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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 速继明:历史进步的寓意——关于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的解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5 点击: 950 次 我要收藏

两百多年前,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哲学命题: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何以认知并读写?康德认为,人类的历史进程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的实施过程,它充满了个体、民族与类的种种对抗,贯通着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的矛盾冲突。在他看来,人类终极的目的乃是要达到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历史学家应当揭示人类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里曾经接近这个终极的目的或者是脱离这个终极目的到了什么地步,以及要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等。笔者以为,该命题关涉到对当下历史意识所持有的三类基本问题的回答:(1)历史行动的质料因是什么;(2)历史在具体的时间与空间的流变中,它所累积的思想特征是什么;(3)如何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方面来解释当下历史的内在否定性原理。本文通过对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的时代解读,旨在揭示货币化生存世界历史进步的深刻寓意:人类共有理念与人性私向化的矛盾及其超越。

历史的思辨,需要诸多具有某种张力的命题的思考与表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历史普遍性和历史特殊性是历史哲学最为重要的矛盾范畴。“普遍性”不是指一个与具体个别物相区别的抽象实体,而是指异质性历史事件背后所支撑的历史共有理念或规则,是对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的哲学抽象,也意味着历史可以根据一个合理的、为人理解的计划而展开,并且朝着一个历史的理性目标前进。“特殊性”不是指一个确定的抽象实体,或一个实体的某种确定的特性,而是指与历史普遍性相对应的异质、多样化的“历史对抗性”,即单个人的非社会性倾向,它包括人性中所固有的私向化追求、自由意志、贪欲和情欲、利己主义行为等倾向。康德指出:“人类的行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历史学是从事于叙述这些表现的;不管它们的原因可能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禀赋之不断前进的、虽然是漫长的发展。”[1]事实上,历史过程是一与多的统一,特殊性的异质多样化存在的形式分有着历史共有理念或规则的深刻内容,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人性中所固有的私向化追求向合乎规律的普遍性接近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因此,从本质上说,“隐秘计划的实施过程”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互相冲突并且不断展示为历史具有“平行四边形原理”的过程。
  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的关系展开,首先以历史特殊性的个性化真实存在为前提。完美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一个由感性具体上升为抽象理念的过程,感性具体必须在个体的“本性”或“自我意识”中去寻求,因为它是“自在”的,是深藏在历史活动一切事件联系的结构和规律中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历史的前提只能是从事实践活动、具有社会关系的现实个人。因此,人们思考社会历史进程时必须从真实的个人出发,从感性的、异质性个别单位出发,以便在思想中可以根据历史的质料因与动力因的彼此关联,来建构现实的历史演化意识。可是,在历史学家那里,上述重要的历史哲学理念并没有成为共识。有人曾试图“根据隐匿的和超个体的力量所产生的作用来解释历史——社会的构造物和过程”[2],他们用世界精神或者上帝来解释这个运动着的历史世界的秩序、周期性和合目的性,人们设想特定的社会集团均由一个普遍的超个体的精神来控制。也有人认为,个体力量与普遍性力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个人的私向化行为与历史进程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在波普尔看来,人类历史并没有一个预定的目标,而是一个由无数偶然性相聚合的过程。它不存在内在规律也就谈不上普遍性和特殊性,历史从根本上说是没有意义的“布朗运动”。
