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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辰: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7-17 点击: 1277 次 我要收藏

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 Connor)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一书中,把“自然”和“文化”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构,形成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将他的理论引入到生态政治哲学领域,形成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深入研究和剖析奥康纳的理论运思过程和理论得失,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是建立在他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缺失的指认上。在这个问题上,奥康纳一方面反对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至少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这不仅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认识到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而且也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另一方面,奥康纳也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缺乏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被置于边缘的地位”。(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7页。) 这就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必须将自己理论的内涵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上。在上述指认的基础上,奥康纳进一步具体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缺失。
奥康纳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用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性中的变化与转型的一种方法”。(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51页。) 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看做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双向过程。但问题在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从技术关系的维度来规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而把生产关系完全看做是由现有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所决定的,这样就必然会导致“技术决定论”的理论倾向。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其一是看不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主观性维度,它们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它们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其二是看不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具有客观性维度,同时又具有主观性维度,既是社会的,又是自然的。因此可以说,“文化”和“自然”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是缺失的,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立足于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研究,而且要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7页。) 奥康纳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类生产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研究。
首先,奥康纳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他指出,由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文化”看做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把“文化”看做是与社会经济基础交织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可能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而仅仅只能从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技术水平等要素来规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必然是不完整的。在奥康纳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受技术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受文化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影响。可以说,“所有类型的文化实践对劳动关系以及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其他社会关系都起干预作用。再进一步,政治与文化的实践活动不仅从上面,而且也从下面输入到工作场所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劳动关系既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文化的斗争的内容,也是其生成的语境”。(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70页。) 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以及阶级的力量等多重因素所决定的。只有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才能既避免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同时也才能够理解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形成的不同生产力以及人们之间的不同协作模式,如美国的个人资本主义体制、欧洲的阶级合作主义体制和日本的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
其次,奥康纳具体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奥康纳指出,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于生态时代之前,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中,“自然界(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虽不能说完全被忽略了,但也的确被相对地轻视了”。(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73页。) 但实际上,自然生态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之中,而且也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虽然具体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但是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化学、生物和物理过程却是独立于人类系统而自主运行的,它们以其内在的属性和规律影响着人类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力的发展。例如,采矿业、农业、渔业等领域的发展直接受制于自然生态条件;建筑和交通业的发展直接受制于空间资源。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自然生态系统会直接影响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例如,英国之所以没有经历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既同其占主导性的个人主义文化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其拥有发达的内陆和沿海输水系统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商机会相关;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商业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很早就发展起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决定了人们不能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单地建立在技术关系的基础上,而必须将二者建立在生态联系的基础上。
最后,奥康纳论述了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介的“社会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奥康纳指出,社会劳动、文化和自然之间存在着辩证联系。从社会劳动与文化的关系看,社会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是一种文化实践,因为社会劳动总是建立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上的,同时社会劳动的形式又决定了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决定和相互控制的关系。从社会劳动同自然的关系看,社会劳动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的,自然的客观规定性制约着人类的社会劳动过程,同时社会劳动又通过对自然过程的调节和改造,不断创造出“第二自然”或自然界的新形式和新关系。奥康纳由此强调,文化和自然因素在社会劳动中是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的,它们是社会劳动中不可分割的两种规定性,也正是由于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在社会劳动中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使社会劳动呈现出复杂化和不确定的特点。由于人们对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选择是以社会劳动中协作的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结合的形式为前提的,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为人们选择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提供了可能。
