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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5 点击: 988 次 我要收藏

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再度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理论定位及其相关重大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这实际上是关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主题问题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探讨,谈一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

在哲学史上,任何有影响的哲学流派都有其特定的主题。主题是理论内容的纲领、前提和出发点;而且,主题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直接决定着一种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进而决定着其致思的倾向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同时作为一种思想的内在结构,它深藏于哲学的内容与体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具体问题的阐释。因此,把握一种哲学的主题对于理解其哲学思想至关重要。历史唯物主义亦是如此。对于它的理解和把握,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一主题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探索的始终。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在探讨、论证这一主题过程中展开并为其服务的。
在其最初表露和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助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比较,突出强调的是“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充分体现了自由精神。马克思通过原子及其运动的质料与形式、直线与偏斜、必然与偶然等关系问题的分析,明确表达了自由的立场;同时通过强调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表现了强烈的实践指向。在《莱茵报》时期,通过改造黑格尔的“客观理性”概念,马克思用“自由理性”概念来表达和阐释自由,并以此来审视当时遇到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通过对大量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提出质疑,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便是“市民社会”。这样,考察人的自由、解放的基点和重点必然转移到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上来,由此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由于在市民社会中人真正的自由是劳动的自主、自由,因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必然是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存在造成了人的自由、权利的扭曲和丧失。而要使人的自由本质得到重新占有,必须克服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如果说《手稿》只是原则上指出了劳动对于人的自由、解放的重要意义,那么此后的研究则是通过对劳动的科学提炼和深入分析,马克思对人的问题和社会历史问题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方面把劳动提升为社会实践,进而把社会实践看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深入到实践的内在矛盾之中,并通过这种矛盾运动的分析,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至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对社会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揭示,又是对人的自由、解放问题的具体阐发和探索。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马克思并非为构造一种历史哲学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寻求彻底解放的道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就其实质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既然是实现人的解放,那就在理论上必然突出实践的基本观点。因为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首要的基本活动,同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直接受制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实践活动的发展规律,分析和解决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从而实现通过改造世界来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离开实践来谈论哲学,这不符合马克思的旨趣,也不是他的目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必然合乎逻辑地过渡到实践的基本观点,二者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正是借助实践观的阐发,同时借助实践观来审视各种社会历史问题,才解开了“历史之谜”,创立了新的哲学。就此意义而言,这种新的哲学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不仅对于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基本观点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人的解放主题是和实践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马克思在考察所有哲学问题时都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出发点,各种具体哲学观点都是在社会历史视域中呈现出来的。实践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必然产生人与世界的现实的关系,如何看待人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进而合理地改变这个世界,由此便形成了世界观;人的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看待自然并自觉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形成了自然观;实践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活动,由于其自身的矛盾运动,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超越性和自我否定性,这就形成了辩证法;实践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在人们不断认识世界、把握规律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这就形成了认识论;任何实践活动的开展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而且评价某种实践活动是否合理,也是看其结果是否对主体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有益,由此便形成了价值观。
总之,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马克思哲学的许多具体观点就很难理解,马克思哲学与以往旧哲学也很难区别开来。因此,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定位,就必须充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离开主题抽象地谈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定性、定位和评价问题,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关键是要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控制,真正实现劳动解放,因而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改变资本与劳动的不合理关系,便成为实现这一解放的首要问题。为此,马克思一生研究的重点,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把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这个一般性问题具体化为人类如何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以及如何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正是通过这一研究,马克思不仅具体阐发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而且深刻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应当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及其意义予以深入的理解。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受历史本身制约的。历史之谜的破解和历史规律的发现只有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有可能实现。梅林曾经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2]在农业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联系和动因,往往是隐蔽而混乱的,常常被一些表面现象所遮盖:宗法的、政治的力量遮蔽了经济的实际力量;宗教的、道德的动机隐藏了利益的动因。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联系就简单化了且暴露得更清楚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将社会发展动因与结果的联系真实地揭示出来,并通过这种联系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也有赖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在以往长期的“民族历史”发展中,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其无法了解世界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走向,因而难以产生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历史开始转变为世界历史。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不仅密切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使人们有可能超出狭隘的民族、地区局限,从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比较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常规性和重复性,即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探讨历史规律,不能离开世界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社会历史哲学时为何始终关注“世界历史”的缘故。
实际上,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如果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解剖,那么《手稿》则可以视为初步解剖。尽管后一种解剖与前一种解剖不可同日而语,但其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历史观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在《手稿》中,马克思紧紧围绕人的自由解放这一主题,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中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利润、工资的分析,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异化和异化扬弃作了新的探讨和说明,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指出了基本方向。此后,马克思又在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并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不单纯是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同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基本的元素形式——商品的分析出发,通过对其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矛盾的揭露,一步步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全部社会生活以及它的运行规则和发展趋向,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透彻的解剖。它以更为精确的事实材料、更为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再现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原理,同时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使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资本论》的解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更能体现明显特色的是其两大发现的概括和提出,通过这两大发现,马克思把人的自由解放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机统一了起来。
一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3]的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特别是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动态考察,马克思发现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有关历史规律理论的集中概括和体现。发现历史现象的规律性,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历史观上的科学性,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4]马克思恰好相反,主要抓住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来加以分析,认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5]为此,重点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剖析开始,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是一个有生有灭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发现实际上以浓缩的形式概括和反映了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诸多原理,从而使这些基本原理不再成为一种抽象的表述,而是以大量事实材料为依据并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得以验证的科学理论。
