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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林:近十年来《共产党宣言》研究述评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7-17 点击: 1111 次 我要收藏

近十年来,《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共产党宣言》出版和传播的研究,对其文本的解读、意义的阐释,以及对《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成果的关系的论述等方面。但有关这个课题的研究始终是一个博大精深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经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深深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历史的进程。因此,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下面笔者就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评论,并尝试着提出尚需继续探索的新方向。
一 关于《共产党宣言》出版和传播的研究
1.关于《共产党宣言》出版时间的考证
高放教授通过长期的跟踪考证,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论述了《共产党宣言》出版的精确日期。他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说法谈起,认为只凭他们本人的著述,无法解决《宣言》的确切出版日期问题,只有通过知情人的记叙和有关证实资料,才能弄清真相;接着,他列举了大量知情人的相关论述,指出:《宣言》是2月24日印刷装订完毕,正式出版,25日开始面世售出。依此确定2月24日为《宣言》出版日;最后,高放教授对《宣言》出版时间的另外几种说法(如刘师培的2月下旬说、朱执信的2月10日说、苏联的2月27日说,等等),进行了驳斥。[1](p31~34)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麦泽尔从印刷史的角度,考证了《宣言》的出版时间。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的编辑经过鉴定认为,23页的小册子是第一次印刷,版权页上写有“由J.E.布格哈德在‘工人教育协会’所在地伦敦主教路利物浦街46号印刷”。印有同样内容的30页小册子极有可能是再版。文章对版权页上的所有内容进行了严格的考证,确认工人教育协会曾经购买过活字,排印过《共产主义杂志》,而《宣言》与前者所使用的铅字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一定是在正规印刷厂印制的。文章引用了两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供述,认为《宣言》就是在1848年革命前的《德意志伦敦报》印刷所开始印刷的,当伦敦教育协会成员拿到《宣言》的同时,也听到巴黎二月革命开始的消息,即2月23日(应为2月24日,作者注)。[2](p37~41)这就印证了高放教授的观点。
2.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是关于《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蓝本问题。以往学术界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以日文版为蓝本,也参照了英文版。但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日本专门从事中共创立史研究的专家石川祯浩基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认为,1920年日本书店没有《共产党宣言》,但在1904年11月13日的《平民新闻》上,就刊载了堺利彦和幸德传次郎(秋水)翻译的《宣言》,可惜被禁止发行。1906年3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再次登载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宣言》,这次翻译弥补了上次被删去第3章的不足。但发行受限制,1910年后,《宣言》更是不允许发行。加上对陈译本译语的综合分析,石川祯浩指出,陈译本基本上是依据日文蓝本进行翻译的,很难找到参照了陈独秀提供的英文版的痕迹。他所依据的原文,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所刊载的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只是在译语的采用上,没有固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译语,而是对一些词句作了修改,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语言。[3](p14-17)观泉赞同石川君的说法,并引用了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沈玄庐所写的一篇启示予以说明。[4](p71)
其次是关于《共产党宣言》中译版本的考证问题。杨金海、胡永钦撰文指出,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出版,到1949年该书有6个完整的中文版本陆续问世。分别是1920年8月的陈望道译本;1930年的华岗译本,该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首次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并加上了1872年、1883年和1890年的三个德文版序言;1938年8月的成仿吾、徐冰译本(简称成徐译本),这是由中共公开组织翻译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版本是首次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新本子,语言接近现代汉语,并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幅照片;1944年9月的陈瘦石译本,这是第一次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其目的只是将它作为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参考资料;1943年的博古译本,这是建国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1948年的莫斯科译本,该版本的内容包括《宣言》正文和七篇序言,还包括编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修改和补充《宣言》观点的说明,是当时内容最全、翻译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5](p43~46)张贻贝在《我收藏的(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对解放后的版本进行了说明,包括1949年9月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8月和1964年9月中央编译局校译和校订的版本、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仿吾版和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版。[6](p76~78)但张没有提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宣言》1997年版,可能是因为印数太多,收藏价值不大,故没有收藏,也就无从体现。孙玉祥对此进行了补充,他指出,1949后,《共产党宣言》(主要指单行本)除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外,曾经有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月版、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商务印书馆1975年、1979年版等版本。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现行的兰皮红字的《宣言》单行本,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宣言》“纪念版”——精装本。[7](p50~51)
