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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升:社会历史观研究中的微观分析与宏观描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新视角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2-04 点击: 1382 次 我要收藏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一些人注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注意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宏观结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所强调的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应该从现实的个人活动出发。在西方学者中,一些人强调社会历史中的宏观结构,比如结构主义;而另一些人则强调社会历史研究中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如存在主义。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里,我们力图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个人及其活动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前提
哈贝马斯认为,在社会历史研究中,人们可以采取两个不同的向度,一个是观察者的向度,一个是参与者的向度。从观察者的向度来说,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的子系统构成的,功能上相互补充的大系统。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说,社会是人和人之间互动的领域,通过这种互动人和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协作,并协调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1](P6-7、103)如果我们把哈贝马斯的这种区分方法用来说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两个相互联系的维度:宏观领域和微观的领域。在宏观领域,马克思把社会历史理解为人类在总体上的进化过程,这就是人类历史过程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就是这个宏观的历史过程。在这里,马克思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说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马克思对于宏观的历史进程的描述是建立在对于人的微观活动分析的基础上的。而这个微观的领域就是单个的人及其活动的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历史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P67)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P67)显然,人类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的人类总体的研究,而必须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来研究历史。只有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社会历史研究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抓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过程的宏观描述,而把社会历史过程简单地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关注的个人的活动的维度被忽视了。这个问题在今天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时候特别指出了这种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来研究历史的方法的重要性。他们强调,这种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区别于唯心主义的方法。他们说: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种考察方法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考察方法。黑格尔和他的继承者青年黑格尔派就是从意识出发,把历史描述为通过理念、观念实现的历史。在这里人类精神的发展过程决定了现实的人类生活的发展过程。而另一种考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2](P7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是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这种方法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坚持的方法。但是,这种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出发也许可以被某些唯物主义者所接受。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虽然他们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但是,他们是“抽象的经验论者”,对于他们来说,历史不过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2](P73)这就是说,虽然抽象的经验论者也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但是这些个人不过是人类结合体中的一个样本,是他们的统计数据中的一个号码。现实的有个性的个人,他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和他们的特殊劳动方式都被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抽象的经验论者的研究方法虽然使唯心主义历史观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是,他们只是从人类历史中“抽象出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种抽象的概括也不能真正地说明历史。这是因为,这种概括脱离了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是对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的观察。他们认为,对于他们所提出的这种现实的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P67)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这种经验方法当然不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使用的经验方法,而是一种深入个人生活中,在个人生活的深刻体验中所获得的对于个人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的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2](P73)显然这种描述不是任何超出实际生活过程的观察者所进行的描述,而是实际生活过程中,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实际感受的描述,是人们之间互动过程的描述。只有这种描述才是活生生的,是具体的而不是僵死的。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虽然抽象的经验论者所概括的结果对于整理历史资料有价值,但是“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只有“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才能产生排除困难的前提。[2](P74)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之所以能够克服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其根本点就在于他们对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而这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的核心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中的微观领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如果把这个微观的领域归到宏观的历史过程中,而不是具体考察这个微观的领域,那么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滑入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旧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从地上到天上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社会历史的微观领域出发,通过对于社会历史中的微观领域的分析,而达到对于社会历史的宏观的描述。
