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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才:霍耐特承认理论思想渊源探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2-04 点击: 1262 次 我要收藏

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最主要代表人物,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凭借承认理论登上了国际学术舞台,自2001年他出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后,其人其学更是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权力批判:批判的社会理论反思各阶段》(1986)奠定了其学术基础;90年代一系列著作,如《破碎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1990)、《一体化的瓦解:社会学时代诊断的碎片》(1994),尤其是《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1992)确立了其学术地位;《正义的他者:实践哲学文集》(2000)、《不确定性的痛苦: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2001)、《再分配或承认?:政治—哲学论争》(2003)、《不可见性:主体间性理论发展阶段》(2003)、《承认道德》(2004)等著作,意味着其承认理论的成熟与进一步拓展。那么,霍耐特承认理论形成与发展有哪些思想渊源?这是本文探究和分析的主题。有充分的文本根据和学理证据可以表明,在霍耐特承认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哈贝马斯与福柯、黑格尔与米德、以及泰勒等人对之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为承认而斗争》“前言”中,霍耐特坦承与哈贝马斯六年的合作,对自己思想形成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我认为,对霍耐特承认理论来说,这种影响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宏观的、方向性的影响,这既体现在他对哈贝马斯交往范式的接受上,又体现在对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的改造上。具体地说,为了克服他所认为的早期批判理论社会性缺失的困境,霍耐特借助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反思与重构,并从交往范式的不同理解中引申出阐发承认理论的必要性;而且,通过对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的重新诠释,拓展出承认理论的正义构想。这样看来,正是哈贝马斯,为霍耐特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研究问题的进路,即用交往范式取代早期批判理论深受传统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劳动范式,并从中引发出承认理论向度。霍耐特自己认为“承认理论是哈贝马斯理论方案的进一步发展”。[2] 第二个层面是微观的、直接的影响。也许是受到哈贝马斯的启发,霍耐特才注意到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并用米德社会心理学对之进行重构,这样才使承认理论的阐发成为可能。我猜测,哈贝马斯1967年的《劳动与互动:评耶拿时期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一文,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形成来说,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它促使霍耐特接受了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冲突模型。在这篇文章中,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在“为承认而斗争”的标题下,在精神的主体间性框架内,提出并发展了伦理关系辩证法:自我意识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结果,它只有在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自我认同也必须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为基础,它只有通过自我承认与承认我的他者的认同,才是可能的。在《自我、心灵与社会》中,米德又对黑格尔的洞见进行了经验自然主义的重述:自我认同只有通过扮演社会角色,即把握建立
在相互承认基础之上的行为期待的互补性,才能形成。“伦理关系的辩证法,无论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中,还是在《哲学全书》中,对精神本身的构成,依然具有它的价值。”[3] 但是,到《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就放弃了他在耶拿时期提出的这个独特的理论体系。
