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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智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与人的实践自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5 点击: 1160 次 我要收藏

马克思视域里的人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
对现实人的存在境遇和未来命运的思考,是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和核心,也是学界一直关注、研究的热点。20世纪许多著名思想家,如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哈贝马斯等,分别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对之做了诸多深刻而富有启迪性的探索,但大多停留在文化层面上。而我国学界长期停留在“社会人”的宏观层面,难以把握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真谛。今天,在我们深入探讨人的问题时,有一个根本性的观点依然需要厘清,即马克思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谈论人和人的存在的?
马克思从“抽象的人”转向“社会的人”,立足人的社会关系维度考察人,其观点早被学界公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独辟蹊径,深入探讨和揭示“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立足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来考察“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使马克思彻底超越了传统思辨哲学或意识哲学,真正把人置于具体的、普遍的世界性联系和现实的世界性历史实践之中,马克思的历史观升华为面目全新、目光高远、意蕴宏深的唯物主义世界历史观。对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升华,学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阐发,而蕴涵于其中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在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不断给人发人深省的启示,发挥着振聋发聩的意义。
马克思首先经历了从“抽象的人”向“社会的人”的转变。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分别把人看成抽象的“自我意识”和抽象的“类”。在德国及欧洲社会矛盾斗争中,马克思抱着“为人类谋福利”的远大理想和“哲学世界化”的理论探求,批判黑格尔、超越费尔巴哈,由把人看成抽象的“自我意识”和抽象的“类”,转向现实的人、人的劳动和劳动中的社会联系;由绝对理念、价值悬设的道义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畸形”、“非人化”的现实批判。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新唯物主义”姿态,科学地阐发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揭示出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人们在实践中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实践的人和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出发,马克思把对人的研究和认识从此奠立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
然而,究竟应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一革命性变革?究竟什么才是马克思视域里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人”?长期以来,学界通常定位于《提纲》,引证最多的是《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段话。诚然,这是马克思告别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转向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标志,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但正如恩格斯在《提纲》发表时就指出的,“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①许多思想还未充分展开,特别是马克思撰写了《提纲》后,在恩格斯陪同下去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英国做了为期六周的考察旅行,极大地提升了认识境界,回到布鲁塞尔共同撰写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以面向世界的宏大视野系统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和“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升华和合乎逻辑的展开,又在日后甚至终身的研究中将之不断深化,是给后人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时代决定并深深影响着他们的理论探求和价值指向。为此,马克思特别强调,真正的哲学就应该是“世界哲学”。马克思从德国到法国、比利时又到英国,研究课题从欧洲到美洲,从西方到东方。1843年5月,马克思带着《莱茵报》遇到的理论难题,超越德国的视野,重点探索了英、法、瑞典、波兰等国家的历史,写下了著名的《克罗茨纳赫笔记》。随后,在《巴黎笔记》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深入地探讨了货币、资本与“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关系问题。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计划写一部经济学巨著,在拟定的纲目中准备写“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等,然后再集中写“世界市场和危机”;晚年,马克思专心研究人类学,揭示世界历史大潮中东方社会的现实境遇、未来前景、跨越式发展道路等。