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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林:葛兰西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贡献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2-04 点击: 1423 次 我要收藏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之一,葛兰西以实践哲学为核心的包括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导权理论、社会进步与文化批判理论等在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树则得益于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深入解读和创造性发展。但是,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包括陶里亚蒂、不破哲三、霍夫曼、希曼、丁伯纳罗和前苏联哲学家们等对葛兰西实践哲学只作作定性研究,还是当下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本溯源,并没能抓住葛兰西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内在关系这一根本。人们在对葛兰西的上述理论评价时往往忽视其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的关联,致使葛兰西与马克思在实践哲学上的内在关系被淡化或被遗忘。事实上,葛兰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少有的真正深刻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理论真谛的哲学家,他能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解读马克思哲学思想并在哲学范式转换基础上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哲学思想,因此,葛兰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符合马克思基本原则、立场的理论则是顺理成章和符合逻辑的。
一、立足民族文化传统解读马克思实践哲学
葛兰西实践哲学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其思想形成受维柯的文化哲学思想和克罗奇的历史哲学以及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直接影响。正是后者为葛兰西提供的哲学立场和哲学理解范式,使得他能够在当时面对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影响而坚持自己的观点。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理论价值首先体现在其理论是立足于意大利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全面了解葛兰西与意大利哲学传统的内在关联对于把握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尤为重要。近代之后,以维柯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家出现之后,意大利的文化哲学与以德国思辨哲学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具有较大的差别,而且这种哲学理解范式的差别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的差异。相对于受德国思辨哲学深刻影响的哲学家而言,受意大利文化哲学影响的葛兰西能够自觉地从文化哲学理解范式出发,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哲学意蕴。
从对哲学的理解来看,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维柯在近代开创了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思辨哲学不同的文化哲学理解范式,并在对笛卡儿哲学批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在维柯看来,笛卡儿以机械的物理学来建立形而上学是根本错误的,这种哲学无法把伦理学和逻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无法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若想克服笛卡儿的错误,必须把形而上学的基础从机械物理学研究的对象——“物质世界”转向“民政世界”,把哲学与语言、法学、宗教、历史等融为一体,建立一种新科学——“人类形而上学”。维科的新科学开辟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解范式,一方面实现了哲学研究对象的转向,即从对外在的世界及其本体、自在之物的形上之思转向对人的本性探求。他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做法,指出,“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世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 [1]另一方面,哲学的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即对人的本性的探求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维科的新科学超越了以往神学和理性主义哲学对人的把握,主张用“诗性智慧”代替“理性智慧”。在他看来,诗性“智慧是一种功能,它主宰我们为获得构成人类的一切科学和艺术所必要的训练……人作为人,在他所特有的存在中是由心灵和精气构成的;或者无宁说,是由理智和意志构成的。智慧的功能就在于完成或实现人的这两个部分。第二部分(意志)要运用第一部分(理智),其目的是在使精气凭借一种由对最高制度的认识所照亮的心灵,可以指引人去选择最好的事去做。”[2]总之,维柯力图通过人生活于其中的民政世界和各民族的社会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学、艺术创作、教育活动等揭示人的文化本性,用人的文化象征符号意义规定人的人的本性,从而克服了关于人的本性的神性、理性、自然性的种种片面地、精致的、神秘的、机械的等各种错误结论,强调人的本性的社会性和文化性,通过把握人的“制造”活动来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价值。这种对哲学的理解范式的全面更新,为葛兰西能够坚定不移和自觉地用实践哲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和阐发自己哲学观的内在根据。
维柯的文化哲学理解范式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哲学界和思想家的影响深远。马克思对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区分,对哲学对象的划定都深受维柯思想影响。马克思曾经指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与自然史之间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3]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两条历史发展简要线索来探寻维柯与葛兰西以及维柯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一致关系。一条线索是:维柯——卢梭——马克思——拉布里奥拉——克罗齐——葛兰西路线。这条路线可以看作是文化哲学理解范式的传递路线,因为上述哲学家们都遵守不同于思辨哲学的文化哲学路线,使得上述思想家们在对哲学的理解上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另一条线索是:维柯——葛兰西——马克思路线。这是一条认识路线,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与葛兰西因为都受到维柯的思想影响而形成实践哲学,同时也可以理解为葛兰西因为受到维柯的影响而能够沿着文化哲学路线去解读马克思哲学,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的结论。