近十年来,关于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考证比较多,如《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8]、《〈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惊现上虞市档案馆》[9](p7)、《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10](p11~12)、《初译版〈共产党宣言〉的传奇经历》[11](p77~78)、《〈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是怎样诞生的》[12](p2~4)、《〈共产党宣言〉广饶传世记》[13](p60~61)等等,就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过程、版式设计、出版、保存和流传情况做了详细介绍。黄霞就《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鉴定问题进行了说明,文章指出,1975年1月,陈望道应邀到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参观,在其中一本当时被认为是《宣言》的最早版本上签名题字。稍后,他又翻阅了几种《宣言》的早期本子,指着其中红印马克思肖像的本子说,这才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个单行本。通过陈望道的鉴定,帮助我们解决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版本辨认及考定问题。[14](p34~35)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陈译本《共产党宣言》不是我国第一部全译本。金建陵认为,民鸣译本才是《宣言》的第一部全译本。文章指出,《天义报》15卷有按语云;“《宣言》全文,亦由民鸣君译出,另于下册增刊号载之。”这一期还刊登“重要广告”,把《共产党宣言》作为新近翻译的重要书刊推荐。但作者查阅了《天义报》第16至19卷的合订本,只发现了《宣言》的第一部分译文。可能是由于篇幅较长,本打算分几次刊完,而后又因故停刊未能刊载完毕。但作者还是认为民鸣翻译的《宣言》中文全译本是存在的,只是尚未寻见,其历史地位暂不能完全确立。[15](p27~28)
还有学者从印刷史的角度,探讨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个独特版本——雕刻版。巩曰国指出:雕版印刷的《共产党宣言》是我国雕刻印刷史上的一个特例。该版本刊刻于1973年,是当时上海书画社依照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6版、1972年12月上海第10次印刷铅印本刻印的。其主要特点在于:第一是版式特殊;第二是字体特殊;第三是内容特殊;第四是时代特殊。总之,以新的版式、新的字体,刻印《共产党宣言》这样的西方政治著作,的确是雕版印刷史上的特例。[16](p97)
最后是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张红兰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指出《宣言》的片段文字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899年。此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国内介绍《宣言》的思想。[17](p41~42)王列平系统梳理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传播;二是五四运动推动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三是《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正式出版。[18](p33~36)
3.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张光明等对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做了认真的统计分析,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创制《共产党宣言》以来,《宣言》各种文字版本的出版总数要远远大于由作者审阅并作序的版本。如德文的另外7个版本、马克思二女儿翻译的法文版、英美出现的几种英译本。此外还有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罗马尼亚文、保加利亚文、瑞典文、荷兰文、挪威文等译本。其中俄译本是最多的。到恩格斯逝世,《宣言》的版本覆盖了18种文字,版次约有130个(含手抄本)。[19](p38~40)
李锁贵撰文对《共产党宣言》在美国的早期传播进行了介绍。文章认为,在美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发表在纽约出版的周刊《工人共和国报》1851年10月、11月号上。1871年12月30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刊发了由麦克法林翻译的《宣言》的整个英文译文。19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了对《宣言》感兴趣的新一轮浪潮,于1883年出版了《宣言》德文原文版小册子。1890年又出版了小册子,并定期重印《宣言》。1930年国际出版社第一次刊行《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此外,还有其他语言的译本,如捷克文版、犹太文版、匈牙利文版和南斯拉夫文版。[20(p51)]。范立君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在意大利和日本的传播情况。文章指出,最初意大利文版的《宣言》是在1889年出版的;第二部意大利文版出版于1891年;第三部意大利文版发表于1892年;1902年出版了《宣言》的新译本,直到二战结束,这一版本都是意大利的最新版本。法西斯统治时期,《共产党宣言》被禁止出版,直至法西斯崩溃,1943年发行了3个版本,1944年又发行了8个版本。1945年二战结束,又发行了9个版本,一直到1948年为了纪念《宣言》100周年《伟业》的发行。《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传播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堺利彦和幸德传次郎(秋水)对《共产党宣言》的首次全译;二是河上肇和栉田民藏对《宣言》的抄译和翻译;三是商业出版社的兴起和里查纳夫评注版的翻译和普及。[21](p32~35)