我们发现,在《权力批判》中,霍耐特就已经注意到了哈贝马斯《劳动与互动:评耶拿时期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一文,[4] 尽管不太同意哈贝马斯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的“承认”概念,又一次追溯到耶拿时期的基本观点。[5] 但是,在《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基本上是遵循着哈贝马斯的思路,用米德的经验自然主义来重构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因此,在这里基本可以断定,霍耐特是在哈贝马斯这篇文章启发下来阐发他的承认理论的。当然,哈贝马斯只是看到、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也许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确切地说,不是早期哈贝马斯的兴趣所在,当时他思考的中心问题是想通过劳动与互动关系的分析,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提供一个立足点。这样,就为霍耐特阐发承认理论准备了契机。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在某些问题上,哈贝马斯也受到了霍耐特的影响,例如,哈贝马斯针对泰勒“承认政治”而发表的《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一文,就可以看出霍耐特的痕迹。我甚至有一种看法,后期哈贝马斯的“伦理—政治转向”,固然与80年代国际学术界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复兴的大气候有关,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尤其是霍耐特“伦理—政治”情结的刺激恐怕也不无关系。
霍耐特之所以对福柯感兴趣,我想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福柯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边缘问题的重视。在20世纪思想史上,福柯是一个极其重要又非常另类的人物。这不仅是指他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指他的思想。60年代“知识考古学”、70年代“权力谱系学”、80年代“自我伦理学”,都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激烈的论争,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福柯在很多方面与尼采相像,或者说是一个“新尼采主义者”,甚至有人认为,《规训与惩罚》与《道德谱系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福柯的学术命运比尼采要好得多,尽管尼采身后获得了盛誉,然而也留下了不少骂名,令尼采感到痛苦的是,他总是认为其著作应该得到承认、欣赏,甚直崇拜,但是,在他在世时,其著作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不是冷漠处之就是低劣批评,以至于他从惊讶、困惑,到绝望地写下了一本又一本“没有人读的书”;与此相反,福柯凭借《癫狂与文明》跃上学术舞台后,几乎每一部著作都是成功的,《词与物》引起的强烈反应更是令人炫目,《规训与惩罚》、《性史:求知的意愿》把他推向了法国学术界的顶峰,从而开创了德勒兹所说的“福柯时代”。当然,也许《知识考古学》是个例外。在特立独行与重视边缘这一点上,霍耐特与福柯有异曲同工之妙。另辟蹊径,这或许是学术创新的路径之一。在霍耐特承认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他往往注重一些不太为学界所重视,或有争议的人物,例如,米德和索雷尔;或者注重一些学界不太重视的文本,例如,耶拿时期黑格尔的《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I》、《耶拿实在哲学Ⅱ》,萨特《犹太问题的观察》等;并且在理论观点上,他也往往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例如,对社会蔑视与道德反抗关系的阐述。当然,福柯对霍耐特的这种影响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不仅如此,福柯还对霍耐特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实质的影响,这不仅在于他看到了福柯权力理论与阿多尔诺历史哲学的深层亲缘关系,甚至“内在一致性”;而且在于为了克服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除了运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外,他还试图运用福柯权力理论来重构早期批判理论,从而为批判理论开辟出权力批判新维度;并且霍耐特试图从福柯现代主体批判框架中得出道德哲学结论。不过,他对福柯权力理论进行了重新诠释,认为福柯的权力分析不应该从‘规训’(Disziplinierung)这个概念出发,而应该从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斗争构想出发来加以重构。“谁如果想把福柯历史著作的社会理论内涵融合到交往理论的框架中,就必须依赖于具有道德动机斗争概念。”[6]

黑格尔这个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划时代影响的人物,迄今为止,对政治哲学还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正如霍耐特在《不确定的痛苦》中所说,尽管在当代哲学中黑格尔思想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复兴,甚至似乎为克服分析哲学传统与大陆哲学传统的裂痕开辟了道路,但是,迄今为止,黑格尔法哲学对政治哲学当代论争的影响还没有保留下来。从罗尔斯到哈贝马斯,占支配地位的做法是回到康德传统的理性法,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模式在他们那里只起到很小的作用。与此同时,社群主义面对道德形式主义,强调伦理的特殊价值;面对个体自由意志,强调社群或共同体的价值。但是,它也尽可能地与黑格尔政治哲学保持距离。因此,“黑格尔法哲学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迄今还没有恢复合法地位。”[7]