黑格尔把整个历史描述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史。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们抓住黑格尔哲学中的某个方面来描述历史,或者把绝对精神理解为实体,或者把绝对精神理解为自我意识,或者把它理解为“唯一者”。当他们把绝对精神描述为实体或者自我意识的时候,思想和观念的东西被他们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从思想和观念的枷锁中摆脱出来的过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个性特征被忽视了。施蒂纳试图改变对于社会历史理解中的这种局限性,而强调人的个性的历史地位。但是,在他那里,这种有个性的人被理解为“唯一者”,被理解为脱离生活关系和现实生活过程的“唯一者”。他也无法真正地理解现实的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而费尔巴哈超越了唯心主义,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但是,在他那里,作为感性对象的人不过是作为类的人,“一般人”。虽然他也看到了单个的现实的感性的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但是,他只是在感情的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2](P78)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凡是在需要强调个人生活中现实问题的时候,费尔巴哈就诉诸“类的平等化”,都强调作为类的人,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后来,恩格斯在回忆他本人和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时指出,费尔巴哈没有能够从抽象的人走向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出发的,因此,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P241)在这里现实的人就是在历史活动中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个人。
马克思在历史观中的伟大变革就在于,他一方面吸收了唯心主义关于一般历史规律的思想,并把这种对于历史规律的理解融合到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看作是感性的人的历史发展过程。或者说,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改造了黑格尔等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于社会历史一般进程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另一方面他们又吸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从而强调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对于现实的个人的描述来勾勒出一幅人类社会发展中微观领域发展的图画。古典经济学从方法论上促使马克思从单个人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活动。我们知道,按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的观点,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从自己出发来从事经济活动,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有利于整个社会。在他看来,这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要了解宏观的经济活动就应该从单个人的经济行动的分析开始。我们知道,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就曾经阅读了古典经济学的著作。而马克思对于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又与他对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分不开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特别是在“市民社会”的研究中吸纳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4](P204)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对于黑格尔理论中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全部历史的舞台。在探索这个全部历史的舞台中,马克思所吸收的就是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就是从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来探讨全部历史。离开了对于“市民社会”的深刻理解,离开“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理解,就无法理解全部的历史,也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根本思想。当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把“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理论(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重新纳入到黑格尔的宏观历史过程的时候,历史就是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这个历史观就是唯物主义改造过了的黑格尔历史观。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忽视的正是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基础的分析。而恰恰是对于市民社会基础的分析是后期马克思关注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东西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础的部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这个最基础的部分,也就是马克思作为出发点的部分研究得十分不够。
二、个人的活动模式及其变迁
马克思是在吸收古典经济学基础上来研究社会历史过程的。在这里,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异化的思想。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异化思想的理解却渗透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我们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从工人被降低为商品这个前提出发。从这个经济事实中,他发现,人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又成为压制人自己的东西。按照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从事经济活动的,而最后得到的结果却有利于所有的人。但是事实却是,虽然人都是从自己出发来进行经济活动,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没有给所有的人带来福利。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2](P119)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来从事经济活动,但是这个经济活动的结果被虚幻的集体所控制。在这个虚幻的集体中,个人是不自由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说明在“市民社会”领域中人的活动的特点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的特点来揭示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以及消除这些现象的途径。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资本运行过程的研究,可以说,就是对于“市民社会”领域的深化研究的过程,就是从微观领域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过程。因此,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就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对于马克思来说,人都是具体的人,这些具体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活动特点。但是,人的这种个性和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过去,我们也强调人的个性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但是我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人的这种个性的形成是受到偶然的生活条件的制约的。[2](P119)每个人的个性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个性的形成是有非常复杂的原因的,有家庭的、社会的、历史的、甚至人种的原因。正是这些复杂的偶然因素造就各个人的不同的个性特征,这些不同的个性特征反映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马克思强调,每个人的存在方式表现在他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中。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生活中的惯习(Habitus,布迪厄)。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2](P67-68)比如,某些人在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的情况下,仍然把红烧肉看作是最美的食品。