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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鍨 张一兵 唐正东:“历史之谜”的历史性剥离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内涵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4 点击: 825 次 我要收藏

在经验的、外在现象的层面上,所谓的“历史之谜”其实本不是个谜,这是自近代市民社会以来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层面上都能体会到的一种客观事实存在,具体地说,这是工业主义的成就与人的被压榨感的共存性事实。它之所以在思想界的学者看来是个谜,是因为,截止到马克思时代,没有人能提供出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科学方法。各国、各个民族的学者各自从自己的民族性出发阐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问题却终究得不到解决,于是,这一问题便成了个“谜”。面对这个谜,不仅大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甚至连对这个谜的内涵的描述都带着明显的民族化语言特色。对这个谜团的不同的剥离方法,体现了各位思想家不同的哲学观点。马克思也处于这个思想系列之中。因此,仔细地研究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剥离方法的变迁,显然会十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实内涵。

当马克思1844年开始介入对历史之谜的研究时,他对这一问题的定位显然带着强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痕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说,历史之谜指的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1](P120)需要注意的是, 马克思此时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决不是后来的生产力的含义,它的理论关注点并不是人对外在自然界的实践改造能力这样一种客观的内容,而只是自然界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的复活,成为“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因此,它事实上只是一种以抽象的人的类本质为核心意义的评价维度上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一概念在此时的马克思那里只关注人与人之间在多大程度上能具有“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的特征,即多大程度上能具有真正的类的关系,而并不关注人与人在现实的客观实践活动中所构建的真实关系。事实上,后面紧跟着的四个概念是对上面两个概念的很好说明。人的存在应该是能够直接体现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的,可现实的存在却是对这种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应该能直接成为这种本质的自我确证,可现实中的对象化活动却成了人的本质的丧失。现实中到处都是必然性的东西,与人的自由本质完全不一致。另外,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应能直接体现类的本性,可现实中的个体所能反映的却只是类本质的异化。上述四组概念之间的张力,在马克思看来便是对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最好注解。
显然,马克思此时还谈不上对历史之谜的剥离,因为连这一谜的内部都没深入,怎么能谈得上剥离呢?所以,至多只能算是对这一谜的外在敲打。正像费尔巴哈站在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的基础上对宗教进行了外在的敲打一样,马克思也站在同样的基点上(尽管对人的本质的具体内容的理解不尽相同)对历史之谜进行了这种敲打。与此相联系,马克思此时所提出对这一谜的解答办法也具有很大的外在性,相对于现实历史性来说就是一种抽象性。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请注意,马克思只是到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才认识到共产主义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性运动,此时的共产主义概念仅仅是一种应有的社会状况的表现。这种非历史性的东西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能力成为历史之谜的解答呢?它是上帝吗?不是。那么,它凭什么能说自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呢?这是人的本质之使然。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所以在它那里任何历史之谜都能消融。显然,马克思此时在根本上站到欧洲大陆资产阶级古典理性主义的思想平台上去,而且还是一种德国化了的古典理性主义。正像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一样,马克思此时也忽视了黑格尔的理论贡献,对于一个急切地批判非理性的现实的青年思想家来说,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历史之谜的这种诠释是与它的哲学基础即哲学人本主义直接相连的。人本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被研究对象(不管这种研究对象是宗教还是现实的市民社会)的外面设置一个理论的支点,然后对这一对象进行所谓的批判性研究。这种哲学方法的弊端清楚地反映在马克思此时对历史之谜的诠释上面。
首先,上述诠释不能回答历史之谜在共产主义中获得解答的必然性问题。把整个论证的理论支点完全置放在人性这种不同的人对之有不同理解的概念上面,决定了整个论证从一开始便没有了稳固的基础。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因此,私有制必然要被消除,因为私有制所体现的是这种本质的异化。而亚当.斯密却说,人的本质是对财富的追求,因此,私有制是人的本质实现的基础。黑格尔说,精神自由是人的本质,所以国家是人的本质的最终实现。谁说的更对呢?无以回答。既然如此,以此为基础的历史之谜诠释理论的科学性便无从谈起了。
其次,上述诠释理论必然无法达到对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工人的正确理解。为什么工人必然成为扬弃劳动异化的主体?这是因为工人所遭受的异化最彻底。这里的思路还是把工人作为聚集在一起的许多这一类的个人来看待的,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所具有的独特本性尚未在马克思的思路中显现出来。因此,尽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但事实上马克思这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很单薄的。不把工人阶级的本性真正展现出来,怎么证明工人必然是解答历史之谜的历史主体?如果连这一历史主体问题都不能解决,那么,怎么说明这种历史之谜的诠释理论是正确的呢?阿尔都塞曾认为,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思路尚处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之中,这体现在马克思在对问题域的选择方面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学者的“场地”。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有道理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思路无法直接与工人阶级准确对接的原因。