长期的艰苦探求表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一个根本性变革,就是确立奠定在实践基础上的哲学的开放性,直接面对的便是“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纵向上是要力求揭示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有规律的发展,横向上侧重揭示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的民族历史转向统一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本质特征、历史走向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关注的中心点放在现实人的存在境遇及未来命运上,遵循的方法是:“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②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借助“世界历史”而形成的;同时,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全方位、多向度地考察了该历史条件下人的实践,以及世界历史实践中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社会关系”,从其“总和”中揭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人的主体性本质、人的发展、人的解放,揭示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等,进而展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世界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今天,当我们重温马克思当年的论述时,依然有耳目一新之感。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生产社会化、国际化,造就着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世界文化、世界民族,“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了”。③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④这种相互联系和依赖主要表现在:(1)个体间、群体间及人类在地域间、全球间的联系。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有“一种无止境和无限制的欲望”,而且,“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⑤作为社会力量,资本从产生那天起就有着全球范围内运动的势能。资本要不断增殖,就必然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⑥资本及商品的流通,各种多元的交往主体在利益驱动下奔走于世界各地,日益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⑦(2)生产与消费的联系。以开拓世界市场为目的的新型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已经不仅仅是来自本地而是极其遥远的地区,其产品不仅供本国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⑧(3)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联系。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民族的地域性的文化通过交流和碰撞而形成新的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⑨
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⑩这种基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1)它深深根源于社会化生产中,渗透于资本的逻辑中,表现在现实的社会矛盾中,处于历史的流变中,是世界历史性的人在其实践中追求并不断走向自由的过程。马克思深入揭示,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创的,是一个按照资本主义“铁的必然性”向世界扩张的过程,既给人类文明和人的存在方式带来革命性变革,同时又产生了背离人性的种种弊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利润最大化成为发展的唯一推动力,本来复合的社会推动系统被扭曲而单一化、畸形化,资产阶级一度大声疾呼的人的问题被遮蔽;物的世界的极度膨胀和对人的世界的极度压抑,导致人的本质的全面异化,人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陷于“片面”、“畸形”;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自由的丧失,加剧着社会的分裂和对抗……特别是在资本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着野蛮的掠夺、压迫、屠杀以及各种损人利己的行径,给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2)马克思由此说明,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具有内在的反历史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世界性无产阶级的形成,人类必将进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世界历史新时代,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阶级和事业才能存在。
可见,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探索和理解,不断实现着对前人、同时代人和自己的超越。“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要义所在。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历史时代的精华,马克思关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思想是“世界历史”时代风貌和理论品质的突出表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其本质而言是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当具体面对人的问题时,关注的立脚点和中心点便是当下“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唯物史观作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13)马克思的革命变革深刻地表现在开拓了世界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路径。在马克思的话语系统中,常常突出“世界性的”、“全球的”、“普遍的”、“宽广的”、“全面的”等概念,以同“氏族的”、“民族的”、“狭隘的”、“地方性的”等概念相区别。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提醒人们,对当下人的认识和探索,只有立足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才能对“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作出富有时代特征的说明和解释,否则就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14)