  在货币化生存世界里,历史特殊性的个性化真实存在的地位和意义,往往通过恶的历史驱动使历史普遍性原则得到推进和提升。在古代社会里,共同体的统一性通过自然历史的绵延被意识形态化为社会的信仰符号或精神崇拜物,人的生活方式直接存在于社会整体中,并且与它有着普遍有效的同一性。以血缘关系、血亲关系为纽带的人群共同体,对抽象普遍性的过分强调,牺牲了个体的特殊差异。而近代社会,随着现代市场的发生和发展,尤其是货币向资本的转换,个人的特殊愿望或需求并不刻意地表现社会的方向,几乎没有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是作为普遍的东西的总体呈现的。时代内蕴的转变,意味着运用抽象普遍性来替代或消解特殊性的时代已结束,从世俗的利己主义行为动机中抽引出来的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被历史哲学家们发现了。维科曾指出:“我们放弃了从罗马的任何东西那里发现人性最初的共同原理的任何希望,而就世界的这个伟大时代而言,这些原理起源相当晚近,我们也对从希腊人的虚骄、埃及人的遗迹,如他们的金字塔,甚至从东方的全部隐晦的东西中全部发现这些原理不抱有任何希望,那么,就让我们到圣史的原理中去寻找它们吧。”[3]维科所要寻找的原理,在康德看来,正是西方近代化发端时期,人性中“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4]所构成的恶的历史推动,乃是历史演化创新的原动力。大自然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使人类的自然秉赋通过合目的性的历史过程的展开,全面而又生动地显现出来,这种实现所借以进行的根本手段或有力工具就是人的理性的运用,并以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获得健康发展为基本目标,它使得历史普遍性的近代化范式转换与提升有了理性文化的工具支撑。康德由此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市场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以及现代性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思维原点:“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5]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由于人类所拥有的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恶的驱使,历史才会由野蛮进入文明阶段。文化的启蒙必然导致传统的自然禀赋被追求现实经济发展的实践原则所替代。“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6]可以说,现代文明正是欲望与理性相伴随、相冲突的结果。而现代性正是“恶的历史驱动”的精神现象学的解读:一方面,人类的行动不仅属于自然领域,而且属于自由领域:“人类的预见需要根据自然法则的联系,但在有关未来的自由的行为方面人类却必须放弃这种吸引或指示。”[7]因此,人是可以并且事实上也经常是选择恶的,这说明历史进步并不是一个确定不疑的过程,或者说,历史的进步不是一个简单的、只做肯定性判断的纯善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历史内在否定性环节的不断实现而达到由恶趋于善的进化过程。它并不是历史进步的缺陷,恰恰表明人类不仅能够享受历史进步,而且能够深刻地经历并体验历史进步的曲折过程。另一方面,人性之中不仅有善的倾向,而且有恶的倾向:“如果我们能够赋予人类以一种天生的、不变的、尽管是有限的善意,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准确地预告他们这个物种是朝着改善在前进,因为这里所遇到的事件乃是他们自己所能造就的。但是由于禀赋中的善混合了恶,而其总量又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不明了自己可能从其中期待着什么样的效果了。”[8]人性的这种善的倾向将会把历史引向一个理想的目标,因为具有普遍性的善,有一种历史进步的动能,它既可以对异质的人群所共有的价值准则进行积极调动和承继,又可以将个性化的利己主义秉性加以调试和修正,更能够召唤具有进步意义的普遍的理性精神和观念自觉对发展实践的诊断与变革。而人性中这种恶的倾向也会被整合到理想的历史目标中,只不过是通过历史发展的内在否定性来实现的。人的欲望的尊重与开发,不但是个体特殊性的表现,其满足的过程也是现代性发育成熟的过程。惠特克在《经济思想流派》中指出:“究竟什么才可称之为近代经济学呢?……近代经济学是对于欲望满足的客观研究。”[9]人类天性注定会喜爱财富和权势,而这些永不遏止的欲望正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力量。欲望刺激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欲望造就了现代市场,它是市场经济发育的重要内驱力,“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10]可见,从中世纪神性观念向近代世俗观念的转变,意味着历史的进步;从传统道德作为历史进步的唯一尺度向以人的欲望所牵引的世俗经济发展的历史进步尺度转变,标志着历史真正进入了现代性社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即世俗性。“世俗的情欲和物欲”一旦占据支配世界的神圣位置,现代性才会真正地加速自身发展的辩证运动。
