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隽鸿飞: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及其史学意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4 点击: 1315 次 我要收藏

虽然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提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并把自己写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视为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以补偿其未能完成的工作。[1]但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长期以来并受到重视。直至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第一次把马克思晚年的四个笔记手稿[2]按照原样全文发表出来,以后他又在1974年发表了马克思关于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摘要。至此,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才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但由于马克思的上述著作集中在他思想发展的最后十年,且主要研究的史前人类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因此理论界普遍认为对人类学的研究只是集中于其思想发展的晚期,且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和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但实质上,人类学的研究“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席位”[3],与其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正是这种相关性,使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

一、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分期

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此时马克思已经初步完成了他的哲学革命,使哲学关注的目光从纯粹的思辨转向现实的人类生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从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劳动、交往和分工——出发着力阐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就在于劳动和交往。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这一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同时在改造外在的自然界、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同时,也使人自身受到改造,生成新的品质,这又会引起新的需要,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所谓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自我设置,是人通过交往实现的自我确证。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5]这种交往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劳动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人自身的增殖使这种劳动得以延续。劳动和交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因此“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的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6]也就是说,任何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的基础之上。这样一项研究暗含的新的理论起点成为他全部著作的基础,并且成为他的人类学研究的起点。
根据上述分析,马克思把财产和国家关系、意识的产生、物质环境创造精神概念的方式等普遍性问题单独提了出来,并以此为基础分别论述了部落的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就并不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而主要是通过把对人的形而上学的分析与现实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封建社会这一欧洲历史上与资本主义直接相连的历史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在这里仅仅是个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的。
第二个阶段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中期为止。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因流亡英国而有机会读到英国国会关于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土地所有制的资料。如托马斯.拉弗尔斯的《爪哇的历史》(1871)、M.威尔克斯的《南印度历史概况》(1810——1817)、G.坎贝尔的《现代印度》(1852)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些资料后来就成为写作《资本论》材料。可以说,正是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人类学才真正地被纳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之中。莫里斯.布洛克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形成了一整套基本理论,其中包括对决定人类历史的社会基本力量的论证;对历史进程如何演化出各种制度的论证;对那些只有通过理论工作上的极大努力,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证才能弄清其起源的种种思想的论证。这一切导致他涉足于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把分析的眼光追溯到人类社会演进的过去。”[7]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大量地接触到了有关早期人类社会情况的资料,并将其运用到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这一时期马克思研究人类学的集中成果是他在1858年重新整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写的《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这一《提要》中有关人类学的内容被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题目以英文发表,这些笔记通常被称为《人类学笔记》。[8]
马克思对人类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马克思逝世。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是与《资本论》的写作密切相关的,但又表现出诸多与《资本论》研究不同的主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公社和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解体的原因”这一节的结束时明确指出,“至于古代土地所有制在现代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再现的问题,这本身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我们将在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一篇中加以论述。”“这一切(公社和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解体的原因)将更深入地和更详尽地再一次加以分析。”[9]马克思晚年有关人类学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手稿:《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一书摘要》。这些笔记最初被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整理出版,题名为《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这些笔记并不是马克思要发表的著作,而是马克思为了写作的需要做的准备材料,是马克思的读书札记。正是这些读书札记,构成了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著作,主要体现在他各个不同时期的著作和晚年的读书札记中。但通过马克思在对人类学材料的运用和摘录的过程中对素材的选择来看,马克思主要研究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史前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对于史前人类社会的关系,马克思第一次的阐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10]在1858年的《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人类共同体的概念,并指出在史前社会是以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存在的,这种共同体表现为“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11]在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中,马克思利用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材料证实了史前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并具体地阐述了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摩尔根虽然揭示了氏族的起源和本质,证明了氏族社会是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之上的社会,但在结论上仍把起着决定作用的血缘亲属关系置于氏族组织之下则是错误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家庭从血缘家庭到对偶家庭的过渡,其实质是人类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分离出来,取得自身独立的过程。氏族作为社会制度的单位出现,是建立在人类家庭的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人类的一项伟大的创造,它标志着人已经打破了与自然的原始同一状态,开始以人的关系而不是自然的关系组织自己的生活。而在此之前,人的一切关系——无论是人对自然的关系,还是人对人的关系——都是自然的关系。但是,氏族也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氏族也逐渐走向解体,为各种不同的公社形式所代替。在《民族学笔记》中,马克思改造了摩尔根全书的结构,把关于家庭和婚姻的篇章提到了关于氏族制度的篇章之前,使摩尔根的著作获得了从家庭和婚姻形式到氏族组织再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的科学结构。“氏族必然从杂交集团中产生:一是在这个集团内部开始排除兄弟和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氏族就会从这种集团里面生长出来,而不会早。氏族的前提条件,是兄弟和姊妹(嫡系和旁系的)已经从其他血亲中区分出来。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制度的单位,而家庭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2]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家庭及氏族的分析,揭示了早期人类共同体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式,在完善了1858年《人类学笔记》中所提出的人类共同体的思想的同时,也为进一步揭示这种共同体解体的根源及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起源奠定了基础。
第二,是私有制的起源及资本主义的形成问题。马克思认为,“财产最初意味着(在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就是这样)劳动的(进行生产的)主体(或再生产自身的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因此,它也将依照这种生产的条件而具有种种不同的形式。生产本身的目的是在生产者的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中并连同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一起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个人把劳动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不是劳动即生产的结果,而是其前提),这是以个人作为某一部落体或共同体的成员的一定的存在为前提的(他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共同体的财产)。”[13]也就是说,在这种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中,并不存在作为劳动成果的财产,所谓的财产不过是作为主体生存的一部分的生存条件而已。因此,并不存在财产的私人所有的问题。
但是,这种以血亲为基础的原初共同本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表现为原生形态的公社和次生形态的公社。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几种公社都是从原始公社后期的农业公社沿袭下来的,维系公社存在的不再是公成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而是公社成员对土地的共同所有关系。但在公社内部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即农民对房屋、宅旁园地及个人劳动成果都是私有的。对于这种农村公社的未来发展趋势,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14]
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是农村公社可能的发展方向之一,但它却意味着农村公社的彻底解体。这一解体的过程主要包括:(1)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这种解体意味着土地以及土地所能提供的原料、工具和果实取得了独立的形式,意味着人之生存的无机条件的丧失。(2)表现为劳动者是劳动工具的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劳动者对其劳动工具的所有本身已经不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东西,而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结果。凡是对工具的所有表现为把劳动的生产条件看作财产的地方,工具在实际的劳动中仅仅表现为个人劳动的手段。因此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所有这种关系的解体则意味着劳动者对劳动的丧失。(3)表现为那种使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的体现者本身,还直接从属于生产客观条件的关系的解体。这种解体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既使货币财富迅速地增长和扩大起来,并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又造成了丧失一切劳动的条件的自由劳动力。因此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形成,完全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资本积累了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一句话,积累了同土地相分离的、而且本身早已将人类劳动吸收在内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决不是资本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反,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的存在价值,由于先前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动劳动本身。”[15]这样,马克思就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分析之中,解释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
第三,人类历史的分期问题。对于人类历史的分期,马克思始终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进行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方面以分工为基础,根据个人与劳动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划分了部落的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另一方面,又根据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作的差别,把划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着力探讨了作为劳动者的个人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由此分析了原始所有制、亚细亚的所有制、古代的所有制、日耳曼的所有制等几种所有制形式。同时,马克思还根据人与人的关系将人类的历史分为人与人相互依赖、物的依赖状态下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这两种划分方式是存着明确的对应关系的,与人的依赖状态相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物的依赖状态下人的独立性阶段相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状态相对应的是共产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劳动者同其劳动资料分离的形式,劳动者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人并没有与其生存自然条件分离,个人仍处于原始的关联之中。因此,“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16]尽管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表现,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在其中只有共同体主体而无个体主体。这些共同体之所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这“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就是说,用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的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17]
但是,这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仅仅是与人类有限的生产力发展形式相适应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必然会解体,而且它的解体本身也必然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这种解体的标志就是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其直接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
第四,东方社会独特的历史道路问题。如果说西方社会的验证了农村公社发展的一种可能性,那么东西社会则为预示着另一种可能。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东方社会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使这种土地公有制的形式得以保留下来。“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18]由于任何个人都无力承担灌溉任务,所以在这些地区一开始就排斥了土地私有的可能,只能存在土地公有制。这种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形式,本身可能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出来。但是,在东方社会“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系;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19]因此,“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20]因此,一方面东方各国人民在专制国家治理下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广阔,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部落共同体又散布在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因此从很古的时候起,在东方社会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的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能够使劳动过程本身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能够成为整套制度。”[21]即公社再生产出其自身来。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极强的稳定性。“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分界线,充分肯定了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的特殊性。他认为,就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来说,在历史上存在着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自由小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另一条是‘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的解体’。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是不容抹杀的,他承认以往几千年东方社会特殊的发展道路。”[22]因此,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东方社会可以借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肯定性的成果,不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
上述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始终是与其历史理论密切相关的,在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与其历史理论之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性。