4.关于《共产党宣言》广泛传播的原因
李军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如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22](p31~36)聂锦芳从另外一个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个问题。聂文从《宣言》创作史的角度论述了其广泛传播的原因:尽管《宣言》是一部“委托”之作,且成文时间非常仓促,从定稿的结构来看,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宣言》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序列中,篇幅短小,语言通俗,又是具体政治组织纲领,故更容易被普通民众特别是劳动者所接受。同时,当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政治家成为主角的时候,他们的评价更形成了单纯的学者和理论家难以起到的影响力。最后,当大规模的出版、宣传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的时候,在普通民众的印象和理解中,《宣言》的思想就同马克思主义划上等号了。[23](p5~10)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聂文的观点,认为判断一部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否是“经典”,不能单纯从“文本学”角度着眼,而是要结合它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看它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24](p5~10)这就从另外一个层面阐释了《宣言》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
二 关于《共产党宣言》翻译和文本的研究
1.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名称、背景和基本思想
董仲其对《共产党宣言》的名称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宣言》之所以称《共产党宣言》或《共产主义宣言》,绝不是偶然的,有着必然性。它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必然结合。《宣言》的名称问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到当时正义者同盟的条件。在《宣言》出版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名称仍然继续关注。[25](p96~101)
闫月梅编译了国外学者对《宣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指出《宣言》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是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结果;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革命理论活动的结晶;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实践的产物。《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1844年特别是1845~1846年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哲学基础的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科学学说的中心思想。[26](p79~87)赵汇对《宣言》的写作背景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宣言》的问世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阶级根源。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激化,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而统一的工人运动需要行动纲领。[27](p19~26)
李延明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仍“完全正确”的范围。[28]王邦佐在谈到《共产党宣言》的政治魅力时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系统表述,并且蕴涵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思想。这部著作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29](p23~25)
2.关于《共产党宣言》部分关键词、句的译文选择
李桐对《宣言》中“Aufhebung”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汉译本《宣言》中,将“Aufhebung”翻译成“消灭”是一种误译,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相违背的。因为在语义上,Aufhebung根本不含“消灭”的意义,只有“废除”及有关含义;在逻辑上,“扬弃”和“消灭”是不同层次、不同思维方式的范畴。因此,作者建议恢复Aufhebung的原意,据不同上下文,改译为“扬弃”或“废除”。[30](p20~23)高放支持李桐的观点,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宣言》的中译本有13种之多,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译法也有多种,如“废止私有财产”、“废除私有财产”等等。可见“消灭私有制”曾经有过“废止”、“废除”的不同译法,至于后面一律译为“消灭”是受俄文译本的影响。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多次使用“扬弃”一词,所以作者认为,“消灭私有制”应当改为“扬弃私有制”。当然,并非《宣言》中凡是用“消灭”的都要改用“扬弃”,还要根据德文原文和中文的协调搭配采用不同的词。[31](p15~19)王振中不同意上述看法,他在《经济学动态》、《生产力研究》、《金融信息参考》等杂志上撰文指出:Aufhebung一词翻译是否准确,应联系《宣言》的上下文(无论是用德文还是用英文,这里只能是“废除”或“取消”的意思),还要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提法来考察。即使从哲学的角度讲,德文“扬弃”一词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含义,并且,“消灭私有制”和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没有矛盾。因此,“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正确的。[32](P5~6)
俞吾金对《宣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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