  历史进步的寓意,本质地体现在历史通过人类共有理念对历史对抗性矛盾的超越而走向理想境界。人类共有理念的基石是人性的社会化需求和追求社会利益共享的价值选择,它客观地存在于人性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康德曾深刻地指出,为了把人的自然秉赋全部发挥出来,大自然把人类的非社会性的社会性这种对抗性引入到人类社会中,将人类的艰辛劳作和痛苦不幸作为人类趋向完善的基本动力,“这里的对抗性一词,我指的是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也就是指人类进入社会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又是和一种经常威胁着要分裂社会的贯穿终始的阻力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秉赋显然就存在于人性之中。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于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才感到他的自然秉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之故就会处处都遇到阻力,正如他凭他自己本身就可以了解的那样,在他那方面他自己也是倾向于成为对别人的阻力的。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11]显然,人性自身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抗,派生了市场利己主义倾向与利他主义倾向的矛盾和对抗,生成了社会正义与社会邪恶之间的较量,创造了理性文化和非理性文化的摹本,刷新了人类从一种制度文明向另一种制度文明过渡的存有方式。文明进化中的恶的历史进步意义,十分清楚地表现为社会对抗不仅是一种普遍必然的规律,而且是历史朝着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的目标发展的基本条件。私欲和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历史进步的真正杠杆就建立在个体与社会的对抗和纷争之中。人类历史的进程始终伴随着个体与类的二律背反的悲剧性冲突,个体历史的艰辛痛苦与人类历史的不断收获的相互交织才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面貌。而人类共有理念对历史对抗性矛盾的整合和超越集中地反映在三个方面:(1)人性自身矛盾中的社会化倾向,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它对私向化与社会化矛盾的辩证转换有着积极的主导作用。(2)由人性的社会化倾向所构成的人类共有理念是人性摆脱自身的肉体性、狭隘性、孤独性和偏激性极好的工具。它使野蛮的历史变为文明逐次进化的历史,使人类的生存方式由散乱、冰冷、好斗方式变为群体、活力、和谐的方式。(3)历史过程的“一与多”的辩证运动, 唯有人类共有理念才能使历史的杂多质料有了进化意义的整体面貌,才能够使得多样化的个别性存在由物质性的沉沦提升为自由自觉的精神样态。

  应当看到,在具体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历史的普遍性和历史的特殊性总是呈现着极为复杂而又辩证的性质,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因不同时代特征而拥有着不同的时代话语。
  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理性工具和外部条件,他们没有能力把握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辩证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在轶事般的特殊论的水平上,使它具有“历史的长度也就是活的记忆的长度”的狭隘性。特殊性变为历史记录者的个人已知事件的经验陈述;普遍性成为个体自我意识某种神话情节的遐思,其史学方法不可能把各种特殊的历史集合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中世纪的到来,古代编年史学的“非哲学的”、轶事般的特殊论不得不直接转化为道德化的普遍性。一种特殊主义重心的构建,使得希腊—罗马的普世历史向中世纪的普遍的历史过渡,历史的过程已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目的的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表现为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道德冲突。史学家们以道德的普遍性消解了作为恶的象征的特殊性存在意义。
  近代社会,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资本逐渐成为现代社会肌体的“血液”,人类的市场欲望瓦解了社会的传统经济结构,直接导致现代性历史意识的产生。现代性就是通过制度所设定的特殊个人与普遍的社会——风俗与法律等社会事物——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在传统社会里,风俗与角色的传统社会整体过分强调普遍统一性,但牺牲了特殊差异。共同体的统一性通过“自然”历史的绵延,被意识形态化为社会的信仰符号或精神崇拜物。人的生活方式直接存在于社会整体中,并且与它有着普遍有效的同一性。在现代性社会中,个人的特殊愿望或需求并不刻意地表现社会的方向,几乎没有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是作为普遍的东西的总体呈现的。在以资本为中轴的社会,真实的利己主义特殊性总是制造着假定的普遍性(非历史进化趋势的普遍性)与自身相呼应。特殊性不论是单独出现,还是作为从形式普遍的东西中抽象出的一种集合体,都不表现真正的历史普遍性的本质存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通过辩证的运动,主观的利己主义借助普遍转化为特殊的中介,因此,每个人在为自己获取、生产和享受时,实际上是在为任何其他人的享受而获取和生产。