二是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资本论》不仅从纵向维度揭示了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且从横向维度揭示出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6]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7]这实际上是对社会结构最重要、最深刻的揭示。
由此可见,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不论是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两大维度的理论探索,还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剖析,都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出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现实基础和条件,从而使人的解放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因此,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解放理论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和完美的结合。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8]实现人类解放的关键在于解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因而作为时代问题的理论回应,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直面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并为解答这一关系问题服务。就此而言,资本的批判又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当年就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9]卢卡奇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成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基础”;“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10]马尔库塞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唯物主义的宣言而出现。在这一点上,这个唯物主义的原则,是揭露使人受物质生产盲目结构奴役的社会批判工具。”[11]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资本与劳动关系批判分析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所内含的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以及所具有的矛盾分析法、批判辩证法、从后思索法等,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除此之外,历史唯物主义在总体认识、把握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面又有着颇为特殊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是通过下述两种形式体现出来的。
一是“祛蔽”的作用。早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就把以往用神的旨意、绝对观念、人的本性和意志来解释历史的形形色色理论和观点,从历史领域驱逐出去,为研究人类社会和历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又用“祛蔽”的方法,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正是通过对这些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与物的虚幻关系”揭示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使商品世界的本来面目得到还原。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其他各种令人着迷的以至常常引起误解的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诚如马克思所讲:“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12]马克思之所以致力于揭露与驱雾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要从各种虚幻关系中揭示出背后的真实关系,进而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这种关系。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祛蔽”功能的革命意义和实践价值之所在。
二是“穿透”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形成,就是马克思通过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穿透各种表层,走向历史深处的结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借助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作了透彻的分析,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穿透性”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物的关系看到人的关系。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从量的关系中把握质的规定。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关注生产交换中量的关系方面不同,马克思始终把分析的重点放到资本主义生产质的规定上,进而从量的关系背后发现其所隐藏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三是从自然形式中发现历史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往的经济学家历来将其解释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则认为,这种抽象形态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生产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并受特定的社会形式制约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形式”。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确实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并不是以一种图式来图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是以一种合理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来对这些关系进行具体考察。正是借助于这种方法论与思维方式,资本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得到了透彻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也得到了具体的解答。
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在于为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不仅透彻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而且通过资本内在矛盾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一般条件与道路。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资本批判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使社会主义真正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这些理论既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具体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研究当代社会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对待与我们的论题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些现实问题上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一是关于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应当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的生存发展状况就整体而言有了较大改善。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平坦、顺利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的生存发展面临着诸多严重问题,陷入种种困境。从经济领域来看,全球化的发展固然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又造成了世界性的两极分化、分配不公,同时引发了全球性的贫困问题、失业问题、粮食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给人的生存发展带来严重威胁。而且,资本、技术、资源等的全球快速流动,可能顷刻间使一些企业破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全球性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变革浪潮,使劳动者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新的国际分工又使人的职业形成新的片面化和固定化。从政治领域来看,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使得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发展权、人权无从得到保障;全球经济政治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操纵、控制,不仅使这些国家的主权受到威胁,而且使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意愿也受到很大限制;在“新帝国”的操控下,不少国家、民族摆脱了老殖民主义,却又陷入新殖民主义,人的发展既难自由又难全面。从文化领域来看,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的强势文化不仅给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造成巨大冲击,而且潜移默化地动摇着这些国家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造成民族认同与价值认同上的危机;这种强势文化向心理层次的渗透,使得人们的潜在欲望、需要和心理受到左右,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由此失去了正常的社会心理基础。上述这些困境要想得以改变,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像马克思所说,必须首先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只要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依然存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不过是一句空话。
二是关于资本及其作用问题。要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必须对资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利用。资本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另一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这两种资本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载体则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只有被纳入社会关系之中才能成为资本。因此,“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3]从资本的规定和本性可以看出,资本虽然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但又不能离开物,社会关系的力量就是借助物的力量来实现和发展的。正因如此,由资本的规定和本性必然会产生出资本的双重作用:一种是借助物的力量而产生的创造文明的作用,另一种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追求价值增殖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两种作用的支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资本的本性及其双重作用,马克思作过非常深刻的历史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和对待今天的资本也是非常有益的。资本作为资本,不会轻易改变其本性,总是要追求价值增殖,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和制度环境中,它又有其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存在和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其规律作用的方式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为此,既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又要恰当驾驭资本、引导资本。让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造福于人民,促进人的发展,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三是关于市场经济问题。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然而,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完全听凭市场的左右。市场与资本由其利润最大化所驱动,发展往往是盲目的,一旦失去监管,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在全球化条件下更是如此。而且,资本总是把经济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它不会关照和兼顾其他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加强市场的监管和资本要素的引导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值得指出的是,今天的全球市场,不完全是市场规律、自由竞争规律在起作用,资本积累规律、生产和资本集中以及垄断的规律也在起作用。资本的全球扩张,一方面给各个国家的发展带来某种机遇,另一方面又使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失衡,同时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众多国家面临发展的灾难。因此,重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对于我们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2]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
[4]《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1—89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页。
[1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6、312页。
[11]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0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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