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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俭:“陶伯特说”与“罗扬说”:我们该采信哪个?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4 点击: 1300 次 我要收藏

2006年底,我负责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组一期以“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为栏目的稿子,约韩立新写一篇介绍日本马克思学研究状况的文章。韩立新交的稿子就是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的“《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一文。韩立新在论文中明确否定1982年出版的MEGA2/Ⅰ/2的编者陶伯特关于《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后的文献学考证结论(以下简称“陶伯特说”),而赞同拉宾(1968年)、MEGA2/Ⅳ/2(1991年)和罗扬(1993年)关于《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的考证结论(以下简称“罗扬说”)①。我不同意韩立新对“陶伯特说”的否定,文章发表后我们私底下就“陶伯特说”与“罗扬说”哪个更可信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2007年5月25日,在第二届马克思学论坛上韩立新作了“《巴黎手稿》的文献学与卡尔.马克思问题”的报告,报告以“罗扬说”为文献学基础对《穆勒摘要》进行了深入解读,并进一步得出了马克思思想断裂发生在《穆勒摘要》的结论。我在对韩立新报告的评论中不同意他对“陶伯特说”的否定,也不赞同他关于马克思思想断裂发生在《穆勒摘要》写作过程中的结论。我的这一看法已经部分地体现在“2007年‘马克思学论坛’综述”② 中。但鉴于韩立新的“《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一文已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所采信的“罗扬说”甚至成为一些学者进行《44年手稿》文本解读研究的文献学前提,因此对“陶伯特说”与“罗扬说”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各自的考证过程进行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就成为深化《44年手稿》文本解读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一、近40年来国际《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概况
1932年出版的MEGA1/Ⅰ/3发表了《巴黎手稿》③,其中收录的巴黎笔记共9册,分别是:①B19,包含对萨伊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摘录(B19a)、对斯卡尔贝克著作《社会财富的理论》的摘录(B19b)和萨伊著作《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的摘录(B19c);②B20,对斯密著作《国富论》的摘录;③MH,包含对勒瓦瑟尔著作《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的摘录》(MHa)和对斯密著作《国富论》的摘录续(MHb);④B23,包含对色诺芬著作《雅典的色诺芬著作集》的摘录(B23a)、对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摘录(B23b)和穆勒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B23c);⑤B21,包含对麦克库洛赫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B21a)、对普雷沃论穆勒的摘录(B21b)、对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B21c)、对特拉西著作《意识形态原理》的摘录(B21d)和对穆勒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续(B21d);⑥B22,包含对罗德戴尔著作《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摘录;⑦B24,包含对许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B24a)、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摘录(B24b)、对奥先戴尔著作《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或对李斯特博士工业力哲学的阐释。附一个来自乌托邦的祈祷》的摘录(B24c)、对奥先戴尔著作《论民族的商业交往》(B24d)和对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摘录续(B24e);⑧B26,包含对布阿吉尔贝尔著作《法国详情,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以及救济的难易程度》的摘录(B26a)、对布阿吉尔贝尔著作《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的摘录(B26b)、对布阿吉尔贝尔著作《论谷物的性质、耕作、贸易和利益》的摘录(B26c)和对罗的著作《论货币和贸易》的摘录(B26d),以及一个关于罗马史的简要编年摘录;⑨B25,对比雷著作《论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摘录。④
《巴黎手稿》发表后,《44年手稿》引起了国际范围内持久而热烈的讨论,而《巴黎笔记》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这与《44年手稿》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一气呵成的著作手稿有关。《44年手稿》1932年发表时就是被作为马克思“著作”手稿来处理的,朗兹胡特和迈尔编的版本是如此,MEGA版也是如此。朗兹胡特和迈尔编的版本在正式发表之前,他们就宣传说发现了一部“马克思迄今未为人知的著作”。朗兹胡特和迈尔是按笔记本Ⅲ、Ⅱ、Ⅳ的顺序(缺笔记本Ⅰ)来编排《44年手稿》的。MEGA1/Ⅰ/3第一部分发表的是马克思已付印的著作或没有付印的手稿,《44年手稿》就发表在该部分;第二部分发表的是摘录笔记,《巴黎笔记》就发表在该部分。MEGA1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它是供研究者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文版,而非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以及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那样属于理论学习版。但由阿多拉茨基负责编辑的MEGA1/Ⅰ/3对《44年手稿》的编排却给人一个印象,即《44年手稿》是一部特别的“著作”⑤。后来的大多数研究者也都认为《44年手稿》从形式上看是片段、未完成的,而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整体。不过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MEGA1/Ⅰ/3并没有把所谓“笔记本Ⅳ”与《44年手稿》⑥ 排在一起,而是把它作为MEGA1/Ⅰ/3的附录“Ⅲ)”⑦ 排在该卷的最后,也就是《巴黎笔记》⑧ 之后。
