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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四个问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4 点击: 1373 次 我要收藏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写于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天,距今已有一百六十年。尽管这部手稿不是一个完成了的作品,但是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这部手稿全文发表于1932年,对它的研究高潮却出现于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对其中的“费尔巴哈”章,日本、苏联和东德都曾取得过丰硕的研究成果。2004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的新MEGA第Ⅰ部门第5卷编辑小组在《马克思恩格斯年鉴》上发表了《形态》的先行版(Vorabpublikation)①。 2005年初,中国出版了日本学者广松涉编译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文版②。2005年底,为纪念新MEGA第Ⅱ部门第12卷的出版,负责编辑此卷的日本MEGA编委会仙台小组在日本召开了以“马克思《资本论》历史考证版”为主题的国际新MEGA研讨会,议题之一就是“新MEGA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③。2006年底,日本 MEGA编委会又与负责新MEGA编辑的德国专家在柏林举行“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德国和日本专家会议”,就日本学者参与MEGA第Ⅰ部门第5卷编辑问题达成初步意向④。这些都预示着,对这部手稿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笔者以国外的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为背景,提出目前《形态》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四个问题,希望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一、“费尔巴哈”章的编辑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手稿中,《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是最为错综复杂的一个。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修改过此手稿,此手稿本身没有完成,而且1932年由阿多拉茨基编排的“费尔巴哈”章,即今天我们广泛使用的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底本,也不甚令人满意。如何重新编排“费尔巴哈”章,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的巴加图利亚、日本的广松涉和东德的陶伯特等人,就不约而同地对“费尔巴哈”章进行了文献学考证,并纷纷提出了新的编辑原则。1965年,苏联出版了巴加图利亚编辑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66年,东德出版了新德文版;1972年,新MEGA出版了“费尔巴哈”章的试刊版(Probebang)。日本是在这一领域中最活跃的国家,1974年,出版了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广松版以后,又陆续出版了服部文男版、涩谷正版、小林昌人版等等。
中国受汉译广松版和新MEGA先行版出版的刺激,现在也正在讨论“费尔巴哈”章的编辑问题,但似乎对这一编辑问题的本质还缺少明确的认识。其实,这一编辑问题的实质涉及两个方面:组版方式和手稿排序,这两个方面必须严格加以区分。首先是组版方式问题,这是目前国际上有关这一编辑问题讨论的核心。关于组版方式,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是在正式文本中只印最终文稿,至于删改和加写部分等,在卷末“异文明细”(Variantenverzeichnis)或别卷中予以说明。这一组版方式的代表是阿多拉茨基版、新MEGA的试刊版和先行版,特别是先行版按照新MEGA的编辑准则,把最终文稿和手稿的修改过程,分别编进《文本》(Text)和《附属资料》(Apparat)两卷中,使文本和对文本的说明完全分离。第二种是尽可能按照手稿的原样,像照片那样把原始手稿以及修改过程等直接印在正文中。这一组版方式的代表是梁赞诺夫版、广松版、涩谷版和岩波文库版,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广松版。广松版采取了尽可能忠实地复原手稿状况的组版方针,把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记、栏外笔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等信息都直接印在正文中。如果把前一种组版方式称作新MEGA方式的话,那么后者可称作广松方式。目前已经出版的几种重要的德文版和日文版所采取的组版方式见下图:

如果把汉译广松版和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基于新德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单行本相对照,这两种组版方式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新MEGA方式读起来比较流畅,但其最大的缺陷是无法从直观上把握手稿的修改过程和记载状况,要想了解手稿的详细状况,需要看“异文明细”或《附属资料》。这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非德语国家的读者来说,要弄懂那些使用了大量符号的“异文明细”或《附属资料》是极为困难的。现代日本研究《形态》的第一号人物涩谷正曾感叹说:“由于日语和德语在语法上的差异,要想翻译新MEGA的试刊版‘异文明细’中关于修改过程的记述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点对于其他语种也一样。新MEGA试刊版的复原方法具有致命的缺陷,这就是无法使全世界共享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遗产。”⑤正是因为如此,新MEGA的试刊版一出版就遭到了广松涉的批评。后来,日本学者涩谷正、小林昌人、桥本直树和韩国的郑文吉等人,也纷纷对新MEGA的组版方式提出异议,建议采取广松的组版方式。对于日本学者的质疑,负责编辑《形态》的陶伯特等人,曾于1997年在《MEGA研究》上进行了回应,坚持新 MEGA的组版方式⑥。尔后,涩谷正在日本《经济》杂志上又予以反驳,认为MEGA编辑小组没有理解广松方式的意义。尽管新MEGA方式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但从2004年出版的先行版来看,陶伯特等人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1972年试刊版的组版方式得到了延续。但是,这两种组版方式流派的争斗并没有因新MEGA先行版的发表而完结,相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日本新MEGA编委会最近传出来的消息看,随着第Ⅰ部门第5卷编委会的更新(主要是陶伯特的退出)与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等人的参加,新MEGA的组版方式可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根据日德双方2006年在柏林举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德国和日本专家会议”上所达成的“关于新MEGA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日德双方合意事项”,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已经拿到了CD-Rom版《形态》的编辑权。因此,至少在CD-Rom版《形态》中,可能会遵循涩谷正的提案,即直接将附属材料卷的“异文一览”编入MEGA文本中,这其实也就是日本学者梦寐以求的广松方式。至于新MEGA的印刷版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广松方式,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未来的新MEGA第Ⅰ部门第5卷可能同时以这样两种方式出版:CD-Rom版为涩谷正修改过的广松方式;印刷版为受广松方式影响的新MEGA组版方式。