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是葛兰西实践哲学思想影响的另一个来源。克罗奇的历史哲学强调行动、实践的重要意义,以行动和实践为历史的重要内容。强调人的精神、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的核心地位,并把其作为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对哲学的理解上,克罗齐反对各种关于哲学的成见,其中包括:认为哲学有一个基本问题要解决的观点;为了统一,否认差别;寻求终极的哲学,(反对哲学变化,期望哲学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是,世界是变化的,是历史性的);只关心哲学家个人的思想(即只关心神学大师、学界泰斗、哲学教授);不把哲学当作方法论,而是把它当作形而上学;先入为主并加以引申然后在宣告一切结束。[4]针对上述成见,克罗齐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观。克罗齐强调哲学的历史性,反对形式化、教条化、体系化、僵死化的哲学,提倡一种以人的现实生活为对象的哲学,作为方法论的和作为生活和历史批判的哲学。他强调历史的现实性和超越性,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自主性,认为“整个历史是作为历史的哲学的基础,把它的基础仅仅限定为哲学史,限定为‘一般的’或‘形而上学的’哲学的历史是不可能的,除非不自觉的信从关于哲学的陈旧观念,不把它当作方法论,而把它当作形而上学。”[5]克罗奇极为藐视传统的体系化的思辨哲学,指出,“一种体系井然和无血无肉的哲学史是与研究‘根本问题’的哲学相适应的。而一种远为丰富、更多变化、更有弹性的哲学则应该是和作为方法论的哲学的相适应;作为方法论的哲学认为,不仅有关内在、超验、世界及另一世界的问题是哲学,一切有利于增加指导性概念的宝库、增进我们对于现实历史的理解、及帮助我们构成那些我们生活其中的思想实体的也都是哲学。”[6]克罗奇的历史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葛兰西,在其实践哲学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哲学的影子。
当然,葛兰西还受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拉布里奥拉哲学思想影响。总体上看,葛兰西一直沿着维柯、克罗齐、拉布里奥拉等民族哲学家们的哲学传统去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解读的。这种民族文化传统为其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真谛受益匪浅。
二、对马克思哲学理论创造性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者和创新者,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是十分显著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葛兰西提出了哲学的功能在于文化批判与重建,强调文化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文化是哲学的土壤和根基,哲学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形态,是一种始终活动着的、具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因此,文化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批判。第一,葛兰西揭示了哲学与生活、文化之间的一致关系,从而为哲学批判体现为文化批判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当然,葛兰西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使用过文化概念,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葛兰西把政治活动、意识形态、各种哲学形式、艺术形式和经济、伦理道德活动都视为人的文化活动,因此,他运用的文化概念已经逼近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作为人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的含义。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甚至哲学或种种哲学也是如此,而唯一的‘哲学’则是行动中的历史,那就是说,是生活本身。”[7]这一论述说明葛兰西已经认识到哲学批判不再是一种外在于生活世界自身之外的批判,而是文化的自觉反思与重建活动,是一种人的本质活动。第二,实践哲学的文化批判活动始终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又充分吸收现代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其目的在于使文化模式——意识形态适合于人的生存。葛兰西认为,一方面“实践哲学是以所有这一切过去的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喀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整个现代生活观的根子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是这个精神的和道德的改革运动的顶峰,它使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照成为辩证的。”[8]另一方面,“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或丰富了某些文化思潮。然而,所谓的正统派却忽略了或根本不知道要研究这个非常重要和充满意义的事实。由于这个原因,在实践哲学和各种唯心主义倾向之间发生的最重要的哲学结合,这个在本质上和上世纪最后25年的特定文化思潮(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紧密关联的事实,在所谓的正统派看来,要不是诈骗的话,那是荒谬的。”[9]总之,葛兰西强调哲学的使命就在于对传统的和现存的文化进行批判,实践哲学一种传统文化批判活动,即对以常识、宗教为载体和表现形式的不自觉地左右大众的“消极哲学”、“保守哲学”的批判,催生出一种“批判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批判哲学。哲学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创造活动。哲学改变世界的机制在于通过人的心灵革命达到行为变化,进而改变自身世界和外在的物质世界;哲学活动的功能就在于通过意识形态的不断更新大到生活世界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其次,葛兰西揭示出哲学改变世界的途径是通过改变意识形态达到改变人的思想意识、通过改变人的主观世界进而达到改变外在的物质世界。葛兰西强调,“不要把哲学活动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的概念的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方面的新鲜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这些新鲜事物在它们变成具体地——也即历史地和社会地——普遍的范围内,是‘历史地正确的’。”[10]实践哲学不能只满足于对现存世界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宗教和黑格尔哲学都具有这种解释功能,但是无法触动人类千百年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就像黑格尔所发明的万能公式——“存在的是合理的,合理的是存在的” 一样,这种公式似乎可以对任何现实情景做出合理的解释,但对人们变革现实则于事无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使命不仅要解释世界,更主要的是要改变世界。但是,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具有船坚炮利的物质威力,它只能通过改变人这一能动的实践主体的观念和思想从而达到改变物质世界的作用。哲学主要是通过文化批判而不断地启蒙广大的民众,通过不断地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去改变人的行为和重塑人的形象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葛兰西说,“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最精致形式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能够组成它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教育其文化还是中世纪的人民大众。这第二项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出于‘教导的’理由,新哲学结合成一种文化形式,它略高于人民大众的水平(这是非常低的),但绝对不适合于与有教养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战斗。然而,新哲学却正是为取代那时的最高的文化表现——德国古典哲学,并造成一个它是其世界观的新的社会集团所专有的知识分子集团才诞生出来的。”[11]在他看来,实践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战胜“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用新哲学代替旧的哲学,但是,若达到最终的批判效果,还必须从文化上教育觉悟比较高的“知识分子”和觉悟比较低的“人民大众”,因为哲学改变世界是通过人自身去完成的。