这种生活中的惯习成为人的活动的一种模式。惯习对人在特殊情况下的决策、选择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影响。个人在活动中可能经过理性的权衡和思考,特别是经济的考量,但是他的活动又不是完全受到这种权衡和思考所决定的。其中既存在着理性的思考,又存在着模式化的行动方式的影响。由于人的活动中存在着特定的活动方式,存在着特殊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社会行动就不能仅仅用经济的原因,思想的原因或者阶级的原因来简单地加以解释。在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由于人们忽视了人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的个性特征和活动方式,简单地用经济原因、阶级原因来解释人的社会活动。似乎所有的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按照经济效率的计算而作出的抉择,所有的行动都要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人似乎成了一台自动的经济机器。由于我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机械化的理解,在对于马克思的一些经典的论述中容易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比如,“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P68)比如,如果一个人是农民,那么他就必然有小生产者的性格,而如果他是工人,那么他就有无产阶级的性格特点。按照这样的逻辑,地主阶级的儿子必然具有地主阶级的特点,而大学教授就必然具有知识分子的品格。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无非强调了社会的宏观结构和个人的活动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表明,社会的宏观结构会内化为个人的微观的心理结构和品格结构,而这种品格结构决定了人的行动特点。虽然经济的原因影响人的活动,但不是简单的决定被决定的关系,而是通过人的心理构造和品格的构造来影响人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必须通过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的微观结构的关系的分析才能真正把握活生生的历史。
每个人的活动方式或者生活方式都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所形成的惯习,或者活动的模式。每个人的活动模式都是个人的复杂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内化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活动完全由这种行为模式所决定。每个人又都会根据自己对周围环境或者社会结构的深刻理解而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2](P11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行动完全是由阶级和等级的地位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是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但是他们对于社会历史环境的认识使他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资产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通过对社会环境的理解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活动模式。
在个人的活动中,一个人不仅要根据自己的模式来行动,而且还要对于周围其他人的活动作出反应。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在与其他人的互动中来行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互动称为“交往”。他们强调,“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2](P6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交往(Verkehr),是人们之间物质、思想和语言等多层次上的互动。其中也包含了人和人之间以斗争、反抗、承认形式出现的多种形式的角力。这种交往不同于哈贝马斯在交往(Kommunikation)行动理论意义上所说的人和人之间通过语言上的沟通而进行的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这种交往无疑是指在范围和内容上极其广泛的人际互动过程。传统上,我们在讲生产关系的时候,主要从宏观上讲,生产关系是人在生产中形成的关系。其中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以及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我们也从微观上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生产、消费、分配和流通中的人际关系。这种微观上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讨论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在生产领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这里必然包含着人们之间在劳动上的配合,在劳动中对于不同人的权利、尊严的尊重,包含着对各个人的劳动成就的理解和评价。在消费中,产品脱离社会运动,而成为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马克思强调这只是消费的表面现象,而在这种表面现象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消费也是生产。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是有他自己的特殊的含义的。但是,实际上马克思也告诉我们,消费并不完全是个人生活的事情,而是有着社会生产的意义的。比如,它还是个人地位和尊严的再生产。消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是争取他人承认的社会符号。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分配和交换实际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无疑包含了各种形式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相互斗争和相互承认。没有这样的沟通、理解、斗争和承认,任何形式的分配和交换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微观领域所存在着的沟通、理解、斗争和承认是非常复杂的,它受到社会宏观结构的影响,又受到个人行动模式的调节。这需要我们去具体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个人的活动是完全可以经验地加以研究的。这种经验的研究方法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把个人作为类之中的一个样本来理解,也不是要作为一个观察者来研究个人,而是要把个人作为现实生活的参与者,说明他在生活中的体验和感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经验地研究个人的活动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研究。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体验和感受是不同的。这种体验和感受就是每个人在人际互动中相互交往的感性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有些是公开的权力关系。比如资本对于工人的控制,政治权力对于国家经济领域的调节等。有些权力关系上隐蔽的是一种传统、经济、文化的各种力量的结果。比如,在乡村社会中有威望的长者所具有的权力。他的威望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而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同样,一个西装笔挺的人在满身泥土的工匠心理也会产生特殊的权威作用。人们在这种交往中产生某些特殊的感觉和体验。这种体验和感受不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所能够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力和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揭示社会历史中的宏观的社会关系,但是如果不深入考察这些隐蔽的权力关系,那么它就根本无法深入地解释社会历史中的各种特殊的现象。