尽管霍耐特的看法未必完全正确,但基本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如果把黑格尔思想发展历程分为——具有民主启蒙思想的前耶拿时期(1788—1801)、从相互承认理论到意识哲学的耶拿时期(1802—1807)、从思辨哲学到实践哲学的后耶拿时期(1808—1831)——这样三个时期的话,那么,黑格尔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逻辑学》、《哲学全书》中阐发的思辨哲学;其次是《精神现象学》中阐发的意识哲学;《法哲学原理》中阐发的法哲学影响较小;《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I》、《耶拿实在哲学Ⅱ》中阐发的相互承认理论,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真正的影响。当然,对于《伦理体系》等“前‘精神现象学’”著作,人们也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据俞吾金教授考证,卢卡奇在《心灵与形式》中,曾经注意到黑格尔的《伦理体系》,但是,他往往更多地注重其中的劳动辩证法,而非其中的相互承认理论。20世纪30—40年代,俄裔法国思想家科热夫在《黑格尔导读》、《法权现象学纲要》中,也曾关注过黑格尔的《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但他总体上是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径,贬低《法哲学》而抬高《精神现象学》,并且深受马克思影响,推崇重视奴隶地位的“主奴关系”辩证法。[8] 但是,这种“主奴关系”理论,无疑是一个哲学神话,因此,我们应该飞出“主奴关系”的“捕蝇瓶”。[9] 卢卡奇、科热夫等人,包括泰勒的洋洋大著《黑格尔》,即使触及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也往往是从《精神现象学》中发掘思想资源。
在黑格尔哲学出现“复兴”,但其政治哲学还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大背景下,霍耐特极力强调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不仅从黑格尔《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中发掘承认理论的思想资源,而且试图使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霍耐特承认理论,以及承认理论的正义构想,明显打上了黑格尔的深刻烙印。黑格尔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影响是直接的、多方面的,无论是“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模型的选择,还是承认关系结构,或者说主体间承认形式的划分,直到形式伦理概念的提出,以及普遍正义的阐发,处处都可以看到黑格尔的影子。霍耐特不仅继承了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的思维框架,而且接受了他的一些具体思想,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就不会有霍耐特承认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霍耐特承认理论并不是一种原创性理论,当然,也非是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的简单再现,而是通过米德社会心理学对之进行了经验自然主义转换;并且补充了他们没有重视的蔑视形式的阐述,而且强调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是在去世之后才被“挖掘”出来的人物,他生前只发表过几十篇论文,未曾出版过一部著作,所以他的思想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去世之后,人们根据学生课堂笔记,以及其部分手稿编辑出版了《当代哲学》、《19世纪思想运动》、《行动哲学》,尤其是《心灵、自我与社会》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他被视为20世纪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符号互动论奠基人,美国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不逊于杜威的代表人物。就像C.W.莫里斯所说,“在许多方面,实用主义至今取得的最可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成果,是它关于智能和心灵的理论。这样一个理论无疑是整个结构的基础。发展和阐释这一理论,便是乔治.H.米德毕生的任务。米德和杜威的工作在许多方面相互补充,……如果说杜威提供了范围和远见,米德则提供了分析的深度和科学的精确性。”[10]
促使霍耐特对米德思想进行关注的有两个人,一是汉斯.约阿斯(Hans Joas),二是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成员,现已成为国际著名米德专家的约阿斯,在1980年翻译出版了《米德全集》德文版;并出版了研究米德的著作,如《实践主体间性:米德著作的阐发》(1980)、《米德思想的当代反思》(1985)等。约阿斯使霍耐特注意到米德思想这一事实,连霍耐特自己也不否认。[11] 正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哈贝马斯《劳动与互动:评耶拿时期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一文间接促使了霍耐特对米德思想的关注,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哈贝马斯是否直接促使了霍耐特关注米德思想,这需要稍费点笔墨,我们假定,哈贝马斯另一篇文章,即《个体化与社会化:关于米德的主体间性理论》一文,对促使霍耐特关注米德思想起到了直接作用,这里说“假定”,是因为标志着霍耐特承认理论形成的著作,《为承认而斗争》尽管出版于1992年,但是作为教授资格论文却开始撰写于1985年。然而,出现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的哈贝马斯这篇文章却不会早于1986年,因为在1988 年2月为之所写的“前言”中,哈贝马斯说,“本书收集了我两年来所撰写的哲学论文,编排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12] 这篇文章是倒数第三篇,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此文写于1987年底或1988年初,这样看来,《个体化与社会化:关于米德的主体间性理论》一文,就不能对霍耐特关注米德思想起到什么作用;但是,《为承认而斗争》从开始撰写到出版这个过程中,受到哈贝马斯这篇文章的影响还是可能的。实际上,在《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确实注意到了《个体化与社会化:关于米德的主体间性理论》这篇文章。由此看来,我们的假定是成立的。