《巴黎笔记》不被关注的情况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1962年爱.鲍提若里在他编的《44年手稿》法文版本导言中不但强调《44年手稿》是一部“未完成”、很少具有“同质性”的手稿,而且特别使人回想起《序言》位于第三手稿的最后部分。鲍提若里首次注意到《44年手稿》表征了马克思的思想处于发展过程中⑨。在前苏联,尽管《44年手稿》早已发表在MEGA1/Ⅰ/3,但在俄文版出版(1956年)之前,许多苏联学者完全无视它的存在。拉宾在1962年的一篇文献报告(《文献观照下的青年马克思》)中就强调要利用一切涉及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文献资料。他在1968年出版的《青年马克思》一书中明确提出,马克思《44年手稿》的写作分为两个阶段,并且是与《巴黎笔记》的写作交叉进行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在形式上可分为两类:经济学家著作摘录和马克思的手稿……看来,上述研究经济学的两种形式似乎也就是这一研究的两个阶段:首先马克思从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做摘录,并附加批注,然后他在手稿中转而确立自己的观点。在有关书籍中对马克思的研究过程通常正是这样描述的。但本书作者在仔细分析摘录和手稿后确信,事实上情况要复杂得多。例如,在第一手稿中完全没有在第四和第五本札记中作过摘要的那些著作的引文,而仅有的一段引自李嘉图著作的引文也不是直接引自原著,尽管这段引文在第四本札记中是摘自李嘉图的原著。马克思在摘录穆勒著作时所写的货币异化智能的纲要在第一个手稿,其中包括有关异化劳动一章里都没有得到反映。但在第二和第三个手稿中却留有痕迹。如果人们注意到这一切,考虑到第二个和第三个手稿广泛运用了第四本和第五本札记中的摘要,并考虑到马克思在这两个手稿中所具备的经济学知识水平总的说来大大高于第一个手稿,那么,就可以把马克思从1984年10月—1844年8月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初读恩格斯的《大纲》,摘录萨伊、斯卡尔贝克及斯密的著作(第一、二、三本札记)并完成第一个手稿;2)摘录李嘉图、穆勒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第四和第五本札记)、写恩格斯的《大纲》的提要,完成第二和第三个手稿。”⑩
从此以后,国际马克思学界关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讨论就连绵不断:1976年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开始形成。《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方法论特点”;1978年负责MEGA2/Ⅰ/2编辑工作的前东德学者陶伯特发表了“《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日期质疑”(该文是1982年出版的MEGA2/Ⅰ/2有关《44年手稿》文献学说明的基础);1980年负责MEGA2/Ⅳ/2编辑工作的前苏联学者鲁缅采娃发表“关于MEGA2/Ⅳ/2发表的马克思的巴黎笔记”(该文是1981年出版的MEGA2/Ⅳ/2有关《巴黎笔记》文献学说明的基础);1983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扬发表了“所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来龙去脉”(11);1989年克里斯蒂娜?伊科尔发表的《关于马克思批判李斯特著作的手稿的写作日期》一文(12) 也涉及到《巴黎笔记》的文献学考证;1998年出版的MEGA2/Ⅳ/3(由巴加图利亚负责编辑)有关于《巴黎笔记》的文献学新考证。迄今为止,涉及《巴黎手稿》文本及相关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已有以下中译文:巴加图利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开始形成。《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方法论特点”(13)、《“巴黎笔记”选译》(14)、《关于巴黎笔记》(15)、《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6)、《〈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产生及保存情况》(17)、《历史-经济学笔记(巴黎笔记第1-7册)》(18)。
近40年来,国际马克思学界关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涉及“《巴黎笔记》到底有几册”、“《巴黎笔记》各册笔记之间的写作顺序及写作时间”、“《44年手稿》笔记本Ⅱ到底缺多少页”等热点问题,而陶伯特和罗扬关于《44年手稿》与《穆勒摘要》写作顺序的争论,则是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在韩立新的论文凸显了“陶伯特说”与“罗扬说”的尖锐对立之后,任何从事《44年手稿》文本解读研究的中国学者都会面临到底采信哪个文献学结论的两难选择。
二、陶伯特和罗扬说关于《44年手稿》与《穆勒摘要》写作顺序的争论
《穆勒摘要》的主体部分(17页)写在B23(具体来说是B23c),其续写部分(6页)写在B21(具体来说是B21e)。由于续写部分可能是后来添加到B21空白页上的,因而B21的写作时间不影响对《穆勒摘要》写作时间的判定,而只需考虑B23的写作时间。
关于《穆勒摘要》与《44年手稿》的写作顺序,是一个引起长期激烈争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2卷(出版于1974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的母版)关于《穆勒摘要》的题注这样写道:“在这个文献中,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占了相当大部分,这些议论按其内容来说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衔接,而且先于这个手稿。”(19)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2卷像MEGA1/Ⅰ/3那样试图给读者一个印象,即《44年手稿》是马克思一气呵成的著作手稿,因而读者(特别是不了解拉宾考证结论的读者)自然会认为《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全部三个笔记本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2卷对排在第一篇的马克思对恩格斯《大纲》的摘要和排在第二篇的《穆勒摘要》写作时间的说明都是1844年上半年,而对《44年手稿》写作时间则注明是1844年4-8月。因而如果读者知道并相信拉宾的考证结论,那么从上述题注中也可以得出另外的结论,即《穆勒摘要》(以及对恩格斯《大纲》的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Ⅱ、Ⅲ之前,而非全部三个笔记本之前。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42卷关于《穆勒摘要》的题注并不说明苏联学者在关于《44年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方面退回到拉宾的考证结论之前,而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属“理论学习版”这一编辑原则来解释。因为既然是“理论学习版”,就没有必要给读者介绍过多的文献学信息,也没有必要因为给读者造成《44年手稿》是分阶段写成的印象而影响读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但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通常是被当作“理论学习版”,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则被研究者当作进行学术研究的大部头“理论研究版”(20),因此就出现了对这一题注的集体误读。而在苏联的马克思研究专家那里,拉宾的考证结论应该已经成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背景知识。
