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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源:关于唯物史观与价值观关系的思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7-17 点击: 1732 次 我要收藏

价值论研究在中国已进入而立之年,在经过了破题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之后,正面临着理论深化,尤其是重大理论突破的新考验。价值论研究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就要从理论上总结近代以来核心价值体系变迁的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历史观与价值观相互制约的基本事实,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推进价值理论的研究。

研究哲学问题不能无视哲学史上的重大争论。把握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本质联系,总结哲学史上的相关争论,能为现实的理论研究和价值论学科建设提供许多启示。
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表面上是两派,实际上是三派。除了直接论战的科学派和玄学派外,陈独秀以“序言”的形式代表唯物史观派参与了论战,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的命题。陈独秀指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1](P7)在这次论战中,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并不曾取得胜利,原因在于他们素来不相信也不肯运用唯物史观。所以,陈独秀希望胡适经过这次辩论之后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相信唯物史观为解决人生观的真理。胡适在序言的“附注”中回应了陈独秀,不赞成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人生观问题,其理由是:“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2](P26)言外之意,唯物史观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针对胡适人为地割裂人生观与历史观的联系,否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的见解,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胡适仅从字面上理解唯物史观,“不承认唯物史观也是一种哲学”,有鉴于此,陈独秀直接把唯物史观的理论称为“唯物史观的哲学”。[3](P29-30)陈独秀号召要依据唯物史观的理论来讨论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梁启超和张君劢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归结为欧洲文化和价值观的破产。陈独秀认为,总结世界大战的教训,不能停留在思想道德层面,要看到它是资本扩张和争夺世界市场的—12—结果。思想和道德(包括价值观念)均属于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唯物史观要求人们进一步探求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即客观的社会关系体系,并把物质生产发展状况看做是决定该社会关系体系的根源。离开了物质的即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人类历史,只能陷入历史唯心论的泥沼。所以,没有唯物史观作指导,很难看清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无从把握它们的实质。唯物史观自传入中国之后,就成为人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胡汉民作为中国较早系统地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的理论家,在1919年到1920年的两年间,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等文章,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念的本质及其变动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发生后,一时间研究人生观问题形成潮流,但鲜有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思考。针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和后来研究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胡汉民于1925年底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唯物史观与伦理之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37年2月,胡绳出版了《新哲学的人生观》。这本书的特点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谈中国问题”。胡绳在序言中提出,仅仅依靠机械的自然科学观是不能把“玄学的人生观”打败的,要能够真正战败“玄学的人生观”,批判地吸收“科学的人生观”的积极成分,必须把它的理论基础建筑在新哲学上面。胡绳在晚年曾回顾说:“人生观确实牵涉到历史唯物论。讲人生观,不把历史唯物论放进去不好办,怎么也很难说清楚。”[4](P160)

价值观包括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途径,这两个方面都与一定的历史观密切相关。对中华民族而言,不仅确立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唯物史观有关,而且怎样实现这一理想也与唯物史观有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用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在价值观上遇到的最重大的理论难题。邓小平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5](P116)这个最重大的问题是在价值观领域,但对它的解答却在历史观领域。价值观与历史观的联系在一问一答中展示出来。
1974年,毛泽东曾对非洲的社会主义发展不起来产生了困惑,并指示国内学者进行研究。这个问题也成为邓小平1975年春出来工作时要解答的主要理论问题。针对“四人帮”宣传的“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邓小平在1975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6](P56)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指出:“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7](P222)随后,邓小平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写一写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章。‘四人帮’是不讲生产力的,他们甚至连生产关系也不多讲,只强调上层建筑”。[8](P243)这些话指出了“四人帮”借批判“唯生产力论”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以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的反动伎俩。1978年初,邓小平指示《哲学研究》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开展了关于“唯生产力论”和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讨论,恢复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历史观的基础。
1980年,邓小平再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他强调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大了。他还多次对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讲:“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9](P313)他在介绍中国的经验和教训时,反复提到生产力标准。他说,总起来说,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13—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这些谈话表明,邓小平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来思考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如何理解和处理阶级革命、社会改革、生产力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历史观要回答的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1980年初,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发展动力时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0](P311)与此同时,他多次讲过,相对于阶级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关于“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的论述,他提出的三种革命的相互关系以及革命和物质利益的相互关系,都涉及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是他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
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它从反面证实了邓小平关于长期以来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论断的深刻性。与此同时,也为我们加深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契机。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问题出在哪里?
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胡绳在详尽地考察了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和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以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关于革命胜利后要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适度发展的论述后,突出地阐明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继承原理”的重要性。这一原理昭示人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想一蹴而就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在农业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工业化正在起步的阶段,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拔高,甚至搞“趁穷过渡”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办不到的。在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根据生产力继承原理,落后国家必须取得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才能最终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由此可见,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既要防止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倾向,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又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防止走向资本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要思想武器仍是历史唯物主义。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就普遍价值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价值论领域。讨论中提出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关系问题,鲜明地揭示出这场争论的实质,值得我们从近代社会史的角度来把握它的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天崩地裂、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救亡图存、振兴发展成为近代史的主题,思想文化界多次进行的论争都是围绕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因而都是关于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论争。围绕古今中西关系问题,在文化和价值领域三种价值理性(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西学东渐以来形成的启蒙理性以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理性)展开了博弈。这些论争反映在哲学上,就是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处理。在本体论或存在论层面,一般和个别是不可分离的,一般或共性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的形态之中。事物及其矛盾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既是个体也是类,这是辩证法的精髓。冯友兰和张岱年均认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争论的基本问题。它衍化并表现在一系列问题上,如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的关系等方面。普遍与特殊的相互联结本来是科学的理论与合理的实践的内在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哲学流派却往往各持己见,有的坚持普遍主义,有的坚持特殊主义,只有唯物史观才坚持具体的普遍,即把普遍与特殊结合起来。普遍主义者(如全盘西化派、党内的教条主义)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割裂开来,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忽略其特殊性,把具体的理论和命题变为抽象的理论和命题。特殊主义者只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否认其普遍性,用“中国特殊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都割裂了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面对中国问题都开错了药方。
近代以来,特殊主义始终没有较大的市场,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普遍主义。为普遍主义作出哲学论证的是冯友兰先生,他把真际和实际、理和事—14—区分开来,用三个判断来表达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即理在事上、理在事外、理在事先。在冯友兰那里,理和事是分离的,事是个别的、在时空的、有生有灭的;理是普遍的、超时空的、永恒存在的。冯友兰所理解的理是一种先验的、抽象的、绝对的普遍。在晚年,冯友兰承认自己之所以提出理在事外的观点,其原因是把认识论问题本体论化了。在后来的著述中,他在理与事的关系上由理在事外回到理在事中,由别共殊回到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由主张抽象的普遍回到具体的普遍,还强调了王夫之的要因事求理、不能以理限事的观点。冯友兰关于历史观和本体论关系的论述,对于理解他何以提出理在事外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帮助。他说,历史唯物论帮助我解决了中西文化问题,“自1933年起,我一直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是正确的,不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我一直相信我可以在历史研究方面持唯物论,而在本体论方面不必持唯物论”。[11](P311)这些话表明,除了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外,未能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也是普遍主义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参考文献】
[1][2][3] 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4] 《胡绳全书》,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7][8] 《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9][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lt;,SPAN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2.0pt">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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