关于手稿排序,目前也存在着许多争议⑦。不过,从各版的排序方针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按内容排序的方案,另一种是按写作时间 (chronologish)排序的方案。前一种方案的代表是广松版,是按手稿的内容结构来编排,目的是使手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显然,这样编排将不可避免地掺杂进编者的主观意图,因为对内容结构的理解属于编者的主观见解范围。后一种方案的代表是新MEGA先行版。先行版决定不再把《形态》手稿编辑成一本著作,而是尊重各篇手稿和刊印稿的原貌,在兼顾各篇手稿完整性的同时,严格按时间顺序排序。这种排序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编者的主观意图,但这样做将会破坏《形态》作为一部著作在结构上的完整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手稿的写作顺序还没有定论,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原始手稿的修改和加写时间几乎无法确定,这一方案也将不可避免地掺杂进编者的主观推测。正是因为上述缺陷,先行版出版后,招致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学者的批评。笔者曾撰文对旧全集版以及广松版、新MEGA的排序方式做过比较说明⑧,这里就不再赘述。
新MEGA试行版从1972年出版,至今已有三十多年,而其决定版之所以迟迟不能问世,主要是因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出版第Ⅰ部门第5卷的工作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新 MEGA编委会有义务让新编辑的《形态》尽早问世。那么,在它正式出版以前,我们应该使用哪一个版本呢?我认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中国1988年出版的单行本(其底本是新德文版)即可;对于从事研究的人来说,应该以汉译广松版为基本文本,参照 2004年出版的新MEGA的先行版和1998年出版的涩谷版,因为广松版可以使读者同时看到最后文稿以及修改过程,且附有德文文本,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其不足在于它没能对照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对手稿修改过程的再现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先行版则包括了最新的考证成果,其德文文本具有权威性,但是由于《附属资料》卷的繁杂和难解,使用起来极其不便。涩谷版克服了广松版考证不足等缺陷,兼顾了广松版的组版方针和先行版的考证成果,最为全面、准确,但遗憾的是,它没有附德文文本,只有日译文本。总之,对《形态》的编辑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只要新MEGA不改变先行版的排版方式,它就很难彻底取代广松版和涩谷版。先行版的出版不仅没有给《形态》的编辑问题画上句号,相反,它使这一编辑问题成为一个更加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卡尔.马克思问题
《形态》研究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卡尔.马克思问题”。“卡尔.马克思问题”是由日本研究斯密的代表人物内田义彦提出来的。斯密一生曾出版了两本著名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强调的是利他主义的道德哲学,而在晚年写作的《国富论》中,斯密强调的则是利己主义的经济学,两者呈现出某种矛盾或者说是思想上的断裂。如何解释两者的关系,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作“斯密问题”。内田模仿“斯密问题”,提出在马克思那里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也存在着一次思想转变,马克思的思想也可以分成早期和晚期。这就是“卡尔.马克思问题”。
一般说来,根据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本人研究历程的回顾⑨,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时期作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从1843年秋到1844年春的《德法年鉴》时期。其标志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得出了要从“物质的生活关系”出发,解释政治、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结论。这和他后来所创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一致。列宁曾说,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中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共产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⑩。二是从1845年秋到1846年夏的《形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他们此前的哲学信仰,走上了独自创立自己世界观的历程。三是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时期。马克思本人曾说,在这本书中,他对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第一次作了科学的”阐述。当然,马克思本人之所以对此书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可能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形态》的大部分都没有公开发表有关。
在这几种解释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二种解释。其实也正是因为如此,《形态》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和西方“马克思学”家的特别关注。第二种解释的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和广松涉。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马克思在《形态》时期发生了思想断裂或者说范式转换的假说。从《形态》开始,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由“意识形态”转向了“科学时期”;广松涉认为马克思“从异化论逻辑转向物象化逻辑”(11)。这一假说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断代史上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如何界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形态》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国对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假说的介绍已经很多,而对广松涉的“从异化论逻辑转向物象化逻辑”假说的研究还很少。其实从理论的深度和严密程度来看,广松涉的“异化超越论”要高于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