关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有揭示。1784年康德发表了《从世界主义出发的世界通史观念》,甚至提出“世界公民”概念。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勾勒出世界历史的辩证图景,并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视角考察人、人的劳动、自由诸问题,黑格尔甚至力图通过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这些无疑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但包括康德、黑格尔在内的以表达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精神为中心的西方近代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封闭性的,其唯心史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科学揭示人和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当黑格尔把人的“粗暴的和野蛮的欲望”从世界历史中剔除的时候, 自己也中了“理性的狡计”,陷入无法摆脱的思维困境,难怪黑格尔引用《圣经》感叹道:“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15)特别是包括众多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想家在内的西方学者,他们大多站在资本主义、普遍主义、西方化的立场上理解和解释世界历史。马克思则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立足全人类,通过分析劳动的世界意义,肯定“世界市场”的历史作用,由此推动人类在生产、生活及精神文化上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走向世界性,实现多样性为特征的统一性。在这些阐述中,马克思既肯定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又透过其反历史性揭示了它的暂时性,以及最终将被扬弃的命运。马克思把科学性与革命性统一起来,不仅实现了“世界历史”思想的革命变革,也实现了他的人学思想的新的跃升。马克思从当时的世界历史语境出发对人的存在的多维揭示,显示出以往任何历史理论都不可比拟的现实针对性和强大生命力。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对“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往往造成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一是停留在“社会人”的一般哲学方法上,满足于非常宏大的和一般的理论描述,难以充分展现现实人存在的丰富性,甚至把世界历史条件下人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仅仅理解为狭隘的区域性“生产关系”,又将“生产关系”归结为“阶级关系”,得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阶级性”的论断。二是缺乏“世界历史”的宽广视域,往往停留在从近代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的水平,难以充分展现马克思视域里人的存在的世界性维度,以至在许多西方哲学家眼里,马克思是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导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现时代意义被不经意地遮蔽了。随着“世界历史”的推进,人们愈来愈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对以资本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对“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多维透视,愈益放射出灿烂的真理光芒,显示出动人的魅力,正如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利奥塔、罗蒂、杰姆逊等所言:“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理论家。”(16)特别是马克思以“宽广的视域”、“敏锐的洞察力”和“全新的话语”解构了“工业社会”人的多方面的存在,仿佛当年马克思有一架时间机器,可以让他飞到当代,描述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高度现代的解说”,(17)其基本观点和方法今天依然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18)
二、当今时代的人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
马克思已经辞世一个多世纪了,世界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以空前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世界历史推进,这便是人们所称的“全球化”浪潮。安东尼.吉登斯强调指出:“全球化不只是一个‘外在’(out there)的现象。它不仅指大规模全球体系的产生,而且指日常生活每一环节的变革。因此它是一个‘内在’(in here)的现象。”(19)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已经深入到政治、社会、文化、传媒等各个领域,由此深刻地改变着自然、社会,改变着主客体交往、人性和人格整合,改变着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人类在创造世界历史的感性活动中更加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并形成更为多样丰富的存在状态。古代“自然人”不断提升为现代“社会人”、“文明人”,开放心态、创造精神、效率观点、平等意识……愈来愈成为当下人的重要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全球化给当代人带来巨大进步,但也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审视当下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马克思为之提供的观点、方法和多维透视“在某些关键地方被证明是正确的”。(20)
当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剖析,发现并揭示出推动“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实力量不是别的,正是资本。资本要不断增殖,就要不断革新,不断采用新技术,而且愈来愈取决于通过技术赢得价值增长。自然科学被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地应用于实际的生产过程,促进了资本的全球性流通。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的幽灵正在投射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今天的人类都生活在为资本所牢牢控制的世界中,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 “知识资本”又在加速取代“物质资本”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主要形态。知识资本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信息支撑的。“所谓全球化就是由于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广泛运用,使人类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日益普遍化和紧密化。”(21)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范畴,给人类带来了有目共睹的正面效应,但也有与日俱增的负面影响。诚然,在不同的社会体制、机制下,资本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但无论如何改变不了资本的本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就是在资本逻辑及科学文化驱动下的生成、变革和演进,是繁荣与萧条、富裕与贫困、文明与野蛮、自由全面发展与异化畸形并存的状态。