奥康纳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生态关系,克服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决定论的理论倾向,并为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批判向度引向资本主义制度所引发的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他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奥康纳指出,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视角和理论侧重点方面的不同,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更注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导致的资本的生产过剩而形成的经济危机,从而探寻社会主义的可能实现途径。与此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更加注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资本的生产不足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理论的重点转换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上。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的揭露入手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种矛盾和危机。第一重矛盾是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之中,即资本主义是以追求无限增长为经济发展目标的自我扩张系统,但是自然界无法进行自我扩张,其发展的周期和节奏也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由此必然的结局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各要素成本的提高,从而导致生产不足的危机。奥康纳着重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和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作用这两个方面揭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
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来看,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再生产必然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其来源就是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和进行技术革新。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积累就是建立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以及把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成本不断下降的基础上。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自我扩张具有无限性的特点,这样所带来的必然结局是:如果经济不断增长,那么对原料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原料在商品的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大,资本就会加大对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和积累的增加,以及利润率的下降。反之,如果资本通过更有效地使用原材料进行生产,那么就会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从而使成本下降和平均利润率上升。由于原材料价格相对便宜,会带来对资源需求的扩大和积累的增加,并导致资源的快速消耗。奥康纳通过以上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结局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高的耗费和对自然界越来越严重的污染。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原料价格下降会导致积累率、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程度增加;原料价格昂贵也同样会导致资本的高积累率,以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经济危机的过程,同时也必然导致生态危机。“从总体上说,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注重效率以及成本削减(如剥削率的增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是与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榨的增强、成本外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联系在一起的”。(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293页。) 而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由于增加资本的成本和环境运动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功能来看,生态危机的发生也具有必然性。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相互联系的功能,其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它能提高对劳动的剥削和利润率,降低提取原材料和燃料的成本,提高原材料和燃料的使用效率,开发新的消费品,从而提高利润率,促进资本主义的积累。其社会和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操纵和控制来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对工人的压榨。之所以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必然会带来生态危机,是因为大自然虽然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前提,但它并不是资本的目的,相反利润才是资本的目的。在利润的驱动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是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它不过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手段。技术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会破坏资本的生产条件,使资本主义呈现出自我毁灭的趋势。技术“对于自然的破坏性后果间接地拉动了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产生了经济危机——更不用说它们还在生产和财产关系上造成社会的和政治的对立。因为破坏了自己的生产条件,资本有自毁根基的倾向”。(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331页。)
通过以上分析,奥康纳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的两重矛盾决定了在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必然会带来以需求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这是由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存的需要所决定的。在利润的驱动下,资本必然会不断进行扩张,经济增长则是其实现利润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就依赖于利润率的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却对资本获得利润的能力构成了威胁,因为资本是通过进一步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由此产生的后果却是生产过程中的工人的消费能力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商品却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样市场需求的减少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使资本无法持续运行下去。对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奥康纳认为它必然会带来以成本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成本危机产生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个别资本为了维护其利润,忽视或破坏其赖以生存的外部物质条件,同时以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又进一步增强了资本获得利润的能力,因此,所谓“增长的极限”并不“首先表现为劳动力、原材料、清洁水源和空气、城市空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绝对性短缺,而会表现为高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空间”。(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389页。)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各种激进的绿色思潮和环境运动,如何将这些激进的绿色思潮和环境运动纳入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是奥康纳着力要解决的问题。“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成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19页。)另一方面,奥康纳强调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分析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产生偏差和造成生态问题的原因,将社会主义与绿色激进思潮和生态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他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他理论的目的和归宿。