社会活动的领域是多样的,不同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学领域、科学研究领域,个人之间的互动方式是不同的。在政治领域,为权力的合法性而斗争是人际互动的主要内容;而在经济领域中,为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斗争是这种斗争的主要方面;在科学研究领域,为真理而斗争是人际互动的主要形式;而在其他一些领域,为名誉的斗争可能是人际互动的主要特点。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社会生活中,某些领域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人际互动的微观领域,我们又发现,那些表面上与经济利益无关的人际互动,实际上都隐含着权力斗争和利益斗争。比如,在学术争论中,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真理而斗争。但是,为真理而斗争又是与为学术地位的潜在竞争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话语权的斗争,这种话语权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斗争。我们可以说,话语权的斗争是争取“符号资本”(布迪厄)的斗争。我们常常听说,学术争论不影响个人感情,但是学术争论又确实影响个人之间的感情。因此,在学术领域中,与谁争论,争论什么都会有特别之处。这种特别之处只有参与竞争的个人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又必须强调经济在社会斗争中的基础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个性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出现了差别。[2](P119)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个性不是由他所处的等级和阶级所决定的。在传统社会个人的个性完全是由他所处的等级地位所决定的,是由他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人的个性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工人的儿子也可以成为白领,甚至可能成为大资本家。马克思把这种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所决定的个性称为偶然的个人。他强调真正有个性的个人应该不受到偶然的因素的制约。在不受到偶然因素的制约的条件下,人的个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就是受到这些偶然因素的制约,这些偶然因素是与工人阶级的个性相冲突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联合起来的共同体掌握了偶然的因素,个人才能成为具有个性的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可以发展自己的自由个性。马克思从个人活动的微观的领域来研究社会历史,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解。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5](P107-108)马克思对于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个性自由发展的论述,是对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一般说明,它从微观领域说明了个人的活动以及个人之间的活动关系的一般特点。它向我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存在着的由政治、文化、经济以及其他因素所制约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权力关系和这种权力关系变革的特点,说明了个人独立发展的社会条件。它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宏观描述互相补充。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总体图画,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都是不完整的。
三、微观分析和宏观描述的关系
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的分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用微观分析来代替宏观的研究,那么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成为少数英雄人物的历史;反过来,如果用宏观的分析来否认微观领域中的人的活动,那么历史就会被描述为一个自发进化的历史。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指出了雨果和蒲鲁东在分析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所犯的方法论错误。马克思指出,雨果在他的《小拿破仑》一书中所关注的是波拿巴一个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而蒲鲁东则“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2](P580)这就是说,如果社会历史研究仅仅关注个人,而不是把个人放在宏观历史过程中理解,那么历史就成为个人心理描述的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反过来如果历史的研究忽视了微观领域中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过程,而仅仅考察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相互作用关系,那么历史就成为一种类似于自然过程的自发进化史。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来研究历史。但是这个研究又不是停留在个人及其活动的领域,而是把这个活动放在宏观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反过来,宏观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又借助于微观的分析而得到深化。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社会历史的研究应该从个人及其活动的微观领域出发,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局限在个人及其活动的微观领域中,他把个人放在宏观的社会氛围中来理解。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把个人放在宏观的社会氛围中理解,个人的活动习惯、特性、个性才能得到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提出了一个表面上相互矛盾,但是却包含了深刻内涵的思想:“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2](P127)这就是说,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是个人之间的交往,但是作为交往的主体的个人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而是内化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个人。但是这种内化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又不是完全决定了个人之间的互动,这种活动是个人根据自己对于社会的理解而发生的。因此,它既有某种确定性,又是偶然的。个人正是根据自己的这种新的理解而对于社会结构发生影响,并调整社会结构。这就意味着,社会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不会自发地进行调整,而是在每个人对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理解中,在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中发生的。正因为如此,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社会历史的变革有许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以往的社会历史研究中,我们所忽略的正是对于这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分析。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个人之间相互交往的角度来分析历史发展的过程的时候,马克思发现,交往形式的发展过程的一般特点。他说:“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2](P124)那么问题在于,人们是如何知道一种交往形式是否适应生产力,是否适应个人的自主活动呢?显然,这只能从个人所参与的交往过程的内部才能理解。只有参与交往的每个人自身才对于社会交往过程有切身的体会和感悟,只有他们每个人才能理解交往中的痛苦和欢乐,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体会到交往过程中哪些适应于生产力发展,哪些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哪些适应个人的自主活动,哪些不适应人的自主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外在的观察者所无法真正理解的。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仅是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外在考察对象,而且更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体验、理解和把握的对象。在每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人们体会这种矛盾、把握这种矛盾并解决这种矛盾。社会历史的研究无疑应该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是长期以来,社会历史研究中所缺乏的恰恰就是从社会行动者个人的角度来研究这种矛盾和这种矛盾的解决过程。