当代人在创造世界历史的感性活动中更加充分地展现自身的本质力量,形成崭新、多样、丰富的存在状态。
首先,当代人日益发展成世界化的“类”存在。在今天的全球场景中,民族国家仍是人们生存的家园,民族性是人的重要特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处在一个被学者称之为“边界迁移、权威重构、民族国家衰落和非政府组织(NGO)在地区、国家、国际和全球等诸层次上的激增为特征和标志的时代”。(22)跨国公司崛起和发展,人力、资本、服务、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生产越来越具有为世界市场而进行生产的特点,生产者越来越成为世界生产总体的构成要素。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系普遍化、紧密化,各种多元主体的交往、碰撞,文化与政治日益融合,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境遇在许多方面公共化,这些因素日益将多元差异的生存主体联结在一起,彼此之间通过交往实践结成生存的共在结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3)当今世界是个民族性、地域性不断被消解,“公共社会空间”日益增长的“跨国社会”;当代人日益摆脱狭隘的“群生活”,过上普遍联系的“类生活”,人的许多方面都处在“类”的统一体中,每个人都只能在同人类整体的相互依存中生存和发展。以至学者们提出“世界社会形态”、“全球社会形态”、“世界公民”、“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新概念。
其次,当代人日益成为提升了动物性的文化存在。人是“动物+文化”的二重性统一体。动物性是人的生存发展的基础,在人类早期是一种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文化性及人的文化创造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提升起来,并愈来愈远地脱离动物界。当代人的世界历史性实践——大工业和科学“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4)推动着人的对象性创造活动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展开,生产的新形式——非物质性劳动,即以思想文化活动和创造为特征的劳动,主要生产非物质性产品,如思想、知识、信息、符号、形象、规范、沟通、轻松、满足、兴奋、热情等。就像150年前工业劳动取代手工劳动的霸主地位一样,非物质性劳动正逐渐成为今天劳动的主要方式。(25)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闲暇时间增加,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人由基本的生存需要向高级的精神需要跃迁,过去只为少数特权者预留和拥有的哲学、艺术等愈来愈普遍地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和丰富,文化性对人性的主导作用愈益增强。“极高明而道中庸”。当今人对世界及其生命意义的领悟愈来愈透彻,愈来愈成为提升了动物性的文化存在。
再次,当代人日益成为“现实”与“虚拟”二重向度的信息化存在。20世纪末,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借鉴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提出“信息方式”概念,认为“电脑网络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机体”。(26)“信息化”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社会,在于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性平台——现实平台和虚拟平台。电子信息方式下的世界,是人与电脑合成的世界。人既是以身体在场为特征的“在世”存在,亦是以符号显现为特征的“在线”存在。人们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从各个“独立的点”走向单位、地区,走向全球网络,走向世界,交往空间扩大,时间缩短,自由度增加。数字化了的自我意识摆脱了物理时空和交往主体身份的限制,在网络提供的各种信息通道中飞来飞去,在不同的载体中“飘来飘去”,“你可以张开双臂,拥抱银河,在人类的血液中游泳,或者造访仙境中的爱丽丝”,(27)并由此组合成不同的;“身心统一体”,获取、发布信息,与他人交流。人们每天工作、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依赖于对计算机网络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处理,符号化、影像化的虚拟世界从实践、理想和价值“三个维度”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人的存在,身体缺场与心灵在场相互交织,自在主体与虚拟主体相互融合,锻造着当代世界人的全新的精神气质。现代信息技术正通过“去肉体化”使人从“物质人”、“实在人”变成“信息人”、“虚拟人”。未来社会和未来的人“只能通过研究信息和通讯工具来认识”,可将人视为“数字化生存形态”,(28)“一种通讯存在”。(29)人愈来愈深地进入信息世界,成为一种信息化存在。
当然,当代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并非浪漫的伊甸园,而是充满矛盾、对立和风险的活生生的世界。给人们带来的不全是欢笑,还有伴随灾难的忧虑和眼泪。马克思当年在充分肯定世界历史对人的存在和人类文明伟大促进作用的同时,曾经深刻揭露和批判的背离人性的种种弊端,在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日益凸显出来,人的生存陷于重重困境之中:
技术理性过度伸张,带来当代人日益严重的“非人化”。马克思曾预言,资本在其积累过程中越是扩大,对劳动及其产品支配的“客观权力”就越大,人的物化倾向就越严重。(30)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再到今天的“全球化”,“组织化资本主义”不断强化。先是生产层面的组织化管理,随后延伸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处处受技术理性的规训和控制。技术理性面对的是非人格化的逻辑关系,关注的是可计算的效率,人的独特需要与情感受到无情的漠视。“特别是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及消费理念,这种规训与控制则进入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深处,并造成了一种幻想层面的认同模式。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控制和惩罚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明显的冲突状态表现出来,而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控制与惩罚则渐渐地呈现出一种被所有人日益认同的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强调的,正是通过生产中的技术理性获得合法性的。”(31)今天,“人们越来越置于由技术、法律、管理规范等外部强制性的要求、控制和监督之中”,生活世界严重“殖民化”,(32)人越来越被置于自身的物化以及对物的依赖上,个人的自由空间不断被蚕食,生活的人文内涵日益薄弱。为此,以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而闻名于世的丹尼尔.贝尔一再提醒世人,要高度警惕现代社会势头强劲的“非人性化倾向”。(33)福柯则大声疾呼:人类自我轻视的不断发展,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由性,人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人的存在的不可替代性,在现代技术理性与权力的相互勾结中面临被抽空的危险。人只剩下空洞的对象,就像那沙滩上的人形一样,被海水冲洗得面目全非,并最终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人成为“在沙滩上消失”的虚构的人。(34)