为了说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奥康纳首先分析了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奥康纳强调,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那么从理论逻辑上讲,传统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导向“生产性正义”,但现实社会主义却走向了追求“分配正义”,它使社会主义转向了致力于改革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这种背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它依然不能正确地处理生态问题,致使其发展过程中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是,奥康纳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形成有其特殊原因,而并非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造成的。因此,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
奥康纳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形成的原因。首先,由于社会主义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而且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了赶超型发展战略,追求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社会主义国家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赶超西方国家的发展目标的手段是通过迅速的工业化来实现的,工业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的运用必然会带来生态问题。最后,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同样受资本和市场规律的制约,由此也会带来生态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问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生产的目的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利润。社会主义追求经济增长更多地是由赶超西方国家这一政治决策所决定的。其次从生产运行方式来看,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中央计划经济,中央计划经济将充分就业和工作保障作为一项基本任务,从而既消除了企业之间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而展开的斗争,也削弱了企业通过外化成本和污染环境的动机,减少了环境污染。再次,从实现生产目的的手段和消费方式来看,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往往通过广告、包装以及产品的升级换代等手段促进商品的销售,其结果是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则较少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消费方式是采取集体消费,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消费所耗费的自然资源和所产生的污染比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和消费要少得多。最后从社会产品的分配来看,社会主义社会遵循平等原则,而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上不仅导致贫富分化,而且还迫使贫困大众不得不以破坏环境的方式维系其生存。通过以上分析,奥康纳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地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418页。) 社会主义和生态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冲突,那么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为什么尚未结成联盟呢?奥康纳从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两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从生态运动的维度来看,它之所以反对传统社会主义,是因为在它看来,社会主义将自身看做是继续完成资本主义的许诺的一场运动。其结果是,一方面社会主义把追求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社会政治任务,从而放弃了对生产性正义的追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把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任务看做是实现资本主义所无力达到的物质富足的许诺,从而带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追求无限制增长的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奥康纳强调,传统的社会主义必须实现如下三个方面的变革,才能够与生态运动相结合。其一是在实践中必须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将社会主义从分配正义性迷恋转向对生产正义性的追求,强化对资本主义的定性批判;其二是在理论和政治上必须对资本主义国家展开批判,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民主化;其三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新定义生产主义,避免由于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种重新定义的生产主义的内容是,“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达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平,如采用更为有效的原材料再使用、循环利用等等方法;减少能源使用并在改良了的绿色城市内使用大众交通工具来上班;通过发展有机农业以阻止‘反复喷施杀虫剂’;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方法——尤其是劳动和土地的商品化”。(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425页。)
从社会主义的维度看,生态运动又被看做是反生产主义的禁欲主义。同时生态运动本身的主张阻碍了它走向激进的社会变革,使它无法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奥康纳指出,生态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所谓“全球性地思考”,就是指要思考你的所作所为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所谓“地方性地行动”,就是要求每一个地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源消耗对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上述口号和生态地区主义的做法可能会导致自我欺骗,因为它们没有看到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的集中的发展趋势,“地方”愈来愈成为全球性分工的碎片,“地方环境”已经成为全球化发展的牺牲品。同时,生态运动往往只注重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而忽视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生态运动希望通过“地方性行动”来解决环境问题,只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因此,必须对生态运动的主张作相应的变革。这些变革概括起来就是:生态运动不仅要“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而且也要“地方性地思考,全球性地行动”,最后达到“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奥康纳特别强调“全球性行动”的重要性,因为“全球性行动”的战略不仅是基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性”往往依附于“全球性”这一现实,仅仅停留于地方性层面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的,而且也是基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全球性行动”,其结果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运动只有具备“全球性行动”的战略思维,才能够使其行动不仅仅停留于反对某一特定企业或工业部门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危害,而是要反对那些导致生态问题的全球性机构,从而触及到全球资本的权力核心。
奥康纳指出,一旦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实现了上述变革,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不仅不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恰恰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对比之下,各种流行组织或运动则局限于社区、都市或村庄,仅凭它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地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对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破坏性的辩证关系,它们就更是无能为力了”。(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433~434页。) 一句话,只有走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那么,奥康纳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又是什么呢?
