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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良早: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演进态势的理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5 点击: 916 次 我要收藏

所谓东方社会的演进态势,即东方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革命力量的进击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转变状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和研究了此问题,认为东方社会的演进有的阶段呈“剧变”的态势,有的阶段呈“渐变”的态势。本文试图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掘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演进态势的理论即“剧变”的理论与“渐变”的理论。
一、关于东方社会“剧变”的理论
20世纪以来,东方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俄国、中国社会的发展,首先经历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内容,是亿万工农群众拿起武器,奋起进击,推翻黑暗、反动的政治制度,由工农群众自己掌握政权。从革命的过程看,它体现出暴风骤雨式的、剧烈转变的特点,即所谓“剧变”的特点。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各自生活的时期,就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剧变”的特点阐述了科学的理论,即阐述了东方社会“剧变”的理论。
恩格斯预见和描绘了俄国社会“剧变”的状态。19世纪70年代,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走向高潮。一部分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组成民粹派,力图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穿上农民的服装,模仿农民的语言,从各个城市来到农村,足迹遍及欧俄37个省,以高度的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鼓动农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虽然这场“到民间去”的运动由于沙皇政府的镇压而失败了,但民粹派中的一些人以谋刺沙皇政府官员为手段继续进行着斗争。他们刺死了彼得堡市政长官,刺死了沙皇政府的宪兵头目,并且于1881年3月在彼得堡刺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谋刺的手段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它体现出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英勇气概和献身精神,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震动。针对俄国的形势,1885年3月,恩格斯在给俄国革命家的信中写道:“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燃导火线了。……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①“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1793年就会跟着到来。”②在这里,恩格斯一是预见到俄国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革命;二是预见到这场革命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即它的力量如同地雷的爆炸力一样,能够使整个沙皇制度倒塌;三是预见到这场革命是一场迅速发展和不断深入的革命,即它会像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一样,由1789年过渡到1793年——由大资产阶级掌握革命政权过渡到由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雅各宾派掌握革命政权。在这里,恩格斯深刻地描绘了俄国革命过程即俄国社会“剧变”的状态。
列宁描绘和论述了俄国社会“剧变”的状态。1905年1月3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的一万多名工人为抗议厂方无理开除4名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得到其他工厂工人的支持,迅速发展成为彼得堡全市工人的总罢工。1月9日,当工人进行请愿游行时,遭到沙皇政府军警的镇压,当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数千人,彼得堡街头血流成河。这个事件震动全国,引发了俄国1905年革命。1月10日,列宁在《俄国革命》一文中针对革命的形势写道:“在这些日子里,彼得堡的工人运动真是一日千里。经济要求被政治要求所代替。罢工逐渐发展成为总罢工,并引起空前强大的游行示威;沙皇已经威信扫地了。起义开始了。武力和武力对峙。巷战正酣,街垒林立,枪声四起,大炮轰鸣。血流成河,争取自由的内战的烽火燃烧起来了。”③这里,列宁深刻地描绘了俄国革命及俄国社会“剧变”的状态,即所谓一日千里、武力对武力、街垒林立、烽火燃烧的状态。
列宁与斯大林阐述了中国社会“剧变”的状态。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经过一夜战斗,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武昌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形成了蓬勃发展的革命浪潮。针对当时的形势,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写道:“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④1926年7月,中国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旁及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在许多地区,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为乡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农民在展开政治斗争的同时,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如夺取地主的土地。农民们还对宗法思想和制度进行了猛烈冲击,禁止迷信活动,没收祠堂庙宇,推翻族长的族权。针对中国农民运动的形势和农村生活巨大变化的事实,斯大林在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谈话的过程中,在回答中国现在要不要提出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问题时指出:“我认为是需要的。事实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在若干地区内已在实行。在好些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成立自己的法庭,惩治自己的敌人,组织自己的自卫力量。我想,中国全体农民在最近期间都要去实现没收土地的口号。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这里。”⑤以上列宁和斯大林的论断,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剧变”的状态。
恩格斯论述了俄国社会“剧变”的原因和必然性,认为沙皇专制制度的“专横”必然导致俄国社会发展的“剧变”。19世纪中后期,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如镇压民粹主义运动和民意党人的斗争。财政混乱到了极点,政府不断地提高捐税,以修建铁路的名义搜刮人民的钱财。农业生产被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土地,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下降,农民受到捐税压榨和高利贷者的洗劫。而且行政机构腐败透顶,官吏主要靠贪污、受贿和敲诈而不是靠薪俸生活。这些问题说明,俄国社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和矛盾。可是沙皇专制制度靠强力将危机和矛盾压制着,使它不至于爆发出来。对此恩格斯说:“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东方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可是专制制度的支持力是有限的。由于专横的政治统治,俄国首都的开明的阶级及阶层(资产阶级中的进步的阶层)对专制制度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沙皇政府机构中的某些人也对现实产生了不满的情绪。恩格斯说:“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个革命正在日益逼近。”⑥可见,在恩格斯看来,俄国的革命或者说俄国社会的“剧变”是由于沙皇制度的专横统治造成的。
列宁更深刻地论述了俄国社会“剧变”的必然性,认为专制压迫愈深重,反抗力愈强大,由此产生了俄国社会的“剧变”。在1905年革命过程中,当有人提出,俄国将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的革命还是1848年德国革命那样不彻底的革命时,列宁回答说:“俄国下层阶级中积蓄的仇恨、革命性无疑比1848年的德国要多得多。在我国,转变更为急剧,……我国的专制制度是纯粹亚洲式的。”“在我国,不幸的战争(日俄战争——引者)更有可能造成急剧的崩溃,因为这个战争使沙皇政府彻底陷于困境。”⑦在这里,列宁不仅指出沙皇制度的残酷统治造成了人民的仇恨和革命性,造成了俄国的社会“剧变”,而且明确地提出了“转变更为急剧”、“急剧的崩溃”之类的用语,从词汇和概念上为人们认识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剧变”的理论提供了智慧和力量。