经济理性恶性膨胀,造成当代人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迷失。与过度伸张的技术理性相联系,经济理性通过文化工业及大众文化愈来愈严重地渗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文化工业不仅仅是一个部门,而且是一套具有整体组织功能的社会文化系统,它把诸如技术、工业、艺术、消费、刺激、兴奋、快感等一切可现代性的元素集聚在一起,生成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消解了传统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在形式上满足了大众主体多样化的生活需求,但只是市场意义上的“大众”,真正的内在驱动力是商业目的的利润。为榨取高额利润,文化工业及大众文化借助空前发达的大众传媒展开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形成“时尚”,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感性欲望,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消费、休闲、娱乐乃至人的心理体验,都被商品化了,这种无所不在的“景观”“已经占领了整个社会生活”。(35)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36)现代人习惯于按照市场价值来设计自我,灵性与物性、目的与手段相分裂,德性、情感乃至整个内心世界被严重轻视甚至“荒漠化”。人类尽管创造出了一个空前富有的物质财富世界,却没有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人的整体生活质量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内在丰富性存在诸多问题。个体“单子化”,人际关系“功利化”。网络把人们之间非常密切地联系起来,同时又疏远开来; 日益扩大的世界使人“四海为家”,一些人却失去了“家”,茫茫恍恍而四处流浪;世界交往使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一些人却举目无亲,甚至六亲不认;地球成为一个“村”,一些“村民”的心灵深处却筑起了一座座冷漠的冰山……资本永不停息的运动,社会不停的动荡,精神世界的不安定,失去存在之根的人们漂浮于一个冷漠的宇宙中,浮躁、焦虑、烦恼、忧郁、绝望、“孤独无援”、“恶心呕吐”。这种“存在的孤独”,情感无交流、精神无慰藉、灵魂无安顿的孤独,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时处可见。精神世界失落会使人堕落,自我放逐非理性欲望,将本能冲动、感官享乐、名利实惠视为唯一真实,从而在自己造就的生存与心灵的炼狱中承受着二律背反的煎熬。“空间茫茫,时间恍恍,问究竟要去何方?茫茫恍恍。”非理性的“暴民”和“垮掉的一代”往往由此产生。(37)海德格尔指出:现代社会对人最大的戕害不是原子弹(当然不应忽视原子弹的危害),而是人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迷失,造成了对人的本质生命的剥夺。
主体性严重扭曲,导致当代人生存的风险性与日俱增。黑格尔发现并揭示,主体及其主体性是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正是在其一路高歌猛进中,导致学者们所称的“主体的缺失”和“主体性的黄昏”,被扭曲的主体性与现代科技共谋,造成了“多种压迫和暴行”,(38)进而消灭着人自身:一是生态环境恶化。人类在征服自然的伟大壮举中让自己栖居的地球母亲变得日益贫瘠而病弱,若不及时有效地加以根治,生存的岁月将屈指可数,不远的将来就会陷入“生态破产”的境地,成为人类无法生存的“寂静的死球”。二是人体自然退化。现代人为了追求“舒适”,不断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体器官的功能,“人类丧失了在原始质朴的自然生存环境中不受干扰地生活和适应能力,身体结构日趋衰弱,生物警惕性变得迟钝。可以肯定,人类文明程度越高,承受外部困苦的能力越小,以药物治疗和滥用其他人为办法来维持健康和保护肌体组织的必要性就越大”。(39)生物进化论告诉人们,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而快速变化时,物种来不及做出基因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新环境,这一物种将必然灭亡。当代人体天然器官功能弱化、自然生命活力降低的趋势如不尽快扭转,人类就难以逃脱灭种的命运。许多“文明病”,如肥胖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病、五花八门的癌症等,就在不断向人类发出警告。三是社会矛盾对立深化。当代人面临日益严重的“非人化”、“单子化”,人际关系“功利化”,社会“碎片化”。资本的跨国运动,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中主要向西方发达国家集中,富国得到更多的利益,弱国付出更大的代价。同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处境却大不相同,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而构成世界人口20%的最穷国家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与19世纪以来的欧洲传统相反,欧洲,即欧盟,第一次处于贫困不断加重、不断扩大的境地。各种各样的穷人受排挤和排斥的现象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40)社会矛盾对立加深,不稳定因素增长,“人逐渐被推向一个既冷酷又充满敌意的世界”。(41)“9.11”事件、伊拉克战争、核危机、以华尔街为源头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等,折射出“全球化”自身的二律背反。高科技使人类社会主体间和社会事物间的开放性、关联性、互动性和即时性日益增强,使社会运行状态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计算机行业一次次发出“数字珍珠港”的警告,足以毁灭人类的热核、基因等高技术战争武器更是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加剧了当代人类与日俱增的风险性。
19世纪末,尼采欢呼“上帝死了”,随之而来的应该是人的自我挺立。可是当下,“上帝死亡的时代”正在被“人的死亡的时代”(42)所代替,甚至人“已死”。(43)无疑,这是对人类的警告,是对陶醉于现代化的成就从而对不断加剧的人类“急难”无动于衷的人的警告。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并非某一国家、地区而是全球人类面临的问题。人类究竟要走向何方?其前途命运现实而紧迫地摆在人类面前。“哪里有危险,哪里也就有拯救的力量生长。”海德格尔曾多次引用荷尔德林的诗说明人类的前景。人类绝非“走向死亡”,而应该从“死亡”意识中获得对存在意义的领悟,在“困境”与“美景”矛盾斗争中以人所特有的能动性创造新的存在,摆脱困境进入新的生存境域。
三、重构当代人的生存方式,追寻“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澄明之境