再次,葛兰西认为文化批判不仅仅表现为政治批判,同时还表现为对日常生活寓所中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艺术审美批判。哲学批判是一种与人的生活和文化创造同步进行的无休止的常态活动,因此,不能希望哲学批判或文化批判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观念更新的问题。历史进步无法割断传统力量的纠缠和阻滞力的破坏,葛兰西就此深刻地剖析了“文化遗留”与“文化更新”之间的制约关系,告诫人们充分估计意识形态的保守性,指出,“必须记住,不论造成历史情境的变化多么彻底,任何历史情境都并不完全改变语言,至少在其外部的形式方面是这样。但是,语言的内容却必须加以改变,即使对于这种变化要有一个用直接的名词表达得准确意识是困难的。而且,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错综复杂的,因为在新的社会集团的各阶层中,存在着有特色的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有一些阶层仍然沉浸在先前历史情境的文化——往往包括那种在最近才被取代的文化之内——之中。”[12]另外,葛兰西还特别分析了意识形态与人的政治经济活动相背离的情形,揭示出意识形态与人的现实活动并非完全一致或者同步发展以及完全有相背离的情形。指出,“一个阶级,即使其某些阶层具有托勒密世界观,却仍然可以成为一种非常先进的历史情境的代表,这些阶层尽管在意识形态上落后(或至少在它们世界观的某些方面,他们还是支离破碎的和天真的),在经济和政治功能的实践方面,却是非常先进的。如果知识分子的任务是确定和组织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改革,在语言中使文化适应于实践领域的话,那么,很清楚,‘结晶化’的知识分子确实保守和反动的,这是因为虽然新的社会集团至少感到它自己是同它的先驱分开和不同的,这些知识分子却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而是认为他们能够使他们自己同过去重新联结起来。”[13]葛兰西强调了文化——意识形态必须与人的实践活动相一致,否则,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旧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必然会阻碍历史的进步。实际上,葛兰西提出的绝对的、全方位文化批判理论是马克思的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这一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的哲学家们影响巨大,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技术理性的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批判、消费文化批判、经济增长模式批判、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批判等就是对葛兰西实践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职业哲学家必须肩负起推动社会变革的重任。认为,社会的变革不能够依靠广大的民众,而要依靠社会的精英、依靠政党及其领袖去推动历史的进步。推动社会进步是一种创造性和主动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必然过程。对于历史的进步,人的主动性、哲学的启蒙、批判反思作用是必不可少。葛兰西在强调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和职业的哲学家重要作用的同时,分析了前者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类型。在他看来,一种类型是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大众并变成一个保守的特权阶级,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类型。这是一种“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之间这种情绪上的联结的情况下,去创造政治——历史。在缺乏这样一种联结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的关系就是、或被归结为那种纯粹官僚的和形式的关系,知识分子变成一种特权阶级或一种教士(所谓有机的集中主义)。”[14]另一种是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水乳交融的情性,即合理的类型。在他看来,“如果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有机的融贯——在其中,感情——热情变成理解和从而变成知识(不是机械地而是以一种能动的方式)为特征的,那时,而且只有在那时,才是一种代表的关系。只有在那时,才会发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个别要素的教换,才能实现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共有生活——并创造出‘历史的集团’。”[15]葛兰西希望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应该属于第二种类型。除此之外,葛兰西海论述了这是分子的存在方式并赋予知识分子极高的历史使命。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新的上层建筑的创造者,指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体化的社会集团,它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一种共同的概念术语,把他自己和先前的知识范畴联系起来。”[16] 同时,“每一个新的社会机体(社会的类型)都创造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它的专业化的代表和标准——载体(知识分子),只能被看作其本身是来自新的情境、而并不是先前的知识背景的‘新’的知识分子。”[17]认为知识分子具有独特的不可代替的社会地位,指出,“一个历史时代和一个特定社会都是以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从而是较多的平庸来表示其特征的。但是,广泛传播的大众意识形态却必须区别于作为其真正的拱心石的科学著作和伟大的哲学综合。正是对于后者,必须或通过证明它们是没有基础的来消极地加以克服,或者通过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意义的哲学综合同它们相对立,来积极地加以克服。”[18]
从葛兰西的理论建树可以发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特别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不断地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葛兰西时时刻刻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现实的政治活动之中,使之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政治哲学。但是,我们如论如何不应忽视,上述理论贡献最终得益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注释】
[1] [2]维柯:《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4页;第172-173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版,第23卷,第409-410页脚注。
[4] [5] [6]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参见第120-127页;第126页;第128页。
[7] [8] [9] [10][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第83页;第76页;第31页;第80页;第148页;第148页;第109页;第109页;第147-148页;第148页;第126页。
(原载《学术交流》2006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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