1981年MEGA2/Ⅳ/2是由苏联学者编辑的(负责人是鲁缅采娃)。总体来看,MEGA2/Ⅳ/2的编者继承了拉宾的考证结论。日本学者涩谷正有一个重要“发现”:MEGA2/Ⅳ/2不但与MEGA2/Ⅰ/2“相互矛盾”,而且MEGA2/Ⅳ/2也“自相矛盾”(21)。所谓“相互矛盾”,是因为MEGA2/Ⅰ/2判定马克思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以下简称《李嘉图摘要》)和《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后,而MEGA2/Ⅳ/2判定它们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所谓“自相矛盾”,是因为:MEGA2/Ⅰ/2一方面认为B23“写于1844年夏或《44年手稿》结束之后不久”(22),而且注明B23的写作日期是“1844年夏/秋”(23);另一方面又先是判定《李嘉图摘要》写于B21之前,B21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24),从而《李嘉图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然后又明确指出《穆勒摘要》的写作“紧接在对麦克库洛赫和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著作的摘录之后”(25),从而实际上承认《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在我看来,MEGA2/Ⅳ/2之所以有“或写于1844年秋的说法”,大概是与MEGA2/Ⅰ/2妥协的结果(26)。
陶伯特判定《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Ⅱ、Ⅲ之后,并在MEGA2/Ⅰ/2资料卷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产生与流传情况的说明中有5点论证(27):
1.如果说马克思在写第二笔记本以前已经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作了摘录,但是在保留下来的几页上却看不到同这些摘录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还剩下一个假设,就是对这些摘录的具体的利用主要是在没有保留下来的各页上。但是,与此相矛盾的是,对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摘录和穆勒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在完整地保存下来的第三个笔记本中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利用。
2.第三个笔记本的第Ⅶ部分一开始是关于地租和关于蒲鲁东的两段简短的附录,但是主要内容是一篇关于分工的完整论述,而且把分工看作是在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或者说,看作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形式。马克思在研究和摘录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对分工和交换所作的论述,是第三个笔记本中开始的探讨的继续,而这些探讨总的说来对于进一步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3.第三个笔记本的第Ⅸ部分由两篇不同的概述组成。马克思首先记下了关于人的感觉是本体论的本质肯定的评论,人的感觉只是因为它们的对象是感性的,所以才能肯定自己。接着是一个关于货币的片段,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比较完整的文章。从而马克思就结束了第三个笔记本的写作。还有现成的二十三页仍然是空白。马克思在摘录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写的关于货币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在第三个笔记本中中断了的关于这个题目的阐述的继续。
4.只是在写完《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才开始摘录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李嘉图和穆勒著作摘录和以前的读书笔记相比首先有这样的特点,就是马克思立即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言论作了更多得多的评论。他评价、解释并批判了这些言论,而且把这些言论纳入他自己的长篇阐述。
5.总之,有李嘉图和穆勒著作摘录的笔记本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补充,同时也是它的进一步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内容分析和运用这些观点的成熟程度上,表现在摘录常常被关于在第一、二、三个笔记本中只是部分地谈到或者根本没有谈到的一些问题的相对完整的独立的长篇论述所打断。这个笔记本从明确的态度来看,可能更接近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个笔记本。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来给这个笔记本编页码,这可以算作是证实这种假设的形式上的证据。因此,可以把这个笔记本称作第三个笔记本的研究的直接继续,这种继续由于大力利用李嘉图和穆勒的观点而达到了更高的质。
在陶伯特的以上4点说明中,第1点是文献学方面的证明,其他4点是从思想内容上进行论证的。文献学证明的要害是马克思“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利用”《李嘉图摘要》和《穆勒摘要》。通过分析可以知道,马克思在《44年手稿》中对作家的引文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从某作家的著作中引用,如在笔记本Ⅰ中对比雷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的引用;二是从其他作家的著作中转引,如笔记本Ⅰ中对李嘉图话(28) 的引用就是转引自比雷的著作;三是马克思先作了某一作家的摘录笔记,后来根据摘录笔记(而不是著作本身)来引文,如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萨伊、斯密的引文来自对萨伊、斯密的摘录笔记(即B19、B20),笔记本Ⅲ对特拉西的引文来自对特拉西著作《意识形态原理》的摘录笔记(B21,即第五本札记)(29)。拉宾作出《44年手稿》分两个阶段写成的结论,文献学上的依据主要是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Ⅰ中没有从B23、B21(即MEGA1/Ⅰ/3所谓的第四、第五本札记)引文,而却在笔记本Ⅱ、Ⅲ中“广泛运用了第四本和第五本札记中的摘要”。问题是如何判断马克思的引文是来自被引者的著作本身或是马克思对该著作已作的摘录笔记呢?现在看来,拉宾在这个问题的考证做得并不够细致。比如,拉宾显然是认为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对穆勒话的引用来自B23(即“第四本札记”),但陶伯特却指出该处引文不是来自《穆勒摘要》。马克思在引用穆勒的话之前,还引了斯密、萨伊、斯卡尔贝克的话(30)。陶伯特指出,对斯密、萨伊、斯卡尔贝克话的引用都可以在相应的摘录笔记(即B20、B19)中找到(31),但对穆勒话的引用“显然不是来自《穆勒摘要》”,而是直接引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11-12页。(32)