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深深地触动着哲学社会科学的敏感神经,推动着学者们孜孜探求,试图在人类痛苦的矛盾中通过新的思考找到摆脱困境的路径。海德格尔深刻揭露了现代人的沉沦,呼唤存在之思,倾听存在之音,主张回到天、地、神、人的物化之境,使人在一种内心与外界关系的完善境界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存在;麦金太尔呼吁走出“新的黑暗时代”,回到亚里士多德,重振德性权威,重构人的意义世界;哈贝马斯则致力于“现代性的谋划”,主张摆脱金钱、权力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与销蚀,创造“理想话语环境”,通过主体间有效的“商谈”,求得共识,摆脱现代性“青春性危机”,走上协调和谐的康庄大道……思想家们放眼全球对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探讨,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追问,对主体间性的揭示等,其见地确有诸多独到之处,但他们往往更多地停留于文化层面的“解构”而非“建构”,不是在艺术的世界中找寻精神慰藉就是在道德的王国里谈论公平、正义,基本思路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展示了不同的视域:人的存在绝非现成的理论预设或抽象思辨,而是现实世界的敞开、澄明,是人的活动在历史中的不断生成。摆脱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不能靠“存在之思”、“道义呼唤”或“范式转换”,而必须走进现实人的社会关系,走进他们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从中探究当代人的真实的世界历史性存在,通过具体实践多层面地进行现实人和现实社会的改造,建立全新的“人的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确实是报晓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
在本体论维度上,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根源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弊端和片面的、极端化的生存发展理念。马克思曾指出,人是什么——“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4)“怎样生产”,既表现为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亦表现为劳动者以何种精神气质、生存和生活样态生产。由此呈现出不同的生产状况,表征着不同的文明及人的存在方式。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工业文明,在竞争理念推动下以占有和征服作为基本的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无论是国家关系的宏观层面还是个人生存的微观层面,本质上都是以对抗和冲突为根本特征的,由此导致人的存在的普遍异化。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凸显的“现代性危机”,本质上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挑战,是对该文明下充满悖论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否定。人类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做出新的文明抉择和文明创造,它是人类文明传统的继承,更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是新型文明主体的重塑,是人的生存方式的重构。现代人虽“在”,但远未达到“在”的自觉,应通过自身的“去蔽”,从当下使人陷于困境的生存理念和生存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探索符合历史规律同时亦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现代样态,达至健康丰富、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
其一,确立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开放性向度。“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和行动、我们的组织和机构,按照地方一全球的坐标重新定向,重新组织。”(45)现代人要自觉地“在”,必须有开放的世界胸襟,超越狭隘的民族和地域局限性而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用世界历史之镜,看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借世界历史平台,获得相应的资金、技术、文化和经验,利用全人类的创造能力,又好又快地发展自己,使民族的更好地成为世界的。狭隘保守、故步自封,只能作茧自缚、被历史淘汰。但不顾实际盲目接受外来品,只能迷失自我,沦落为“全球化怪胎”。这一点,对于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我们显得尤为重要。要以严格的审视和批判精神对待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在“诸神竞争”中警惕有形无形的资本主义之手,以科学的价值理念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全球化—民族化、传统—现代、人类—自然、物质—精神诸方面统一中审视和把握人的存在,探寻人的发展路径,彰显中华儿女优秀的人格特质和生存样式。与此同时,全球化催生着人类公共理念。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成员既是各民族国家的公民,又是“地球村的村民”,因而超越国家与文化差异,遵循人类文明的基本公德行事,是对“村民”的共同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兼有双重身份与人格特质,既要做掌握本民族国家命运的主人,也要做决定全球社会未来与走向的“世界公民”,塑造融世界性胸襟、气度和民族精神气质于一体的“自我”,此乃现代人应该成就的理想人格。
其二,在“共同此在”中谋求主体间的共生。作为鲜活的生命存在,人无疑更多地具有个体性品格。然而,人只有在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的互动中才能获得现实性存在,不断扬弃对象性,由自在走向自为。因此,“自我并非一座孤岛”,胡塞尔由此提出先验的“主体间性”。海德格尔则认为,“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存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46)他用独有的“共在”概念来表达“此在”,“在世”是与他人同在。拉康甚至把“他者”置于一种根本性地位,认为“只有当‘他者’首先得到认可时,你才能由于‘他’而使自身被认可。而且,对你而言,‘他者’得到认可,就是为了让你能使自身被认定”。(47)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人对长期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思及其对“他者”的关注、认同。辩证法按其本质说是批判的革命的,矛盾和矛盾斗争推动着事物发展,立足“共同此在”的时代背景,用和谐的思想方法认识矛盾、化解矛盾,把矛盾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而不是扩大甚至激化,亦是认识、处理当代世界诸多矛盾和问题的理性选择。