在俄国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讨论革命的策略时,有人提出,当前有两种力量,一是专制制度,二是革命的人民,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争取革命民主专政,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争取民主和自由付出了像俄国这样巨大的牺牲。列宁说:“专制制度连最起码的改良也异乎寻常地大加反对,但是作用愈大,反作用也愈大。这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很可能彻底崩溃的原因。”⑧同一时期,他在有关文章中还写道:专制制度长期的独霸统治,在人民中间积蓄了可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革命能量:随着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兴起,农民起义在不断发展壮大,以自由职业者为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日益团结。他还写道,历史嘲弄和惩罚了专制制度,连忠于它的力量如教权派,也要打破警察官僚制度的框框而组织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神职人员也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也要起来斗争了。自觉和不自觉的革命同盟者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他们在不断壮大成长。“人民战胜专制制度的可能性愈来愈大了。”⑨可见,列宁正是由专制制度的独霸统治和不断强化的压迫出发,揭示了俄国社会“剧变”的必然性。
斯大林阐述了中国社会“剧变”的必然性,认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剧变”。如前所述,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湖南、湖北等省份的农民夺取了地主的土地。斯大林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和建立在这种制度上面的官僚上层建筑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藉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他分析指出,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农民全年收入的70%需要交给地主,地主掌握有武装,掌握有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决定农民的生死命运。在农村的许多地方,存在着买卖妇女和儿童的现象。这说明,封建制度和封建压迫是统治者压迫人民的主要形式。同时斯大林指出,中国的人民革命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而且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事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因为不同时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就不能肃清在中国的封建残余。”⑩由此可见,斯大林认识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造成中国革命运动即社会发展过程“剧变”的原因。
综上所述,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描述了俄国、中国社会“剧变”的状态,分析和论述了俄国、中国社会“剧变”的必然性和原因。他们的上述论断、思想和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剧变”的理论。
俄国和中国是东方人口最多、地域最辽阔、人民革命运动最有力和最深入的国家,它们的问题在东方具有代表性,它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理论在东方具有普遍的意义。列宁在论及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时指出:“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事态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11)由此可见,将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针对俄国、中国阐述的某种理论视为东方社会发展的某种理论是合理的和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剧变”的理论,科学地反映了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反对封建主义革命斗争的规律。在这些国家,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压迫。人民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只能以工农武装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的进击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转变状态必然地呈现为“剧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关于“剧变”的理论指导着俄国、中国人民的实践和东方社会演进的过程。在当前,确认并科学地运用这个理论,有利于东方人民看清反封建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有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关于东方社会“渐变”的理论
俄国、中国等一些东方国家的发展,在“剧变”过程中或者经历若干次“剧变”后,会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再往后,这些国家可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它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状态,应该呈现“渐变”的特点。所谓“渐变”,是指同“剧变”截然不同的发展状态,指逐步发展、平稳发展、有序发展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了关于东方社会“渐变”的理论。
十月革命后列宁论述了俄国社会“渐变”的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关于俄国社会改造的主要措施是“计算和监督”。所谓计算和监督,指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或国家机关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账目进行计算。需要强调的是,“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措施,是非激进的、逐步发展、平稳发展的措施。也就是说,俄共(布)当时不主张或者未主张采取剥夺资本家财产的激进的措施,而主张采取计算和监督的“渐变”的措施。对此,列宁有深刻的论述。1921年10月,列宁看到了一份私营的《广告小报》,引起了对1917年底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联想。他在当时举行的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件事,并指出:“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12)这一段话,最清楚地表明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渐变”的主张和思想,即他主张采用“渐进的办法”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这种办法的内容是保留私有制,即保留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保留私人报刊,将这些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
可是,“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不顺利。有些资产者不服从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展开破坏活动,迫使苏维埃政权同他们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说明,当时上述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及其指导思想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因素。列宁在上述报告中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可是他强调指出:1917年国家关于垄断广告的法令“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13)。意思是说,当时所实行的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是能适应当时条件的措施,是渐变的措施,是不作大的破坏的措施。
在上述报告中,列宁还就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措施作出如下具体评价:“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在1917-1918年在人民意气风发的条件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试行了一种经济政策,起初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打算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这一点也表现在我所举的那个小小的例子里(即苏维埃政权颁布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的例子——引者)。”(14)以上事实说明,在上述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列宁曾三次提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措施是渐进的办法或措施。这证明他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思想确实是“渐变”的思想,证明他对此思想是充分肯定的。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恢复国民经济和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苏俄同国外资本主义的斗争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至关重要。这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15)这里,列宁使用了“渐进主义”一词,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渐进主义”的行动方式,是目前的新事物,从而表述了“渐变”的思想。
