力普遍化,把特殊的话语表达为普遍性的话语,“这是霸权行为的本质”。(巴斯特、拉克劳、齐泽克,第50页)
三、简评
拉克劳、墨菲的霸权理论是一种建立在解构逻辑基础上的政治规划。用他们的话来说,其座右铭是“回到霸权斗争中去”。因此,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消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缺陷,吸取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积极因素,摈弃其中的本质主义残余,再加上解构主义的方法,诸如去中心化、话语、链接等重要范畴,才可以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局限,并在新形势下发展“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新霸权理论。那么,如何看待这一新的霸权理论呢?
首先,应当肯定拉克劳、墨菲霸权理论中所包含的积极性因素,那就是其试图根据新的形势变化,更新或改造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努力和企图。的确,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到整个20世纪末,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末的苏东巨变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实践,都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拉克劳、墨菲恰好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了其新霸权理论。因此,我们应当了解他们这一理论努力的具体背景,并将其理论努力与其理论的具体内容加以区分,这样才能对新霸权理论给出准确的评价。
其次,我们应当承认,拉克劳、墨菲的新霸权理论对葛兰西的改造和批判是有合理性成分的。用马克.波斯特的话来说,或许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的不完整性”(波斯特,第187页);也就是说,从霸权理论中他们找到了走出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的途径。就实际情形而言,在葛兰西那个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还面临着激烈的阶级矛盾和冲突;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进入了所谓的“消费社会”,社会中存在的阶级不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两大阶级,而是划分为多个社会阶层。在这一情形下,如果仅仅从经济决定性地位出发来考虑问题,考虑当今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显得有点过时了。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拉克劳、墨菲通过霸权概念的建构而提出反本质主义、反经济决定论,或反本质主义的还原论,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而反本质主义既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也确证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哲学存在的部分合理性。
最后,我们认为,无论拉克劳、墨菲的霸权理论如何标榜其反本质主义,其理论中仍包含着某种悖论,并隐含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部分肯定,因此必须对之加以批判。我们知道,拉克劳、墨菲的霸权理论的基本立足点是反本质主义。但如果照其反本质主义解构逻辑推演下去,一旦排除了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划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功能,就可以逻辑地推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即便有差异,也不过是“霸权”的游戏的差异而已。如此,也可以说现代化就是现代化,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别;同样,民主就是民主,无所谓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之别。显然,这一推理逻辑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取消了区别事物的确定性标准:一切都是变化的、偶然的,没有什么事物能决定政治认同的本质。所以,拉克劳、墨菲的这种反本质主义逻辑中隐藏着一个“最大的本质主义”,那就是他们的资本主义概念——资本主义在拉克劳、墨菲的语境中并不是不确定的、偶然的、可改变的,而是被赋予了整体化的、确定的、不可改变的、不可动摇的本质,而这与其反本质主义立场正相对立。请看他们的一段重要表达:
今天个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力不仅是一个出卖者,而且还通过他或她的结合进入到其他社会关系之中:文化革命、休闲时间、生病、教育、性甚至死亡。实际上没有能摆脱资本主义的关系的集体生活和个人生活领域。(吉布森—格雷汉姆,第47页)吉布森-格雷汉姆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中对拉克劳、墨菲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非常吃惊”,他指出:“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对资本主义的这段描述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被赋予非凡的改造能力——被赋予了彻底的历史转变的职责——而且是因为这种描写的随意性和通俗性。”(同上,第47页)拉克劳、墨菲取消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特征;把话语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者,而历史主体不是话语讲述者,历史主体并不先于话语而存在。因此,迪斯金和桑德勒也指出:“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资本主义不像其他社会习俗和社会活动,资本主义拥有一个本质,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本质。它是一个原因,而没有在相同程度上成为一个结果。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存在于多元决定论之外。”(转引自同上,第1页)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在拉克劳、墨菲的反本质主义的逻辑悖论中,预先设置了资本主义不会改变这一本质,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为什么不可改变这一关键问题,他们却回避了。在我们看来,拉克劳、墨菲对本质主义的否定其实走过了头:极端地反对经济决定论,极端地强调话语和链接等“偶然性逻辑”的作用,就会走向其反面,走向“什么都行”的逻辑,而这就为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巴斯特、拉克劳、齐泽克,2004年:《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 波斯特,2000年:《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晔译,商务印书馆。
[3] 吉布森-格雷汉姆,2002年:《资本主义的终结》,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伍德,1999年:《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5] Joseph, Jonathan, 2002, Hegemony: a Realist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6] Laclau and Mouffe, 2001,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7] Torfing, Jacob, 1999, New Theories of Discourse: Laclau, Mouffe and Zizek, UK: Blackwell.
(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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