可是,长期以来,在对待自然和人类自身关系中,基本的声音是“生存竞争”、“对立斗争”,人们习惯于从“自我存在”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其出发点是“我”,以“我”来设想“你”或“他”,往往导致专制霸权,以“同”灭“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幌子下力图把自己的制度安排、政治经济秩序和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世界,本质上是反全球性、反历史性的。全球性的有机化和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使人类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句出自《易经》的古老格言似乎正应验了科技发达、风险增长的当代世界,要求现代人必须有“共同此在”的文明自觉,在对“万物一体”的领悟中构建“我—你(他)”的“在世”结构,乐于与多元差异的“文化他者”生活于同一个世界,谋求共同的未来,以“交往”、“对话”、“互助”、“双赢”代替“隔离”、“对抗”、“分裂”、“毁灭”。与此同时,要以“共同此在”的“人的精神”对待“他物”,融入自然之中,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人向自然界的回归和自然界向人的生成,扭转当下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达到自然之存在与人自身之“在”的和谐。
其三,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人的精神家园。人永远是指向生命美好远景的超越性存在,正是这种不断的超越和创造,充实并丰富着人的生活,实现着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社会越发展,人越以追求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为旨归。可是,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核心的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满足人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反而激发起人的粗俗化、占有式的欲望,将人本来应有的高尚追求拉至片面性的感性享受之中。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繁忙、更富裕,但却感到更失落、困惑和不安。现代人似乎拥有一切,却难以安顿自身,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无家”之苦。环顾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意义缺失,精神家园失落。然而,许多人至今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生活呈现出一种奇特现象:了解自然多,珍惜自然少;对外部知识掌握多,对自身了解却很少;对生活的物质追求多,对生活意义却关心不够。消解、放逐、吞噬乃至取代了传统的精神超越性以及相应的真、善、美、理想、德性等价值观念之后,人们突然感到无法辨识自己前进的方向。事实从反面告诉人们,现代人不能没有一个生存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即对意义、价值的追求和创造,特别是与历史趋势相一致的理想、信念等崇高的东西。正是这种内在的呼唤,“探求生命的意义”、“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让精神“还乡”和“回家”,让人的生存有所附丽,心灵有所寄托,进而以充实的生命安身于世,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话语,也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生存样态。马克思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构建了一个“终极关切”的意义世界,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本源性追问,对生命价值的确证与维护,对人的个体之维与社会之维的互融及其理想追求等,引导世人超越现象层面存在的自发性,走向本体论及价值论层面存在的自觉境域,今天依然闪耀着熠熠生辉的真理光芒。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独特的社会精神气质,是当代炎黄子孙应有的精神风貌和生存样态。
其四,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步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澄明之境。无论是个体层面抑或“类”的视域,人的存在都展开为一个追求并不断走向自由的过程。当代人的世界化、信息化、知识化,把人的存在跃迁到一个新的层次,是人的能力、社会关系、自由个性全面丰富、充分发展的时代。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与物的关系颠倒,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普遍化、深刻化,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在技术进步支持下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造成人的精神失落,技术对人的全面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人类在普遍联系中加剧着分裂和对抗……种种困境本质上均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造成,这说明资本主义并不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它最终将是一个被超越的社会。马克思寄希望于未来,特别是晚年寄希望于东方社会“有一个根本的革命”,并且认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下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48)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偶然、片面的人,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有个性、全面发展的人,“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49)最后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贯彻和体现,也是当代人的存在方式的伟大探索。人的自由是人按照自身目的、理想作用于对象并在实践中扬弃对象世界对人的外在性,达到天与人、感性存在与理想规定以及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肉体与精神相互交融,实现和确证人的存在的自由性、统一性。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世界历史性的人在其实践中不断追求而逐步实现的过程。