以上援引的列宁关于“渐进的办法”、“渐进的改变”、“渐进主义”等用语,是确认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渐变”理论的重要依据。
在列宁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属于“渐变”的思想。19世纪中期,俄国民粹主义者提出,俄国农村存在着的“农村公社”有利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他们说,西方无产阶级追求的目标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俄国的“农村公社”实行的正是公有制,所以俄国比西方国家更容易走向社会主义,即它能够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制度。针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就俄国“农村公社”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阐述了重要的思想。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俄国懂得社会主义问题的几千名先进分子不是生活在公社里,而是生活在西方,生活在公社里的5000万人却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由此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是完全适用的。”(16)即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低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氏族制度的残余,由这里不能产生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产生的问题,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问题。所以,认为能够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是十分荒谬的。同时恩格斯指出,当西方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以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保存着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能够以氏族公有制的残余为手段,大大缩短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他说:“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17)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如果说俄国能够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的话,那也是在西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因为俄国人民只有看到西方的榜样,学会利用现代生产力为整个社会服务,才有可能将本国经济制度改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排列在西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西方经验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发展和缓慢发展的过程,因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由此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设想是“渐变”的思想。
斯大林在论述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时,表达了“渐变”的思想。1927年,他在有关谈话中回答在当前能不能夺取中国的私人企业和能不能夺取在中国的外国工厂时说:“我以为,一般说来,夺取中国企业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至于外国企业,要把它们收归国有则是将来的问题。”“我以为在革命的现阶段,当革命还没有巩固的时候,这种办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不适当的。”(18)在斯大林的思想上,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夺取私人企业包括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私人企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可是,斯大林在论述中国的这一步骤时却说,时机还没有成熟,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这样做是过早的和不适当的。这说明,他反对过早地在中国实施社会主义措施,主张这个任务有待于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慢慢地解决。他的这个思想是“渐变”的思想。
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就东方社会“渐变”的原因阐述了重要的思想。如前所述,恩格斯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机排在西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是因为考虑到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俄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和经济落后,而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不能解决只有较高的发展阶段才能提出的问题,即在落后的俄国不能解决只有西方才能提出的问题。这说明,恩格斯认识到,由于经济落后,俄国只能排在西方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只有跟在西方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逐步地、缓慢地发展,只能是“渐变”。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张俄国社会“渐变”,也是考虑到俄国是落后的国家,只能采取“渐变”的措施。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由于经济落后和生产力落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俄国的无产者有1000万人,农民有2000万户(每户至少有2人)。农民的数量之多,说明这个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列宁和俄共(布)在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措施时,不能不考虑农民的意愿及他们的利益要求。当时列宁不主张采取直接的社会主义措施,而主张“渐变”,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情况。如他当时指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19)正是由这样的思想出发,列宁主张采取“非剥夺剥夺者”的措施——“计算和监督”的措施,主张“渐变”。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也是考虑到俄国的落后性和小农占人口的大多数,主张采取“渐变”的措施。1921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在俄国,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是进行小生产的私有者农民,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国家在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长期地同小农打交道,必须渐进地发展。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小生产者。而大生产是不可能在旧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这需要很多年,至少要几十年,在我们这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更长一些时间。在这以前,我们还要同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生产者打好多年的交道,……。”(20)他还说: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竟然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系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幻想家。“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21)在列宁看来,由于这个情况,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有特殊的办法,即利用资本主义作用和商品货币作用的办法——“渐变”的办法。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渐变”的理论,科学地反映了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要求。东方的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比较差,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只能选择和必须选择“渐变”的路线。俄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事实证明,当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选择“渐变”的发展路线时,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就比较顺利,反之,则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渐变”的理论是指导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的指南。当前,人们可以运用这个理论总结历史经验,明察得失,正确选择路线和方针,以利于以后的发展进程更为顺利。