与阿尔都塞不同,广松涉的结论不仅有大量的文献学考证作依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明确提出转变后马克思理论的实质是物象化(Versachlichung)。他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频繁出现的异化概念在“费尔巴哈”章中却几乎消失了,在仅出现的两处中(汉译广松版,第37、146页; Vorabpublikation, Bd. I/5 der MEGA2, S. 21, S. 92),马克思也是在讥讽和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从《形态》开始,马克思已经放弃了黑格尔左派的那种基于主客关系模式的异化概念,转而使用所有制、分工、交往、生产力、市民社会、生产关系、阶级等物象性范畴,开始用科学的物象化逻辑分析资本主义,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形态》之间,马克思存在着思想的断裂或者研究范式的转换。
广松涉的《形态》断裂说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广泛的反对。通常的做法是从《形态》以后的著作中,去寻找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的证据,因为找到了这样的证据,就等于说明马克思晚期也没有放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譬如,岩渊庆一等人就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下的经济学手稿《经济学批判大纲》来批驳断裂说(12),因为异化概念在这部手稿中又以积极的方式复活了。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日本的内田弘和山田锐夫还提出一个“中期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的概念(13),认为在《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又把他早期有关异化的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的语境中进行了阐发,“早期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和“晚期马克思”(19世纪60年代以后)因此而连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态》、《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在思想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等等。
还有一个与此方向相反的做法,这就是从《形态》以前的著作中去寻找物象化的逻辑。如果找到了这一逻辑,至少可以证明所谓的断裂并不是发生在《形态》。比如从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去寻找这一逻辑,以此反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形态》之间的断裂说。根据《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14),马克思在1844年4月到8月进行的经济学研究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一手稿》(主要是“异化劳动”片断);第二阶段主要包括《穆勒评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在这两个阶段上,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在第一阶段,马克思所遵循的还是异化劳动的逻辑,讨论的基本上是孤立的个人在劳动过程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如何被异化的问题,那么在第二阶段,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开始从分工和交换即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讨论交往异化问题,而交往异化在本质上,就是两个以上的个人通过交换私有财产来实现其社会联系的过程。这俨然已经是《形态》以后,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展开的所谓人格和人格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象和物象关系的物象化逻辑。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广松涉所强调的从异化论向物象化的转向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形态》,而是发生在《形态》以前,因为至少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已经出现了物象化的逻辑。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另外撰文作详细论述。
总之, 《形态》是解决“卡尔.马克思问题”的关键,任何对“卡尔.马克思问题”的解答恐怕都与对《形态》的解读和评价有关。我们今天研究《形态》应该具备“卡尔.马克思问题”这样的广阔视野,以此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成立过程的理解,推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态》和《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经典著作的研究。
三、市民社会历史观
一般认为,“唯物史观(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die materialistische, Anschauung der Geschichte)”或者“历史唯物主义(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作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诞生于《形态》。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们从《形态》中找不到这两个概念。“唯物史观”概念最早出现于恩格斯1883年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出现得更晚,是在 1892年恩格斯为该书英文版所撰写的序言之中。而且,马克思本人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这两个概念,换句话说,他并没有用这两个概念来指称他的新“历史观”(Geschichtsauffassung)。当然,问题并不在于称谓,而在于思想实质,在于能够表现其思想实质的基本范畴。那么,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基本范畴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形态》的原初语境,就会发现,当时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是生产、分工、交往(交换)、所有制,特别是作为这些概念总括形式的“市民社会”(di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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