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新时代,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和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取得革命胜利,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翻身解放的人民以极其高涨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迎来光明的前景,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全球原野上狂奔,这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马克思当年就曾预料,“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50)苏联解体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共产党人一直在思考一个极其严肃而现实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又好又快地发展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在积极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今时代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强调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强调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局面;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强调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重大战略思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当代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深邃认识和实践自觉,是对以征服和占有为取向的现代文明的扬弃和人类新型文明形态的伟大探索,必将对十几亿中国人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口向,也为当代人的生存发展创造了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
人存在于世,但并不是简单的“在”,而是生活、实践于该世界,作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表现为一种开放、生成、发展的存在。现代高科技空前地扩张了人的选择性和能动性,面对当下的文明发展与危机重生,放在全球化场景中审视人,变革生存理念,创新生存样态,寻绎实践自觉,乃是我们生活旨趣中的当务之急。在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时,从马克思那里可以汲取灵感,科学发展观亦能引领我们步入“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澄明之境。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页。
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3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4页。
(1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54页。
(16)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17)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页。
(18)彼得.L.伯杰:《资本主义革命化》,吴支深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
(19)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20)约翰.格雷:《徒有其名的胜利》,苑洁译,《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21)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2)罗西瑙.N.詹姆斯:《面向本体论的全球公民社会治理》,俞可平主编: 《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25)参见迈克.哈特、安东尼.内格里在沪演讲:《“帝国”与“大众”》,《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7日。
(26)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页。
(27)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
(28)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第142页。
(29)转引自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77页。
(30)《资本论》第1卷,第90页。
(31)仰海峰:《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方式的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32)J.哈贝马斯、M.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33)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34)参见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35)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107页。
(36)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徐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37)参见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第199页。
(38)参见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39)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薛荣久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
(40)胡元梓等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9页。
(41)Michael Oakeshott, On Human Condu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5,p.320.
(42)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页。
(43)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30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45)转引自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0年第1期。
(4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38页。
(47)转引自黄作:《从他人到“他者”——拉康与他人问题》,《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9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10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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