造成这种精神的强制根源于每个人对全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现在将自身向每个人展示为普遍永恒资本。” [12]黑格尔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教条包含着“人类是由特殊个人构成”这一基础性内容,他试图通过“每个人对全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表述,将特殊和(不存在的)普遍直接联系起来,一方面是享乐互惠地生产感性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逻辑地设定并神秘地摆脱了与之相冲突的普遍性,可见,西方近、现代化历史推进过程中生长出的“普遍永恒资本”的符咒,既是利己主义特殊性的派生产物,也是对康德的历史普遍性寓意的偷梁换柱,更是西方现代性社会长期奉守的假定的普遍性的精神理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历史意识,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分离意识,即真实的历史普遍性与现实的历史特殊性的分离,绝对形式与世俗内容的分离,社会共有的同质因素和私向化个人存在的异质因素的分离。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地思考并揭示了现代性资本社会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性状的本质。在他看来,考量历史,应当坚持完备的分析结构。既反对绝对的特殊性或个别性,虽然此观点强调了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但会导致对任何必然性的否定,这种消极的否定却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结果:一切虚幻的信仰和迷信的对象都会在人们的面前消失;同时,马克思又反对绝对的普遍性原则,因为它会为现代迷信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敞开了大门。历史进化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存在,反映了人类生存世界的两种需要、两种追求: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生活与信仰、本能与审美、劳作与预期等。历史正是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解决因上述需要和追求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活世界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使人种的不断进化和类的提升才有可能。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鲜明地体现在三个方面:(1)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和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即从历史实践的角度,从历史的前提——现实人的活动的角度,从现实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的角度,从现实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经济关系角度来分析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关系。(2)从物化和异化的角度来解读两者矛盾在资本社会里运作的属性和特点,从资本的角度、从批判私有制角度来思考和批判两者的关系。(3)从经济规律与历史规律双向分析角度来考察两者矛盾的历史学和哲学的根据。

  今天,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康德式命题似乎已被转化为三种典型的思维程式:一是现代自然主义精神的演变倾向于抛弃普遍性概念,人性的社会性被单纯地还原为生物性,历史的自然被还原为自然的历史,文化精神现象被人的原欲的扩张和制造,已成为自然存在本体论的虚幻之物,世界已陷入混沌,自然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与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相互叠加,传统认知世界的模式和知识系统受到了怀疑与挑战,所有事件都无重复性而言,都无规律性而言。尤其是在当下恶劣的人类情欲中,人们对最完美的国家制度的企盼已彻底消解。在一些人看来,历史已进入到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普遍理性的时代。二是把作为特殊分有的货币化生存世界的利己主义行为方式,理解为永恒的世界历史进化中的最具普遍意义的深层本质,因而,当下资本已成为普遍性永恒存在的符咒,把“普遍永恒资本”的国家制度视为最完美的国家形态,当下资本的脱域性和扩张性,证明了利己主义的特殊性已被视为人类在艺术和科学中、在它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福利方面取得进步的唯一的和不可阻挡的力量,利己主义最终导致完美国家的实现,普遍性已失去历史进步的感召力。三是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们呼吁,普遍性不仅侵蚀了现在已经转换成同质的多民族国家政府联合体之道德特权,而且与任何自我限定的政治共同体的实践都是不和谐的。普遍性对异质性、多元化、多样性社会基质的影响和制约,已构成当下人类历史进化过程的精神障碍。凡此种种,所有这些思维程式,都为我们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利己主义的特殊性难以与历史进化的普遍性相融合?为什么资本使现实生活世界愈来愈趋于形式化、公式化和计量化,它是否意味着人与精神家园和普遍性追求愈来愈疏远?货币化生存世界的本质能否被理解为:利己主义的特殊性运用了交换价值的规律企图来兑换或通约人类精神世界的普遍性?当下人类要从不完善的经济和资本的生存状态过渡到完善的经济和资本的生存状态,其合理合法的生存共有的普遍性又如何批判和定位?