具体来说,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引用的穆勒原话是:“人的活动可以归结为极简单的要素。实际上,人能做的不过是引起运动;他能移动物品,使它们相互离开或相互接近;其余的事情则由物质的特性来完成。人们在使用劳力和机器时常常发现,把彼此妨碍的操作分开并把一切能以某种方式相辅相成的操作结合起来,通过这样巧妙的分配,就可以加强效果。鉴于人们一般地不能以习惯使他们练就的从事少数几项操作的能力即以相同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的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进行大规模操作,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少数在有利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的制造业,有时不仅向一个国家,而且向几个国家,按照那里要求的数量,供应它们所生产的产品。”(33) 我们对照一下马克思在《穆勒摘要》中相应内容的摘录:“鉴于人们一般地不能以习惯使他们练就的从事少数几项操作的能力即以相同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的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34) 显然,马克思在写作《44年手稿》笔记本Ⅲ时如果手边没有穆勒的原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他是无法摘引这段并不算短的文字的。
陶伯特的考证方法实际上是对拉宾考证方法的更彻底的应用。我们知道,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Ⅰ中就已经引用了李嘉图著作中的话(只有一次),但拉宾却指出马克思这“仅有的一段引自李嘉图著作的引文也不是直接引自原著”,而是转引自比雷的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82页。实际上,马克思自己作了注明:“([比雷,]同上,第82页)”(35)。因此,笔记本Ⅰ引用李嘉图的话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已经作了《李嘉图摘要》,类似的例子还有笔记本Ⅰ中对比雷的引用。总之,不管是从作家著作中直接引用,或是通过其他作家的著作转引,只要不能可靠地证明引文来自马克思所作的摘录笔记,都不能贸然从马克思对某一作家的引用推断说该摘录笔记(如对比雷著作的摘录即B25或《穆勒摘要》即B23c)写于某一手稿(如《44年手稿》笔记本Ⅰ或笔记本Ⅲ)之前。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罗扬和MEGA2/Ⅳ/2编者之内的文献学家都承认马克思在写作《44年手稿》时曾经从某些作家的著作中直接引文。比雷的例子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此外MEGA2/Ⅳ/2编者也明确承认《44年手稿》笔记本Ⅲ对穆勒的引用“显然是来自穆勒的著作本身”(36)。罗扬在自己的论文中甚至提出一个观点:《44年手稿》笔记本Ⅰ对斯密话的引用绝大部分是来自他对斯密著作的摘录笔记即B20,但在笔记本Ⅰ第Ⅹ Ⅵ上也有三段引文(37) 并不是来自对斯密著作的摘录笔记,而是马克思从斯密著作中直接引用的(38)。甚至他也不否认笔记本Ⅲ对穆勒的引用是来自穆勒著作本身,只是他提出了其他证据(见下文)以证明马克思在写作《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已经作了《穆勒摘要》,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写笔记本Ⅲ时,《穆勒摘要》和穆勒的著作都在手边可资利用,笔记本Ⅲ所利用的是马克思在《穆勒摘要》中的“评论”而非摘录穆勒的话。因此,韩立新在“《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一文中根本否认马克思在写《44年手稿》笔记本Ⅲ时手边有穆勒的著作并直接利用了穆勒的著作,并以此为根据对《穆勒摘要》写于笔记本Ⅲ之前这一观点进行辩护,这种辩护方式连罗扬本人也不会同意。
罗扬提出的证据有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8次提到斯密,7次提到李嘉图,6次提到穆勒,6次提到萨伊,还提到其他经济学家一两次,这说明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穆勒和萨伊的著作已经很了解,因而不可能是从其他作家(如麦克库洛赫/普雷沃)那里获得关于他们的知识,这就是说马克思手边有这四位经济学家的著作。第二,虽然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没有一次对李嘉图逐字的摘引,对穆勒逐字的摘引只有一次,但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多处对穆勒明确或隐含的参照提示,都可以在《穆勒摘要》中找到。罗扬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对李嘉图和穆勒“犬儒主义”的评论(39),可在《李嘉图摘要》(40) 和《穆勒摘要》(41) 中找到。第三,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对穆勒唯一一次逐字的摘引尽管是直接摘引自穆勒著作本身,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马克思既曾从对斯密著作的摘录笔记中摘引,也曾直接从斯密著作本身摘引(见上文),因此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在写《44年手稿》笔记本Ⅲ时手边既有《穆勒摘要》,也有穆勒的著作。
罗扬的考证工作做得非常细,考证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有些考证还非常有说服力。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罗扬的考证过程。特别是罗扬以“犬儒主义”为例证明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多处对穆勒明确或隐含的参照提示都可以在《穆勒摘要》中找到,从而《穆勒摘要》写于笔记本Ⅲ之前的考证说明,提出了一些陶伯特没有考虑到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作出回答。但罗扬的考证主要限于文献学方面,相对于陶伯特结合文献学考证和思想考察所作的论证,说服力还是相对差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罗扬发表他的论文时(1983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还没有参与MEGA2的编辑工作,因此罗扬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MEGA2国际化之后,罗扬担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秘书长(1990-2000年),并成为MEGA2编委会成员。罗扬还协助了MEGA2/Ⅳ/3的编辑工作。任何MEGA2卷次在出版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专家审订和深入讨论,因此MEGA2各卷次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各卷次编者的个人观点,而是代表MEGA2编委会的意见。1998年出版的MEGA2/Ⅳ/3编者明确提出该卷对B22和B26归属《巴黎笔记》的考证是基于“马克思对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第1-2卷)和穆勒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巴黎版)的摘录紧接着《44年手稿》”(42) 这一前提,而且编者还提到了MEGA2/Ⅳ/2和罗扬对此有不同意见。巴加图利亚与陶伯特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诸多文献学考证方面有激烈争论,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意见高度一致,就很能说明问题。另一位文献学专家伊科尔在1989年的论文中也承认,《李嘉图摘要》和《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Ⅰ“之后”或《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后”都有可能(43)。既然罗扬协助了MEGA2/Ⅳ/3的编辑工作,那么这就表明,要么罗扬已放弃了自己15年前的观点,要么他服从MEGA2编委会的集体决定。其实,即使罗扬关于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多处对穆勒明确或隐含的参照提示都可以在《穆勒摘要》中找到的说法能够成立,为什么就不能由此得出《穆勒摘要》写于笔记本Ⅲ的相反结论呢?如果《44年手稿》和《穆勒摘要》都只是马克思为写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参见下文),那么在《穆勒摘要》中重现《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已经表述过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总之,对中国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者来说,我们只能姑且采信MEGA2编委会最终支持的考证结论即“陶伯特说”。当然,有兴趣的中国学者也可以在陶伯特、鲁缅采娃和罗扬考证工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文献学研究。