当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文本,上面所说的只是其中的主导理论逻辑。与此并行的是,当马克思在摘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对现实市民社会的发展问题有了不断清晰的认识。这是马克思走向对历史之谜的真正科学的解答的起点和基础。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了马克思科学地解答历史之谜问题的基本思路的形成,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科学的理论逻辑本身的诞生的标志。“实践”观念的形成,宣告了马克思告别古典理性主义的人性史观,同时又克服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古典历史主义的经验主义缺陷。马克思开始以一个学术创新者的身份登上了理论舞台。历史之谜的真实内涵及其解答方法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找到,这一思想的获得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进行深刻的批判性研究的结果。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之谜的原像在科学理论逻辑的层面上得到了彻底的展开,这种科学的理论逻辑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线索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之谜不再是以人的抽象本性为支点的意义评价方面的东西,而是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东西。于是,生产力的概念代替了原来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概念。什么是生产力?马克思说,理解这一点首先从“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出发,“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2](P23)个人肉体组织的维持,即人要想生活,首先必须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必须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在这方面的生产能力就是生产力。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抽象内容。与此同时,“交往形式”、“交换关系”这样一些带有明确的客观现实性的概念取代了过去的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概念。马克思指出,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私有制社会形态中以“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为基础。上述两种客观维度构成了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的基本框架,分别表现了“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两方面的内容。人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这时已不再抽象地谈论这个问题,而是深刻地指出,必须到物质生产中去寻找答案,“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P24)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还形成了剥离历史之谜的科学的理论逻辑,即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无非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历史。这也就是说,只有沿着这一逻辑线索去剥离历史之谜,才可能得出真正科学的答案。事实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开始了这种剥离的努力。在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二手稿中,马克思以分工和所有制这两个作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表现形式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厘清了从古代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在第四手稿中,马克思又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被共产主义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注: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参见《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在马克思之前,从未有人能以如此清晰的线索把社会历史剥离得这么深刻。马克思实际上是向思想界展示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视界,即透过历史现象抓住历史的本质,并进而通过历史本质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理解和剖析历史发展过程的思想线索。很显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这种历史之谜诠释理论背后的哲学观点。历史之谜剥离到现在,在理论逻辑上所能做的事情,马克思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十分肯定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诞生的标志性著作。
当然,同时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穷尽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做的一切事情,至少从文本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是如此。不知道是因为马克思认为批判德国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哲学家不需要把自己的理论作进一步的展开,还是由于他自己的理论研究在当时只是到达这一步,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循着上述科学逻辑不断展开和推进的过程的描述还是很不充实和丰富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此时对交往形式这一重要概念(在他那里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内涵)的理解与他后来的情况相比还不是非常具体化的。譬如,资本主义形态中的交往形式,这一概念中的资本家以资本的形态出现,工人以劳动力的形态出现,整个社会建立在资本的统治基础之上,作为私有制社会发展史的最终阶段,这一交往形式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最彻底的物化等等深刻的内容还没有得到阐发。没有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作这样的阐发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触角才能深深地插进交往形式概念的这种深层内涵。在马克思此时对其他社会形态中的交往形式概念内涵的理解中,也存在着这种问题。这些因素必然会影响到马克思对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理解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确已深刻地认识到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是解开历史之谜的根本性线索,但在判断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上,马克思这时更多地还是从个人自由活动是否得以实现的角度来理解的。资本主义交往形式为什么跟它的生产力相矛盾,那是因为“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漠不关心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很狭隘的。另一方面是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3](P56)