我们有必要从两个方面来应对上述问题。首先,当下世界历史的进化,是否意味着客观历史动力的对抗已消解。换言之,历史进步的意义,是否已彻底消除人类共有理念与人性私向化的矛盾。不容置疑,当下历史演进过程仍然实存着如此客观辩证法:非连续性中的连续性以及连续性中的非连续性。我们清醒地看到,世界范围各种对抗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连续性、资本对他者的压迫力量的客观连续性、社会在财富两级分化的激烈对抗中人的生存状态未摆脱两个极端的客观连续性、精神严重遭受物欲挤压的客观连续性等的存在,都证明了人类共有理念与人性私向化的矛盾仍然存在,资本在世界各空间的渗透,利己主义的特殊性愈是充盈,愈是导致人类共有理念的稀缺,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了当下人类对普遍性理想制度设计的需求,对普遍性崇高精神境界的需求。历史进步的内在否定性,决定了人类社会仍然需要以积极的态度来寻找一种借以制止资本的破坏性自我扩张的逻辑的抵抗力量。人类仍然需要普遍性的正义原则和共有的健康向上的精神观念,以此来矫正焦灼的病态社会和病态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其实,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已深刻地预设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过程性,尽管他主观上接受了资本的有利方面,并把它与古典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学的资本逻辑加以历史哲学的祝福,但其哲学内含的深刻辩证法思想“凡是现存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逻辑宣判,对资本制度永恒化的幻想具有毁灭性意义的澄明。其次,普遍性是一种借助于它与经验之流中所有特殊的东西的否定性联系而形成的统一。尽管人是历史的行动者,但当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发生有着如此的客观根据:历史的客观质料(当下人性中的欲望、需求和利益并由此而派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矛盾冲突;人性中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等)与历史的目的因(抽象地说,意指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内在否定性。具体地说,指当下人类对历史进步的追求、对真善美的选择;对历史多样性中所内含的一致性趋向的注重;对异化的生活世界的积极扬弃的意志等)之间的互动。利己主义的特殊性之所以难以与历史进化的普遍性相融合,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规定性,一个是服从外在的编目性:人的物欲对商品世界的货币流转所产生的交换价值秉性的适应;一个是服从内在的精神意向性:不断对当下现存事物进行否定与扬弃,从特殊的感觉碎片中去发现意义整体的价值,以及历史普遍性的存在。另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往往通过特殊性中所内含的否定性来实现的:如市民社会每个成员似乎都在追求享有真正个人自由的首要动机,但该动机过分执着于同整体所保持的差别性,其结果必然导致难以圆融的真正个别性的实现。然而,随着个体自我极端抽象形式的被否定,整体性中的“自我”的意义开始得到反思和确认:自我的特殊性只有在整体的普遍性中才能得到现实所能接纳的自由,整体意味着对个别的限定,也是个别超越狭隘自我空间的前定预设。规则乃是联通特殊与普遍的必要中介。殊不知,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的市民社会中,而是生活在一种更为深刻的总体性之中。黑格尔深刻地指出:“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末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就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成为国家成员是任意的事。但是国家对个人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13]在现实社会中,资本使现实生活世界愈来愈趋于形式化、公式化和计量化,它对历史普遍性的疏远,主要是通过一种虚假的普遍主义来指认的:当下的“价值通约主义”信条是人类历史难以改变的普遍存在的精神。人类从神性化世界转向世俗化世界以后,我们被抛到一个价值通约的世界之中。价值通约主义显示了人类的主体性在世俗社会的张力,它以一种经济性符号来兑换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价值通约主义与现代性的关联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它通过经济价值作为主观价值的客观化,对于直接享有的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距离化产生影响。长期的无障碍的价值通约,客观上带来了主体意志的强化;二是永恒的资本观念和商品世界可自由兑换的原则,构成了近代形而上学对世界存在的绝对性理念的一种经验证明;三是生活世界的物性化存在与精神世界被完整地通兑为物性世界的交换单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价值通约主义导致的现代性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货币有着如此特权:一种特殊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而获得代表或象征它们的交换价值的特权。这种特权构成了市场的交换习俗,依靠一种抽象的价值单位,即由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协商决定的价格内在地规定着货币单位来运行市场既是可能的,又是必须的。货币的这种可通约、可兑换功能,随着市场张力的扩大,不断由技术领域向社会领域渗透;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渗透;由经济单位向经济域外的各部门渗透。货币收支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这种“人人都经手,事事离不开,天天都相遇,处处皆流通”的流转性质客观上极易导致如此错觉:货币可以通兑一切。
【注释】
[1][4][5][6][7][8][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出版社,1991,第1页;第8页;第71页;第8页;第162页;第162页;第7页。
[2]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译林出版社,2003,第5页。
[3]维科:《维科著作选》,陆晓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34页。
[9]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徐宗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72页。
[10]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276页。
[12]转引自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32页。
[1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53~254页。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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