三、几点进一步的结论
第一,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的马克思文本解读既缺乏文献学基础,也缺乏以文献学为基础进行研究的意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以及社科院马列所编辑出版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极大地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进入21世纪之后,自觉地以文献学为基础进行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日益成为新一代马克思研究者的共识。但是,面对国际马克思学界有争议的文献学考证结论,中国学者切忌不加分析地采信某一结论,而应该对自己采信某一结论作为文本研究的出发点做出论证。实际上,MEGA2自1975年正式出版以来已经30余年,笔者已经发现,不但各文献学家之间对某一问题(特别是关于马克思文本的写作时间)的文献学考证会存在矛盾,而且不同卷次之间、较晚出版的卷次与较早出版的卷次之间也会出现文献学说明前后矛盾的情况。对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明进行清理和分析,理应成为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可以叫作“MEGA研究”。应该说韩立新的作法是值得称道的,他在进行《穆勒摘要》的文本解读研究之前首先介绍讨论了国际《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状况,并对自己采信“罗扬说”进行了论证。当然,在我看来韩立新的论证并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过分突出日本学者在其中的作用。实际上,从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一文介绍的情况看,日本学者在《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上并没有原创性贡献,只是在采信“罗扬说”与“陶伯特说”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从韩立新介绍的情况来看,一批日本学者在拉宾文献学考证之前就对《44年手稿》进行了深入了文本解读,并得出了一些独具日本特色的结论(如对《44年手稿》中马克思“交往异化”思想的重视和阐发),正是因为“罗扬说”支持了日本学者的解读结论,所以他们才毫不犹豫地支持“罗扬说”。这种先有“结论”后找“材料”的作法其实是前苏联马克思学研究的典型套路。笔者倡导马克思学研究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研究过程中先有“大胆假设”即“结论”未尝不可,这也符合解释学的基本规律(即所谓“先见”)。但重要的是要“小心求证”并随时准备修正“大胆假设”可能的错误并提出新的“假设”,而不能固执己见,只花精力去寻找有利于自己结论的“材料”,从而最终丧失了研究的客观性。在2007年8月30日中央编译局举办的“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讨会上,我向涩谷正指出1998年出版的MEGA2/Ⅳ/3支持陶伯特的考证结论,而涩谷正的回答只是简短的一句话:“陶伯特的考证结论在日本不受重视”。由此可见,日本学者根本不愿意面对MEGA编委会已经接受陶伯特考证结论这一事实,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警醒。中国学者应该根据国际马克思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的文本解读研究做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而不能盲目地追随日本学者的选择。
第二、尽管长期以来马克思文献学家围绕《巴黎手稿》存在激烈争论,但《巴黎手稿》的研究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突出表现在一些问题的考证上马克思文献学家已经达成共识,这就为进一步的考证和文本解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共识包括:
1.《44年手稿》是分阶段写成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先作了萨伊、斯密等人著作的摘录,写《44年手稿》笔记本Ⅰ;然后作麦克库洛赫等人著作的摘录,写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自1968年拉宾的考证结果发表后,《44年手稿》并非马克思一气呵成的著作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国际马克思文献学家的共识。
2.《44年手稿》笔记本Ⅱ流传下来的4页写于笔记本Ⅲ之前。朗兹胡特和迈尔的《44年手稿》版本把笔记本Ⅱ流传下来的4页编在笔记本Ⅲ后面,现今的文献学家都否认这一点。罗扬指出,马克思给笔记本Ⅱ流传下来的4页编的页码是Ⅹ Ⅹ Ⅹ Ⅹ -Ⅹ Ⅹ Ⅹ Ⅹ Ⅲ,而笔记本Ⅲ也包含Ⅹ Ⅹ Ⅹ Ⅹ -Ⅹ Ⅹ Ⅹ Ⅹ Ⅲ的页码编号(尽管马克思编页码时多编了2页),这说明笔记本Ⅱ不可能是直接接着笔记本Ⅲ写的;而笔记本Ⅲ第Ⅹ Ⅹ Ⅹ ⅩⅢ页之后还有23页空白页,这说明笔记本Ⅱ流传下来的4页不可能写于笔记本Ⅲ之后,因为如果写于笔记本Ⅲ之后,就应该写在它的空白页上。(44)
3.尽管马克思在1843年11月就已经读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但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写了《44年手稿》笔记本Ⅰ之后才作了该著作的摘录。拉宾指出:“马克思远非一下子理解恩格斯著作全部内容的特殊意义。因此,在《德法年鉴》出版以后,在马克思研究的第二阶段,他再次研究恩格斯的文章,并写了提纲。”(45) 对此观点,后来的马克思文献学家没有异议。
4.尽管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Ⅰ中已经引用了李嘉图的著作,但这段引文不是直接引自李嘉图的原著而是转引的。这一观点自拉宾1968年提出后,也没有引起后来文献学家的争议。MEGA2/Ⅰ/2编者指出:“比雷为他的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所写的长篇导言,也可以算是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已经引用的李嘉图著作的引文和关于李嘉图的论述的可能来源。”(46) 罗扬还作了进一步的考证(47):比雷对“地租”这一技术性术语解释性的(但却以误导的形式)提示被马克思想当然地当成了李嘉图著作(48) 的书名(49),而如果马克思已经作了《李嘉图摘要》,他当然就会知道“地租”并非李嘉图著作的书名。而这也同时说明,当时马克思还没有作麦克库洛赫著作的摘录,因为麦克库洛赫在其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中不但提到了李嘉图著作的书名,而且明确地指出了它的巨大意义。