总起来看,与黑格尔相比,米德对霍耐特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前面我们说过,如果没有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就不会有霍耐特承认理论;但是不能说,没有米德社会心理学,就不会有霍耐特承认理论。在我看来,米德社会心理学,对霍耐特来说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对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进行经验自然主义改造的手段;而这个手段对霍耐特承认理论来说,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它只是霍耐特自己的一种选择,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理论来改造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从而创立自己的承认理论,也就是说,霍耐特运用米德社会心理学,完全是服务于自己创立承认理论的目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米德社会心理学对霍耐特承认理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绝对不能这样说!我们的意思是,如果当初他不选择米德社会心理学,那么,他可以选择其他理论来改造黑格尔学说;但是,一旦他选择了米德,米德社会心理学就对霍耐特承认理论产生了虽是间接的、但却很重要的影响。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研究方法看,霍耐特一改前任所长弗莱德堡纯粹的经验研究,力图使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结合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经验研究,这固然与批判理论传统,尤其是与弗莱德堡有关,但与米德的实用主义也不无关系。从思想内容看,米德可能有三个方面能够对霍耐特产生影响:一是米德对社会性的强调。米德社会心理学是建立在社会行为主义基础之上的,强调心灵与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霍耐特指责早期批判理论陷入社会性缺失的困境,并试图在社会性基础上重构批判理论,虽然这种指责未必正确,这种重构未必可能,但至少可以说明霍耐特与米德在思想上有共通之处。二是米德主我——客我关系理论。在这里,米德在社会行为主义基本立场之上,在自我与社会互动的框架下,阐述了自我的产生、自我的承认形式、自我实现等问题,尤其是分析了“主我”、“客我”与自我的关系,以及人格的形成、多重人格病理学等问题。这些问题对霍耐特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影响。三是米德“普遍化的他人”范畴,以及个体自我与共同体关系的解释等,也对霍耐特产生了一定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霍耐特借助于米德社会心理学改造了黑格尔思辨的相互承认理论,使之实现了自然主义的“经验转向”。[13]

霍耐特与泰勒,广义地说与社群主义的关系有些微妙,他们之间好像是相互影响的。泰勒等人对霍耐特的影响,看来主要不在于促使其承认理论的形成,而是促使霍耐特对自己承认理论进行修正、完善,以及构思承认理论的正义构想,简言之,促使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毫无疑问,霍耐特对泰勒、对社群主义是熟悉的。早在1988年,他就著文《冲突价值视域中的主体:泰勒的哲学人类学》,作为泰勒《消极自由?现代个人主义批判》德译本“后记”,全面介绍泰勒的学术成就。[14] 随后又陆续发表了《自由主义的限度:关于社群主义的政治——伦理讨论》(1991)、《社群主义的挑战》(1992)等文章,并于1995年编辑出版了《社群主义:现代社会道德基础的辩论》。以泰勒(Charles Taylor)为首的社群主义对霍耐特承认理论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虽然有些影响是间接的。首先,社群主义对自我认同、承认政治问题的阐发,这既包括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不确定性伦理》、《承认的政治》,又包括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争取承认的斗争》(1982)一文。在这里,泰勒既考察了现代自我的形成、特征,又论述了多元社群与整体社会的关系;既阐述了“承认”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又分析了“平等尊严政治” 与“差异认同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严重分歧;既划分了承认话语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个层面,又着重考察了(泰勒意义上的)“公共领域”里的承认与蔑视问题,阐发了一种不同于认同政治的“承认政治”。所有这些,不仅使得承认问题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15] 而且深深刺激了霍耐特,促使他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使承认理论从个体认同向群体认同拓展。沃尔泽《争取承认的斗争》一文,是他《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中的一节,在其中,他论述了荣誉、地位、承认、平等等问题。[16] 在这里,沃尔泽对霍耐特的影响,恐怕主要不是细节上的、观点上的影响,而是问题意识的影响,我猜想,沃尔泽的这篇文章,甚至对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这个题目的确定都有一定启发作用;不仅如此,霍耐特多元正义观点可能受到沃尔泽影响。