三、关于在东方社会渐变过程中“加速前进”的理论
东方社会的“渐变”是相对于“剧变”而言的一种发展状态,是一种不同于暴风骤雨式的剧烈转变状态的发展状态,是一种逐步发展、平稳发展、有序发展的状态。可是它不等于绝对的慢速度,特别是不等于整个“渐变”的过程都是慢速度。历史证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均出现过快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实践中阐述了在东方社会渐变过程中“加速前进”的理论。
列宁与斯大林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理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基础相当落后,国内资金严重不足,造成了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1890年俄国电力工业部门中外资的比例高达75%。外国公司在俄国建立的企业,设备十分陈旧。他们一般是将本国淘汰的设备运到俄国,企图利用这些陈旧设备和俄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俄国的丰富资源,牟取暴利。俄国始终未能建立起发达的机器制造工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仍在大量进口外国机器。这时,就整个工业产量来看,俄国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50-100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若干年内,苏俄由于国内战争和医治战争创伤,来不及进行大规模的、快速度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所以俄国落后的面貌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列宁晚年针对上述情况提出了“加速前进”的思想。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列宁要求制订电气化计划,在电气化计划制定后又要求大力宣传电气化计划。他逝世前夕,要求党和国家政府大力实施电气化计划,以利于提高俄国的生产力水平。他说:“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国的机器大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煤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还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22)意思是说,必须使俄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有很大的增强,不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苏俄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展开,斯大林明确提出了苏联必须“加速前进”的理论。1930年6月,斯大林在有关会议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正加速前进,将要在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赶上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23)次年2月,他在有关会议的讲话中再次说:“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24)他指出,旧俄国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军阀打过它。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所以一定要加快建设速度,加速前进。斯大林的上述论断,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东方社会渐变过程中“加速前进”理论的重要依据。
斯大林分析和肯定了苏联实现“加速前进”的种种条件。他提出,实现“加速前进”,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自然富源,如铁矿石、煤炭、石油、粮食、棉花;苏联有这些东西,而且比其他国家还要多,在自然富源方面,苏联是完全是有保障的。他提出,实现“加速前进”,还需要有一个受到千百万工农群众拥护的政权,苏联有这样的政权,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世界上其他的任何政权都不像苏维埃政权那样受到工人和农民的拥护。他提出,实现“加速前进”,还需要有一个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是危机、失业、浪费和广大群众的贫困,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患这种病症,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他郑重指出:“为了一日千里地前进,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一个政党。这个党要十分团结和统一,足以把工人阶级一切优秀分子的努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去。这个党要十分有经验,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而能一贯执行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党呢?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政策使我们获得重大胜利。”(25)他认为,有上述各种条件,苏联一定能够实现“加速前进”。
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东方社会渐变过程中可以而且必须“加速前进”的思想和论断,以及关于“加速前进”条件的论断及思想,构成了他们关于在东方社会渐变过程中“加速前进”的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关于“加速前进”的理论,在苏联当时的形势下,对于苏联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迅速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增加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力量,以及对于苏联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那个时期以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冒进的失误,即忽视客观条件将建设的速度搞得过快的失误。这种失误与斯大林的“加速前进”理论不无关系。由此看来,这个理论在社会主义史上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1、302页。
③《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④《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⑤《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⑦《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
⑧⑨《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213页。
⑩《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0页。
(11)《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6页。
(12)(13)(14)(15)《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224、225、22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44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18)《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0-241页。
(19)《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2页。
(20)(21)《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3页。
(2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392页。
(23)《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8页。
(24)(25)《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31-33页。
(原载《社会科学》200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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