三、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的统一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形成和他的人类学研究的统一,其内在的基础就在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形成的历史转向。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其学派,阐明了历史不过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23]因而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就必须从现实的人的生活本身出发,去揭示每一个时代人类具体的生活过程。因而,人类学的研究始终是马克思历史研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马克思历史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
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正是马克思创建自己的历史理论体系的时期。因此,这时马克思关很少关注具体的社会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而更多是从形而上的层面去阐释人类历史存在的基础以及人类历史运行的基本机制。这一时期,人类学的研究对于马克思来说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历史资料的运用,是从属于其对人类历史的形而上的分析的。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的标准,就是建立对人类历史演进机制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正是马克思历史理论已经形成并用于指导具历史研究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一方面阐明了从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出发建构的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另一方面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具体地分析了西欧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而形成了三形态理论与五形态理论并存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五形态理论的形成就是建立在马克思的1858年《人类学笔记》的基础之上的,其针对的是西欧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尽管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是正确的,但它并不能提供任何普适性的公式。对于非欧社会历史的研究,只能在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对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必然会使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矛盾和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类历史过程,陷进单线性因果的形而上学观点而窒息其生动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这种结合最坚定努力的结果。
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用于分析东方社会的历史的一个典型的范例。尽管马克思晚年《民族学笔记》研究的主要是早期人类社会的历史,但需要指出的事实是,从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社编辑部的信到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明确提出“跳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并全面阐述实现跳越的基础和可能性。这期间经过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而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大都形成于这一时期。这种时间上的相关性表明,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的。正是基于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和东方历史的分析,马克思才没有拘泥于五形态理论提出了东方社会独特发展道路的问题。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始终是其历史研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人类学的研究,才使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一般理解始终面向现实,始终保持着理论的一致性和灵活性。也正是对人类学的研究使马克思的历史研究超越了具体的社会生产形式的研究,深入到人的生存方式的研究领域。
【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2]这4个笔记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一书摘要》、《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和《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农村〉一书摘要》。
[3]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序。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7]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522页。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称为《民族学笔记》。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49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9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063年版,第43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9—5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3—474页。
[22]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23]参见拙文《从生成的概念看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原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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