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个人的抽象性,并不是后来《资本论》中所理解的那种劳动者只有以抽象的劳动力的形态才能得以存在,而是说,个人由于在这种交往形式中无法实现自主活动,因此,个人才是抽象的个人。个人自主活动的线索在理解交往形式从私有制形态向共产主义形态的转化过程时还能对付,但在理解私有制内部各形态的交往形式之间的发展过程时显然会遭遇很大的困难,因为,这时候你就无法再用自主活动与物质生产的不一致来作为证明一种交往形式与其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的根据,要想搞清随着私有制中各种交往形式的发展,个人自由活动类型呈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变化过程,就得深入到这些交往形式的历史性内容中间,去把握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活动方式所发生的变化,而这就非得要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不可了。当我们仔细研究“费尔巴哈”章的第一手稿,发现马克思在阐述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封建所有制之间的发展时,并没能清楚地说明这些所有制与其生产力的发展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关系时,我们就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了。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供的是对社会历史研究的科学逻辑框架,如果把历史比作地球的话,那么,马克思给研究这个地球提供了科学的经纬线。这一点的确立使对人类历史的正确研究,对历史之谜的科学剥离成为可能。从基本原理的角度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说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得到了实现。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经纬线的确立毕竟不是地球研究本身,正像剥离历史之谜的科学逻辑的确立不是历史之谜的剥离过程本身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还没有以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涌动的形式来出现,  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在从《哲学的贫困》到《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完成的工作。

对蒲鲁东的批判及其随后进行的更为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使马克思具备了对历史之谜进行历史性剥离的理论条件,把历史发展的过程真实地剥离开来,把其活生生的内容真实地展示出来,由此而取得的思想成果是马克思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支援性思想背景。与此相关联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得到了更为深刻的挖掘。
蒲鲁东是一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视域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他所要批判的对象是支配法国的商业资本主义以及支配欧洲其他地区的地主经济和佃农制度。他自身代表着自耕农和小企业主的利益,他的理论建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自愿合作和合作信用的方式来实现个人财产和自愿合作买卖和借贷的充分结合。仔细观察不难看出,蒲鲁东根本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把地主经济往前推进到工厂制度,而决不可能往后退到自耕农经济的水平。孤立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商业金融也必然被历史的发展推进到与工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状态,而根本不可能出现体现小企业主梦想的自愿合作买卖和借贷的情况。蒲鲁东一定要进行他的经济矛盾体系的构建,那么,他所能做的必然只是抛开经济概念的现实历史内涵而停留于概念辩证法的游戏之中。
要想对蒲鲁东的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就非得要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完成的工作。《哲学的贫困》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研究一种生产关系本身的历史性形成的重要性问题。蒲鲁东直接把经济概念拿过来构建其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就必须针锋相对地做到:一、说明经济范畴所反映的不是物,而是一定生产方式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进一步揭示这些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生成本身。马克思在这本书中多次强调过研究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和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蒲鲁东之所以最终落入概念辩证法的游戏之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延续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的错误,“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编一下次序就行了”。[4](P140)马克思指出,要想真正地了解概念、 范畴的历史演变问题,首先得把它看成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体现,其次还必须把这种社会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中来考察,譬如,某一种生产关系,它为什么会出现在18世纪?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这必须去研究18世纪的人们是怎么样的,在这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只有这样的研究才可能得出关于现实的、世俗的历史的真正科学的答案。
当然,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这一理论方向即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生成研究方面的努力还只是刚刚开始,他的确在某些经济范畴如货币、分工、所有制等的历史性生成的研究方面已经作了一定的努力,但从总体上看,《哲学的贫困》的地位更在于提出了这一理论研究视界的重要性。事实上,马克思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也还不足以给他提供全面揭示市民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生成的能力。 这一工作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手稿》)中完成的。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只研究了各经济范畴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逻辑关系问题。他在“导言”中所阐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似乎跟对生产关系的历史生成性研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马克思的确也讲过这样的话,“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并且,“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5](P45)包括阿尔都塞在内的许多马克思研究者都因此而否认马克思的这一手稿中含有关于历史发展过程方面的思想。这是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丰富内涵的不完全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这里之所以讲这番话,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的研究对象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而不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史。