奥康纳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需要,从而将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这也就是说,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525~526页。) 奥康纳认为,生态社会主义这一主张是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正义性批判,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注点来看,它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生态剥削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所欠的生态债务,力图通过扬弃官僚化管理方式所产生的不平等而导致的自然的不平等,最终消除由于生态贫困所造成的饥饿,使社会主义走向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应当如何看待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西方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哪些不同的关注点,这是我们着力要解答的问题。

总的来看,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要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一方面反对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的做法,强调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潜在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视域;另一方面,奥康纳也肯定历史唯物主义中缺乏一种完整的自然理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突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8页。) 因此,自然界在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中应该占据什么位置,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其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在推进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构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奥康纳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之中,并且分别考察了文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自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文化、自然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强调不能仅仅立足于技术关系来考察社会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人类社会历史,主张应当通过社会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从而建立起人类社会与文化、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辩证联系,这不仅有利于克服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决定论的偏差,而且为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自然等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空间。第三,奥康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在于“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注:詹姆斯.奥康纳,2003,第59页。) 通过对这一方法论模式的探求,他在保留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劳动”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劳动、文化和自然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奥康纳运用这种历史观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延续和深化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这一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理论视域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异化的必然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从而使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生态政治哲学之间建立起了有机联系,为整合当代激进生态思潮,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前提。
如果我们比较奥康纳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特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首先是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较。虽然奥康纳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关注“自然”,都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以及自然本身的内在属性和客观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制约,但是,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偏执于从技术关系来理解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奥康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联系,既肯定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自主性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客观制约性,同时也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不仅仅是建立在技术关系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基础上。奥康纳由此不仅建立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联系,(注:关于此点,可参看何萍,2004,“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载于《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 而且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单一技术关系,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空间。其次是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卢卡奇开始,把“自然”看做是一个社会范畴,从而把自然融于历史之中,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奥康纳则既强调了自然本身的客观性、自主性以及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同时又强调了自然的文化维度、价值维度和历史维度,克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性。最后是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较。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法国的高兹、加拿大的刘易斯和本.阿格尔、美国的福斯特和奥康纳为主要代表人物。高兹和刘易斯的理论都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和科学技术批判,缺乏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理论探讨。本.阿格尔通过改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主张“今天的危机理论既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所称的利润率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注:本.阿格尔,1991,第414页。) 从而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是,本.阿格尔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批判为重点的,这和奥康纳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异化的批判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的根源正在于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自然维度的强调。如果说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经济和政治的视角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的话,美国另一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则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读,着力建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从而建构出一种分析生态问题的方法。(注:参阅Foster,JohnBellamy,2000.) 因此,与福斯特关注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理论建构不同,奥康纳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的社会生态政治实践。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同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构是紧密相连的。他一方面保留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论述及其建立在这一矛盾基础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反复强调不能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因此在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必须首先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给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注入新内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些新内容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就是详细考察生产力的自然维度和文化价值维度,改变了传统的唯物主义理论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归结为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单一关系,不仅建构起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生态联系,而且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结构愈加丰富和复杂。同时,由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系统考察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发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奥康纳以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为切入点,着力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以生产不足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及其在生态上的不可持续性。根据以上分析,奥康纳强调把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结合起来,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对于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奥康纳认为关键在于一方面复兴社会主义的理念,把现实社会主义从追求“分配性正义”转向追求“生产性正义”;另一方面则在于生态运动从追求地方性生态自治转向追求全球性行动,从而使生态运动真正转化成一场生态政治运动。奥康纳以上的理论运思既包含着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不具备的内容,也包含着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空间的开拓来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西方社会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以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建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视域拓展到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批判,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的异化和人的异化;(注:王雨辰,2004,第243~275页。) 而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视域拓展到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的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的生存环境的异化,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恰恰是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真正实现的。
其次,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同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更具有理论的深刻性。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这毕竟不是马克思理论思考的主题,因此马克思对此缺乏系统的论述和论证;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然”看做是一个社会范畴,因此他们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技术理性批判的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生态批判附属于其社会批判;(注:参见王雨辰,2004,“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载于《哲学研究》,第2期。) 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高兹、刘易斯和本.阿格尔或者拘泥于科学技术理性的异化,或者拘泥于消费异化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理论底蕴,而这恰恰是奥康纳理论的特质。
最后,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不仅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结合的必要性,而且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在于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实现生产性正义。但是,他并没有揭示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以及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社会运行机制,他还停留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定性的考察上,而这又恰恰是高兹、本.阿格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特点。这既说明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停留在探索阶段,有待深化和发展,同时也说明在当代西方社会,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生态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使生态运动真正走向激进的生态政治运动,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难题。但无论如何,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我们扩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贵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2003,《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本.阿格尔著,慎之等译,1991,《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戴维.佩珀著,刘颖译,2005,《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
[4]陈嘉明主编,2005,《实在、心灵与信念:当代美国哲学概论》,第7章,人民出版社。
[5]王雨辰,2004,《哲学与文化价值批判:解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湖北人民出版社。
[6]Foster, John B. , 2000, Marx' 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7]O' Connor, James, 1998, Natural Causes, New York and London.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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