5.尽管人们对马克思是先作对萨伊著作的摘录或是先作对斯密著作的摘录仍然有分歧,但对萨伊和斯密著作的摘录笔记都是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Ⅰ之前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MEGA2/Ⅳ/2编者提出的证据是:马克思在斯密著作摘录笔记中“一系列对斯密论述的概要性复述,同样被移用到《44年手稿》的正文中。”(50) 陶伯特所提出的证据是:马克思在对斯密著作摘录笔记中的一个摘引错误同样出现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Ⅰ中,而且马上在摘录笔记中对斯密著作一长段摘引的页码说明同样出现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Ⅰ中(尽管摘引的内容短一些)。罗扬赞同陶伯特所作的这一考证(51)。
6.马克思对麦克库洛赫等人著作的摘录笔记即B21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Ⅰ之后、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之前。这也是拉宾已经提出的考证结论,对此后来的文献学家没有提出异议。
7.马克思对比雷著作的摘录笔记即B25写于笔记本Ⅲ完成之前。MEGA2/Ⅰ/2编者指出(52),笔记本Ⅲ(至少从第Ⅲ起)最早是8月初开始写的,最早完成于1844年8月下旬。之所以说最早8月初开始写,是因为马克思在第Ⅺ和Ⅻ页上间接地引用了《文学总汇报》第5期和第6期的文章,但马克思1844年8月初才收到由荣克寄来的这几期《文学总汇报》。之所以说最早完成于1844年8月下旬,是因为在笔记本Ⅲ的第Ⅹ Ⅹ Ⅹ Ⅸ和Ⅹ Ⅹ Ⅹ Ⅹ页上写着《序言》,而《序言》最早写于1844年8月12日,依据是马克思在《序言》中驳斥了鲍威尔发表在《文学总汇报》第8期上发表的言论,而马克思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证实,马克思当时还没有看到这一期《文学总汇报》。MEGA2/Ⅰ/2编者还将韦伯的四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53) 韦伯在1844年6月或7月成为《前进报》的撰稿人之一,与马克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844年7月中至10月初,他为该报写了许多诗作和五篇文章,其中有四篇涉及经济学问题。韦伯的这几篇文章同马克思1844年5月至8月从事的经济学研究有直接联系。文章不仅吸纳了马克思在《前进报》编辑部讨论会上阐发的观点,并且采用了马克思在1844年五六月间为进行经济学研究而对萨伊、斯密、比雷、舒尔茨等人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所作的摘要笔记。比如在韦伯《普鲁士官方的慈善活动》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1830年伦敦城内有五十个家庭为交纳济贫税而不得不卖掉所有财产,包括被褥。”这句话就是从马克思摘录比雷的笔记中引用来的。韦伯的这篇文章写于1844年7月13日-8月2日之间。MEGA2/Ⅳ/2编者也指出,“马克思对比雷著作摘录笔记的一些说明(马克思的说明与比雷的原书有一些偏离)以同样的方式重现在巴黎《前进报》(1844年8月3日第62号)上的一篇论述贫困的文章中,而这篇文章出自马克思的朋友韦伯之手。由此可以做出这本摘录笔记1844年夏已经存在的结论。”(54) 罗扬也赞同这一考证。
第三,《巴黎笔记》中除对普雷沃、李嘉图、穆勒和布阿吉尔贝尔著作的摘录中包含了较多马克思自己的评论外,其他笔记基本上是对相关著作的直接摘录,很少有马克思自己的评论。对于这些很少有马克思自己评论的摘录笔记,考证其写作的先后顺序似乎没有太大学术价值。但是,对于那些包含马克思较多评论的摘录(最明显的是《穆勒摘要》),考证其写作顺序特别是相对于《44年手稿》三个笔记本的先后顺序,对于我们的文本解读研究就非常重要,甚至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解读结论。最近国内学者围绕《穆勒摘要》的解读研究产生的争论(55) 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尽管罗扬坐拥《巴黎手稿》绝大部分原始手稿,但从他的考证过程来看,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如纸张类型、马克思的书写方式和页码编号形式等都可以在MEGA2/Ⅳ/2找到。这就说明,在收入马克思相关手稿的MEGA2卷次已出版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即使没有可能到阿姆斯特丹亲自查阅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仍有可能做类似罗扬的文献学研究。其实,MEGA2出版的初衷,也就是为研究者提供这种条件。至于中国学者是否真有可能在文献学研究方面做出堪与国际文献学家相媲美的研究成果,不在于外在条件,而在于中国学者是否具备相应的外语能力、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甘坐冷板凳的恒心,当然也取决于中国学界是否有鼓励(至少是容忍)文献学研究的学术氛围。其实,马克思文献学研究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学术的热门,更不会有众多的研究者(进行文献学研究的高门槛也是关键的因素),因此对少数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致力于做文献学研究,我们不但不应该讽刺挖苦甚至扣什么政治帽子,而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中国学术史上本来就有考据学派的传统,中国的近邻日本在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方面(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重要成绩,日本学者现在已经可以与国际学者平等对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特别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学者)来说,既具有良好的外语基础,又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具有博士学位),在治学方向的选择上,与其生产所谓“思想深刻”实则文字垃圾的东西,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些考据性研究,也许几十年后还可以为后来者留下些可资利用的东西。
第四,长期以来国际马克思学界关于《44年手稿》的激烈争论(特别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学者之间的斗争)表面上看针锋相对,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预设前提之上,即《44年手稿》是一部著作(尽管是没有发表的草稿)。自拉宾的考证之后,这种信念开始受到动摇,但并没有彻底被放弃。MEGA2/Ⅰ/2以两种方式对《44年手稿》进行编排,就反映了这种不彻底性。罗扬论文的观点尽管极端,特别是把《44年手稿》笔记本Ⅱ看作是B23组成部分的说法以及《44年手稿》与《巴黎笔记》没有本质区别的说法很难成立,但罗扬的论文却是对那种把《44年手稿》看作是一部著作的最后一击,促使我们彻底反思这一预设前提。循此思路,国内已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巴黎时期马克思不仅做了9册笔记,还阅读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应该把它们与《44年手稿》放在一起进行研究。(56) 我赞同这一思路,这里还想进一步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44年手稿》与《巴黎笔记》毕竟有质的不同,前者是论著的形式,后者是摘录笔记的形式。混淆《44年手稿》与《巴黎笔记》,是不可取的。