其次,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使霍耐特研究重心进一步转向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问题;同时,深受泰勒影响的美国女教授弗雷泽(Nancy Fraser)在与霍耐特辩论中,谈到了认同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指责“承认”扭曲至不可辨认,在这里,她不仅分析了再分配、承认与参与的关系,而且对耐特进行了批评,认为霍耐特把政治社会学还原为道德心理学;把资本主义社会还原为承认秩序;把正义理论还原为完好认同的伦理学。面对这些指责,霍耐特一方面坚决捍卫自己的承认理论;另一方面认真思考承认与再分配、文化认同与承认斗争、承认与社会正义的关系,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得他近几年试图在承认理论基础之上构思一种正义理论。此外,泰勒对黑格尔的重新诠释,按照霍耐特说法,“泰勒对黑格尔哲学的当代化”,使他进一步认肯了黑格尔的思维方式;麦金泰尔对当代道德困境的抨击,对德性伦理的追寻,使霍耐特特别强调社会生活道德维度,甚至宣称坚持“道德一元论”。[17]
当然,除了这些对之影响较大的人物、流派之外,像康德道德哲学、杜威民主理论、温尼柯特自我心理学、J.本雅明对象关系理论,马克思、索雷尔、卢卡奇、普莱斯纳、马歇尔、萨特等人的有关思想,以及当代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对霍耐特承认理论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影响,即使对霍耐特承认理论进行的批评、指责,也促使他修正、完善自己的理论,甚至改变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些理论学说、思想观点共同作用下,霍耐特承认理论才得以形成与发展。这个发展,经历了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第一阶段“批判理论重构与承认理论转向”后,进入了9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第二阶段“承认理论完善与正义理论构思”。具体地说,他通过系统反思早期批判理论,指出其社会性缺失的困境,试图借助于福柯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重构早期批判理论,并开辟了权力批判新维度;借助于米德社会心理学改造青年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承认关系结构,并阐发了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明确提出了“政治伦理学”概念,并通过对自由、民主、人权、正义、关怀等问题的论述,阐发了形式伦理与承认道德;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重新诠释,以及对承认与再分配关系的阐述,试图构思承认理论的正义构想,从而使得批判理论“伦理—政治转向”最终完成。总之,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促使批判理论“伦理—政治转向”的最终完成,是他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的最大贡献。

【注释】
[1][2][6][11][13] A.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M.:Suhrkamp2003,S.9. S.341.S.7.S.114.S.8.
[3](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译文略有改动。
[4] A.Honneth,Kritik der Macht.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Frankfurt/M.:Suhrkamp1989,S.299.
[5][7] A.Honneth,Leiden an Unbestimmtheit.Eine Reaktualisierung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Stuttgart:Reclam2001,S.81.S.10.
[8] 高全喜:《论相互承认的法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9] 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10](美)G.H.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页。
[12] J.Habermas,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philosophische Aufs?tze,
Frankfurt/M.:Suhrkamp1988,S.114.
[14] A.Honneth,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Sozialphilosophische Aufs?tze,
Frankfurt/M.:Suhrkamp1999,S.227.ff.
[15] J.Habermas,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Studien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M.:Suhrkamp1997,S.237.
[16](美)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及
以下几页。
[17] N,Fraser/A,Honneth,Umverteilung oder Anerkennung? Eine politisch-philosophische
Kontroverse, Frankfurt/M.:Suhrkamp2003,S.292.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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