因此,他当然只可能紧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内部结构来展开其论述。但这决不等于说,马克思否认了经济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范畴的历史发展性问题。从本质上讲,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既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正确方法,同时也是深入到历史过程的本质层面,进而充分展开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生成的图景的惟一科学的方法。当马克思说“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时,他实际上所批判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经验主义的现象性描述。譬如,站在现象、经验的角度,“地租”必须在“资本”之前加以探讨,因为前者在后者之前已经存在了。另外,人口这一概念也应当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始概念,因为没有人口,谈何经济形态的发展?可这么一来,整个经济关系史的分析就会变成一堆散沙,更谈不上能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正确的剥离了。这种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看来有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不知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思想,不知道“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二是不能透过经济关系史的现象找到构成这种发展过程的本质线索。马克思强调不能按照经济关系在历史上出现的序列来理解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的观点,就是要跟上述经验主义的历史分析观点区别开来。
而真正对生产关系史的本质线索的科学分析应该是跟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科学分析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最一般的抽象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譬如,货币的最一般的抽象形态只能产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一状态中的“货币”必须是以“资本”的形态出现的。但是,在这之前,抽象化程度不很高的“货币”却是早就存在着的,甚至在市民社会的最初阶段,在人们所进行的物物交换中,作为核心概念存在的还不是“货币”而只是“商品”,但就商品本身来说,其最发达的形态也只存在于当代的资本主义形态之中,也就是说,“商品”的最彻底的发展形态必须只是“资本”,正像“货币”的最发展形态也是“资本”一样。因此,商品—货币—资本这一分析线索对于科学地分析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发展史来说也十分的适合,因为,这条线索所展示的恰恰正是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涌动过程。譬如,处在这一线索中的“资本”概念一下子就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建立在资本的抽象统治基础之上这一根本性的特点,以此为基础,其他一些概念如劳动力、剩余价值等等便一下子得到了彻底的阐明。
其实,如果认为马克思在认识论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科学分析方法与其对经济关系史方面的思想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显然无法面对以下这个问题: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的演进过程难道是脱离了历史发生学内容的纯逻辑性推理吗?马克思不是黑格尔,所以,他决不会这样做。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断言,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如果要有什么历史主义的观点的话,那也只可能是认识论结构的演变史。这显然跟他无法认清马克思《57—58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背后所蕴含着的深层的历史发生学方面的观点有直接的关系。阿尔都塞不知道,除了像卢卡奇、葛兰西那样以总体性的人为中心来构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之外,还可以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演进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这一缺陷是阿尔都塞无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的关键之所在。
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的这种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科学分析理论的支援性思想观点而存在的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涌动的观点,由于,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他的理论的立足点、“主体”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彻底物化了的阶段,因此,上述历史性涌动的过程必然同时体现为,随着市民社会史的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被历史本身所剥离,直到最后在资本主义形态中彻底显现为物的形态。因此,这种过程便具有了一种批判的、科学的历史现象学的特征。(注: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章。 )私有制度的发展史本身把私有制的现象一层层地剥离开来,直到最后向世人展示最彻底的物化形态。“历史”就好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能随着自身的不断运动,把私有制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最彻底的本质展现出来。显然,这一理论维度上具有很强的主体向度。细想一下,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理论视域定位在私有制阶段时,它必然同时具有强烈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的特征,必然具有很强烈的主体向度(是主体向度,而不是主体性,因为这种主体向度事实上是由历史活动,而不是由一般性的“人”所呈现出来的)。
这样,马克思在历史之谜问题上的一条非常清晰的思想发展线索便展现在了我们面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对历史之谜进行了抽象的定位和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科学的理论逻辑的层面上对历史之谜进行了总体上的解读,科学的理论逻辑的诞生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确立的标志。而在《57—58手稿》中,马克思所做的是,从科学的理论逻辑的层面继续走向现实历史运动的层面,把在科学的理论逻辑指导下研究私有制度史时应该得出的全部丰富内容都加以了展示。这一步的重要性在于,这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除了具有在客观规律层面上的客体性向度之外,还具有科学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的特征,它因此还具有很强烈的主体向度。这就是在解答历史之谜的过程中马克思哲学的不断演进过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Z],1981.书目文献出版社,195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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