2.不能将《巴黎笔记》中有马克思大量评论的摘录笔记(如对普雷沃、李嘉图、穆勒和布阿吉尔贝尔著作的摘录笔记)与基本上没有马克思自己评论的摘录笔记等量齐观。有一个史实很能说明问题。1991年吕贝尔成为重新组织的MEGA2咨询委员会(57),但他最终还是辞去了这一职位,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反对MEGA2出版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因为绝大读书笔记只是马克思对所阅读内容的摘录,没有马克思自己的评论。笔者不赞同吕贝尔反对出马克思摘录笔记的做法,但吕贝尔反对的理由却值得我们深思。
3.《44年手稿》与《李嘉图摘要》、《穆勒摘要》、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的摘录、佚失的巴黎时期对西斯蒙第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摘录(58) 以及《布鲁塞尔笔记》第一和第二本笔记有密切关系,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序言》中所说的马克思计划的《国民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的准备材料。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的摘录和《44年手稿》笔记本Ⅲ被马克思自己用线缝在了一起,说明马克思准备对相关内容(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李嘉图摘要》、《穆勒摘要》、佚失的对西斯蒙第著作的摘录笔记以及《布鲁塞尔笔记》第一和第二本笔记(59) 被马克思以罗马数字进行页码编号,说明马克思把他们都看作是为计划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准备的材料。
4.如果《44年手稿》与《李嘉图摘要》、《穆勒摘要》、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的摘录、佚失的对西斯蒙第著作的摘录以及《布鲁塞尔笔记》第一和第二本笔记是马克思当时计划的《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准备材料这一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其性质就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的情况类似,也就是说马克思本来是打算在已有材料的基础上彻底重写(“费尔巴哈”章)(60) 或进一步加工《44年手稿》。因此,如果再出《44年手稿》单行本的话,把《李嘉图摘要》、《穆勒摘要》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绝对知识”章的摘录作为附录收入是合适的(61)。
【注释】
① 参见韩立新在“《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② 参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③ 本文接受韩立新在“《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一文中的说法,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巴黎笔记》统称为《巴黎手稿》。
④ B19、B20、B21、B22、B23、B24、B25、B26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对马克思《巴黎笔记》中8册笔记所做的编号,其中B21、B22、B23、B24、B25、B26的编号发生过变化,本文采用的是新编号,它们对应的旧编号分别是B23、B24、B22、B25、B26、B21(旧编号可参看《马克思手稿和读书笔记目录》,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30期)。MH的原始手稿保存在莫斯科原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是全宗第1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124号。可参看罗扬论文对MH手稿的描述(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X XⅧ-1983-PART1第19页),也可参看MEGA2/Ⅳ/2第727-728页的文献学描述。MH是罗扬对该笔记本的简称。
⑤ 阿多拉茨基负责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于MEGA1/Ⅰ/3)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后来受到学者们的严厉批评。国内学者对该问题已经比较熟悉,这里就不再赘述。
⑥ MEGA1/Ⅰ/3第29-172页。
⑦ MEGA1/Ⅰ/3第592-596页。
⑧ MEGA1/Ⅰ/3第411-583页。
⑨ 参见罗扬的论文“所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来龙去脉”,载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X X Ⅷ-1983-PART1第2-49页。
⑩ 参见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三联书店1982年版,该译本是依据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76年版译出)第230-232页。
(11) 参见吴达琼:“罗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来龙去脉”,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
(12) 载《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11卷(1989年)第213-229页。
(13) 参见张钟朴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开始形成。《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方法论特点”,载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著《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章。
(14) 《“巴黎笔记”选译》是王福民根据MEGA1/Ⅰ/3选译的,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34期,后收于《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15) 卢晓萍、章丽莉译(沈渊校)《关于巴黎笔记》是MEGA2/Ⅳ/2《导言》中关于《巴黎笔记》的部分(MEGA2/Ⅳ/2第26*-43*页),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4期。
(16) 张念东译(刘卓星校)《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MEGA2/Ⅰ/2《导言》中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部分(MEGA2/Ⅰ/2第35*-53*页),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
(17) 赖升禄、洪佩郁译(刘卓星校)《〈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产生及保存情况》是MEGA2/Ⅰ/2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产生与流传过程”的说明(MEGA2/Ⅰ/2第685-702页),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
(18) 《历史-经济学笔记(巴黎笔记第1-7册)》是MEGA2/Ⅳ2资料卷关于《巴黎笔记》的说明(MEGA2/Ⅳ2第710-724页)及7册笔记的“产生与流传过程”,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1期。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第485页。
