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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忠桥:转向英美,超越哲学,关注“正统”——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点意见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7-17 点击: 1697 次 我要收藏

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① 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就这一点而言,我国当前的研究是不尽人意的。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② 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至今仍滞留在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③ 上;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而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仍局限于哲学领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仍对其视而不见。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很难继续向前发展。本文将针对这三个问题提三点意见,并对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作些初步的分析。

翻阅一下相关文献就不难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国家,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④ 此后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了安德森的断言。
与上述变化相应,自20世纪70年代起,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英美先后涌现了众多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理论和学者,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⑤ 和像G.A.科亨、约翰.罗默、埃里克.欧林.赖特、罗伯特.布伦纳、戴维.施威卡特、伯特尔.奥尔曼、阿利森.贾格尔、戴维.哈维、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一大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且还表现在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如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道路、全球化的实质和趋势、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和作用、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制度、妇女解放、美国的霸权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等问题的研究上,英美的马克思主义都明显处于领先和主导的地位。以最近的情况为例,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尤其是对外军事干涉的增多,进入21世纪以来,“帝国”或“帝国主义”成为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和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可以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从对理论和现实的影响来看,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上述变化不仅是地域的或主导地位的变化,而且更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了第二个阶段。对于这种阶段性的变化,很多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例如,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诺埃尔.卡斯瑞最近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到尽头同时发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是在冷战时期锻造的,这使它很容易成为战后长时期繁荣期间马克思主义最具创造性的主体。但它的代表人物在1973年福特—凯恩斯时代止步以后就几乎再没有什么重要作品。”⑥ 在我看来,最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之间阶段性差异的是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研究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它的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正是历史背景和研究主题的不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既然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那要及时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就应把它作为我们研究的重心。然而,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以2006年夏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为例,“论坛”共收到近40篇论文,其中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一代表人物的有30多篇,而涉及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一篇。⑦ 当然,近些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转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关注的只是个别流派或学者。⑧ 因而可以这样讲,作为一个整体的、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阶段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至今还没有进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
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⑨,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在此后一段时间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上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可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至今仍滞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上,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不是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和使用的,而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引进的。仔细查阅一下相关文献就不难发现,尽管这一概念在西方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用法,但无论在他们的哪种用法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都是用来指称一种植根于西欧大陆并与东欧(主要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⑩ 最早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入我国的是徐崇温。在其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他用这一概念来指称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赖希、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萨特、梅劳—庞蒂、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阿尔都塞、马勒、高兹等人的有关理论。(11) 他此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使用虽然与西方学者存在重大差异(12),但还没有把当时已经出现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在内。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徐崇温开始把属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纳入他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13) 由于当时徐崇温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和人们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他的这种作法后来被我国一些学者所接受。(14) 这样一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就不再用来仅指称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用来指称包括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用法的逻辑矛盾我在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指出(15),这里我仅强调,就我们当前所谈的问题而言,这种用法实际上是把代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强行塞进代表第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使前者成了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人为地抹杀了前者代表着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至关重要的特征。这无疑是导致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仍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在主题上存在重大差异,而且在研究领域上也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后者主要限于哲学领域,前者则突破了哲学的局限,扩展到哲学以外的诸多领域。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成果大多是以哲学论著形式出现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德拉—沃尔佩的《卢梭与马克思》、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直接涉及的都是哲学问题。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的成果不仅涉及哲学,如科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奥尔曼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论述,而且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如罗默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施威卡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赖特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布伦纳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贾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理论、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等等。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仅涉及哲学,而且还涉及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诸多领域。那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主要局限于哲学呢?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几乎没人关注。然而,西方学者却很重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在他们的种种见解中,佩里.安德森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局限于哲学与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党在20年代后期既是资本的不妥协的反对者,又属于斯大林体系,后者不允许对重大的政治事件进行认真的讨论或持有异议,预先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卢卡奇、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继续是各自党的一名正式成员,与此同时尽其所能发展了一种与官方的教义大为不同的论述,用密码式的语言与官方教义相对立。另一些人如萨特,试图从党外的立场对这些党的实践加以理论化。还有另外一些人如战后德国的阿多尔诺,避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直接的关系。”(16) 说得再明确一点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要投身于无产阶级的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就必须与所在国的共产党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是他们所在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是从属或追随俄国(苏联)共产党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持有与俄国(苏联)共产党不同的意见;由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属或追随俄国(苏联)共产党,因而不允许与后者不同的意见的存在,这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往往只能用艰深晦涩的哲学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不同政治见解,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限于哲学领域。上述原因反过来又部分地解释了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超越哲学领域。我们知道,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与所在国的共产党关系疏远,而且大多是知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根本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遇到的那种政治限制,因而,他们的研究也就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哲学以外的诸多领域。
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已大大超出哲学领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要全面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就应把其超出哲学领域的理论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然而,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几乎仍只限于哲学,很少涉及哲学之外的其他领域。以近几年出版的两部颇有分量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即俞吾金、陈学明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张一兵、胡大平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为例,前者涉及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者涉及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多次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但都是把这一概念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来使用的。如果再检索一下我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著(17),那就会更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是限于哲学领域。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可说明这一问题,这就是当前在我国高校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员几乎都是哲学教师,相关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都设在哲学院(系)。(18)