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来参与社会行动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感觉、需求、情感的最根本的判断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自己出发的行动都是利己主义行动,都是孤立的个人的行动。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他的需求、情感都是受到了社会的改造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总是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理解社会。他既不是把社会化约为个人的结合体,也不是用社会否定个人。或者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结构内化的结果。当然,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所进行的社会活动模式也会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毫无类似之处,也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无法沟通。其中的一些人由于职业、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的原因,而对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会产生类似的观点、类似的需求和情感,他们之间通过沟通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集团。于是社会中就形成了各种阶级、阶层等社会共同体。当然,这不是说,阶级关系与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无关,而是说,这种利益关系还需要借助于人们对于利益关系的体会和理解才能构成具有共同目标的社会共同体。在社会的宏观研究中人们关注的是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斗争;而在微观的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是个人对于这种集团和利益关系的体验和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从宏观层面上强调了利益关系是构成阶级的客观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把这种关系绝对化。这就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阶级关系中还存在着人们的情感和认知上的维度。人们之间如果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缺乏共同的体验,那么这种阶级关系也无法确立起来。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宏观的矛盾,是生产力系统和经济制度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权力系统的矛盾。从系统的角度来说,经济制度系统应该随着生产力系统的发展而变革,政治权力系统应该随着经济系统的变革而变革。通过这种变革,社会整体提高了克服由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所引起的危机的能力。这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宏观标志。但是,经济制度系统的变革,政治权力系统的变革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所自发推动的,而是生活中的每个人在生活世界的交往中发动的。在生活世界的微观领域,他们对于调节每个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习俗、法律、制度进行交流、商讨、斗争。在这种交流、商谈、斗争中,他们达成共同的理解或者相互妥协,乃至进行社会革命。就是在这种交流、理解和妥协,乃至社会革命的过程中,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变革。在传统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要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和适应的关系,而忽视了个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斗争。这就是忽视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正当性的维度。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如果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这表明这个制度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我们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种生产关系具有合理性,具有提高效率的意义,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它必然得到人们普遍的、理性的赞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它才是正当的。同样,上层建筑的变革如果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发展,那么这表明上层建筑的这种变革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系统的效率是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必然会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如果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它是容易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的,但是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换句话说,经济制度和政治权力的合理性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只有当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者政治权力体系的变革真正得到人们的拥护,这种制度或者权力体系才是正当的。在宏观的历史分析中,我们关注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适应的问题,关注的是经济制度和政治权力的合理性问题,而忽视的却是它的正当性问题,甚至用合理性来解释正当性。一旦我们的社会历史观的研究重新重视社会历史领域中人和人之间的微观的交往关系,那么经济制度和政治权力体系的正当性问题就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中。不同的人们对于自己的利益上的关切、对于自己价值观念上的坚持,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等都成为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对象。正是在这种交流、理解、斗争中,人们形成了自己对于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制度的看法。经济制度和政治权力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个微观的生活领域中开始的,而主要不是从生产力的发展所自发地发生的。当我们忽视微观领域中这种相互交往,我们就很难避免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机械化理解。诚然,在传统的历史观中,人们也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淡化这种机械化的理解,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如果不能从社会生活的微观领域加以深入研究,那么对于反作用的说明就是苍白无力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之间相互关系。只有把握了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微观的个人活动结构,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社会历史,全面地把握社会历史。只有把握了宏观的社会结构的特征,我们才能理解那种把社会关系结构内化了的个人行为。只有深刻地理解了个人的活动结构和特点,我们才能深刻地把握社会宏观结构的具体特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循环解释中全面把握社会历史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文献中,马克思始终都是从这两个维度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我国学术界,在对于社会历史阶段的理解上存在着三形态和五形态的不同理解。实际上,三形态指的就是“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以及“个人自由发展”,三形态实际上是从人的发展的维度来解读历史的;而五形态的理解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观结构来解读历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冲突,我们应该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的互动关系来阐释它们的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从人的发展的维度来解读历史,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属于“人的依赖”阶段,而资本主义则属于“物的依赖”阶段,共产主义是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的阶段。因此,要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实质就必须全面把握马克思在宏观和微观对于社会历史过程所进行的研究,把握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王晓升,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5;交往行动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原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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