(20) 邓小平在:1992年春南方谈话中关于“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大部头著作是供研究者用的”说法是合乎中国实情的。
(21) 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其实,我还发现了MEGA2/Ⅳ/2另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它认为马克思对比雷著作的摘录“1844年夏已经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该摘录笔记写于马克思1845年初看来巴黎前不久,于是将该摘录笔记的写作时间笼统地标注为“1844年夏至1845年1月”。看来这也是与MEGA2/Ⅰ/2妥协的产物。
(22) 见MEGA2/Ⅳ/2第715页。
(23) MEGA2/Ⅳ/2第758页。
(24) MEGA2/Ⅳ/2第715页明确指出B21的写作“不会晚于1844内月”,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7月31日的《评‘普鲁士人’……》的文章里把麦克库洛赫称作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李嘉图的学生。他重述了一段带有弗兰西斯.培根的引文的话,而这段话几乎是无多大更改地从摘自麦克库洛赫等人著作的摘录笔记中取过来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80页,以及MEGA2/Ⅳ/2第476-477页)
(25) 见MEGA2/Ⅳ/2第717页。
(26) MEGA2/Ⅰ/2是紧接着MEGA2/Ⅳ/2出版的,MEGA2编委会内部对两卷说法之间的矛盾想必有过争论。
(27) 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248-249页。
(29) 可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355页对特拉西的引文与MEGA2/Ⅳ/2第489页马克思对特拉西相应段落的摘录。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353-355页。
(31) 参见MEGA2/Ⅰ/2第913-914页。
(32) 参见MEGA2/Ⅰ/2第91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355-356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5页(译文有改动,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356页重译)。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249页。
(36) 见MEGA2/Ⅳ/2第714-715页。
(3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259-260页。
(38) 参见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Ⅹ Ⅹ Ⅷ-1983-PART1第25、30页。
(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291页。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第113页译为“犬儒主义”,而新版则译为“昔尼克主义”。
(40) 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中有两处,可参见《马恩列斯著作编译资料汇编》(1980年)第40页第3行(此处“犬儒的”被译为“讽刺性的”)和第40页倒数最后一行(此处“犬儒主义”被译为“昔尼克主义”)。
(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第33页。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犬儒的”被译为“嘲讽的”。
(42) MEGA2/Ⅳ/3第450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11卷(1989年)第223页。
(44) 参见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Ⅹ Ⅹ Ⅷ-1983-PART1第20页。
(45) 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48页。
(46) MEGA2/Ⅰ/2第696页。
(47) 参见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Ⅹ Ⅹ Ⅷ-1983-PART1第24-25页。
(48) 即马克思在B23b所摘录的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4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294页。
(50) MEGA2/Ⅳ/2第716页。
(51) 参见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Ⅹ Ⅹ Ⅷ-1983-PART1第25页。
(52) 参见MEGA2/Ⅰ/2第697-698页。
(5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727页。
(54) MEGA2/Ⅳ/2第722页。
(55) 参见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
(56) 参见聂锦芳在第二届“马克思学论坛”的发言(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王东也持类似的看法,并提出了“文本群”的概念(参见《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7) MEGA2除编辑委员会,还有一个咨询委员会。中国学者韦建桦是编委会成员,周亮勋是咨询委员会成员)。
(58) MEGA2/Ⅰ/2编者指出,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Ⅰ的第3页(这是MEGA2/Ⅰ/2编者所编的页码,并非马克思用罗马数字对笔记本Ⅰ所做的页编号)上记载了自己在巴黎、布鲁塞尔以及曼彻斯特时期所做的笔记摘录的目录(共29本著作),其中第(25)至(27)分别是对西斯蒙第著作、舍尔比埃著作和德罗茨著作的摘录,包含这三本著作摘录的笔记本没有流传下来,可能写于巴黎时期,具体来说是在写了《44年手稿》之后。该笔记本同B23一样,马克思用罗马数字编了页码。马克思在《大纲》中多次引用这个笔记本中的摘录并标明Sism. (西斯蒙第的缩写)或西斯蒙第Ⅳ、Ⅵ、Ⅷ以及舍尔比埃Ⅹ Ⅹ Ⅷ。这说明了该笔记本的存在。参见MEGA2/Ⅰ/2第695页。
(59) 《布鲁塞尔笔记》第一和第二本笔记与《44年手稿》、《李嘉图摘要》、《穆勒摘要》和佚失的巴黎时期对西斯蒙第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摘录一样,是用罗马数字进行页码编号的,这一点与《布鲁塞尔笔记》其他笔记不同。另外,《布鲁塞尔笔记》第一和第二本笔记写于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之初,紧接着巴黎时期的经济学研究。总体来看,这些以罗马数字编码的笔记都与马克思离开巴黎之前(1845年2月1日)与列斯凯签订的写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合同有关。参见MEGA2/Ⅳ/3。
(60) 参见鲁克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2期。
(61) 《布鲁塞尔笔记》第一和第二本笔记虽然也是马克思计划的《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准备材料,但其内容基本上是对原书的摘录,很少有马克思个人的评论,因而作为附录收入可能意义不大。

(原载《现代哲学》200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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