为什么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还局限于哲学领域?这也与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有关。前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入我国后最初是用来指称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由于这些流派和理论的研究领域主要限于哲学,因而主要限于哲学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后来随着徐崇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外延的扩大,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也被我国一些学者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从逻辑上讲,一个概念的外延变了,那它的内涵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说来,如将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那就不能再把主要限于哲学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已大大超出哲学领域。然而,徐崇温等学者在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时却不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做相应的修改,从而把主要限于哲学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延伸到了已大大超出哲学领域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造成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还局限于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众多派别,其代表人物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通常持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如何划分不同派别的问题上,不同学者往往因研究目的不同而持有不同的见解。就我们当前涉及的问题而言,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诺埃尔.卡斯瑞的看法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简单说来,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主要的阵营:正统的、分析的和后阿尔都塞主义的。哈维是第一阵营的杰出代表……。”(19) 他的这种划分我们不一定同意,但他的看法表明了一个事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英语国家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含义是什么?它包括哪些人的理论?对此,卡斯瑞本人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不过,在谈到哈维著作的特征时,他引用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理查德.沃克的一段话:“忠实于马克思的原初精神和原著……是对马克思未完成的计划的明智而审慎的重述和扩展。”(20) 如果考虑到卡斯瑞把戴维.哈维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那么可以认为,他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坚持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发去研究各种现实问题的理论。由此说来,英美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哈维、奥尔曼、贾格尔、布伦纳、詹姆逊、伊格尔顿,都可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我认为,就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关系而言,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中确实存在卡斯瑞所说的坚持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发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应,也存在其他或多或少背离或修正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种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英美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的历史来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构成了英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马克思主义最先出现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排斥马克思的辩证法;而以肖恩.塞耶斯、曼德尔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排斥辩证法必将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歪曲和篡改”。(21) 接着出现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英美马克思主义中的又一重要流派,其代表人物戴维.米勒和罗默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却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其代表人物奥尔曼、蒂克庭强调只有消灭市场才能走向社会主义。(22)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于英美的一种颇具影响的思潮,其特征是彻底抛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力图用后现代主义来说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而以哈维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23) 进入21世纪以来,《帝国》一书的作者哈特和奈格里对冷战后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不断增多提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释;而《新帝国主义》的作者哈维则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出发对其做出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无可置疑,而且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在他们有关英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种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往往都是相提并论的。(24)
如果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要准确地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就应把它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然而,当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无视它们的存在。再以前边提到的两部颇有分量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为例,就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俞吾金、陈学明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只涉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张一兵、胡大平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则仅涉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两本书中则几乎都不涉及。(25) 当然,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哈维、詹姆逊等人的理论,但都不是把他们作为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来研究的。(26)
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至今尚无一席之地?我认为,这还与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有关。前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最早用来指称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由于这些流派和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反对俄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而后者通常也被人们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而“非正统”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后来,徐崇温等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扩大了,即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和理论也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但却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做相应的修改,因而“非正统”作为一个特征也被延伸到了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中指的是坚持“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发”,而不是“从俄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然而,徐崇温等学者在将“非正统”延伸到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时就没有提及这一问题,这样一来,英美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因其“正统”而被排除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外了。
总之,转向英美、超越哲学、关注正统是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纠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当使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一。
【注释】
①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②我用这一概念指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英国和美国为主的英语国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
③我国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存在重大分歧。我这里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指称的是那些植根于西欧大陆并与东欧(主要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关于我的这种用法的依据以及这种用法与国内其他学者用法的不同,参见段忠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④[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⑤关于这些流派或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参见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⑥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4 Issue 4,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and VSP, 2006, p49.
⑦见第二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编:《反思与展望: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⑧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⑨据我所知,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徐崇温1978年在《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⑩参见段忠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1)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参见段忠桥:《真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吗?——质疑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载《现代哲学》2004年第1期。
(13)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4)例如,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参见段忠桥:《试析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矛盾》,载《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6)[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页。
(17)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参考文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例如,教育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就设在复旦大学哲学系。
(19)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4 Issue 4,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and VSP, 2006, p. 50.
(20)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4 Issue 4,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and VSP, 2006, p. 50.
(21)参见[加]罗伯特.韦尔、凯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107页。
(22)参见《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23)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麦克米兰2007年版,第412-415页。
(24)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麦克米兰2007年版,第386-397、405-415页。
(25)虽然俞吾金、陈学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的“后马克思主义”一章中谈到詹姆逊的理论,但由于把他的理论置于“后马克思主义”标题之下并与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并列在一起,因而也就排除了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张一兵、胡大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的“附录二”中简略谈到哈维、伊格尔顿,但是把他们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谈的。
(26)参见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阎嘉:《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兼评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理论》,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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