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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广松涉:物象化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像》解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7-17 点击: 1146 次 我要收藏

《历史唯物主义原像》一书是我组织翻译的广松涉著作系列的第五部。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对广松涉思想的译介可能会是一个不断延伸的工程,因为随着译介的进展,我愈来愈觉得广松涉的学术思想对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言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广松涉在上个世纪所走过的学术思想历程,与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着纵深推进的路径是十分相近的。
不久之前,几位日本当代学者著文对我做出批评,表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还这么执着于向中国学术界译介广松涉在上个世纪70年代写下的那些“已经过时”的东西(指《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而不是选择他们自己在晚近才出版的一些相关著作。(参见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我以为,他们未曾意识到,正是广松涉向我们彰显了一个更宏大的学术思想史上的逻辑空间尺度。作为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大家,广松涉的许多学术观念虽生成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中,但却因其直接构成了学术发展史中的特定思想环节和逻辑问题结点,从而可能永远不会过时。后来的所有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严肃学者,都必须直面广松涉曾经提出过的问题和已经达及的理论高度,否则即可能在逻辑上开倒车,抑或无意识地炒冷饭。
《历史唯物主义原像》是广松涉的一部重要学术论著,该书出版于1971年,面世之后即凭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无法取代的历史地位,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站点。我在此言其重要,亦是因为广松涉在此书中讨论的大量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问题,也恰是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的焦点。以下,我仅就其中的部分重要观点做一评介,以期引出更加深入的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原像》是一本讨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原初形态的研究论著。全书共三章:第一章是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说明,主要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生成;第二章从正面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本观点;第三章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我看来,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较具特色,因为广松涉在这两章中阐发的理论观念可以说是自成体系,形成了一个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独特解释模式,即:在哲学思考的客体向度中,从哲学人本学向社会存在论转变;在主体向度中,从异化论向物象化论转变。但在广松涉那里,他恰恰没有区分这两个不同的重要理论思考维度。与几乎同时期出现的阿尔都塞的准结构主义解读模式相比照来看,二者的思考路径有相近之处,但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广松涉提出的物象化理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新世界观中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全新的理论定位。所以,这也将是我在本文中论说的重点。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中,广松涉又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基础性概念进行了正面评论和研讨。下面先来看看广松涉在第一章中指认的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观念转变。
广松涉的第一个重要理论判断是:“马克思是从‘人’的问题到‘社会’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由此而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松涉,2008年,第4页)在上个世纪70年代,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史发展的断代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人本主义问题式与科学的问题式之间的断裂说也是一个从“人”到“社会”的转换。我将在后面再来说明二者的区别。广松涉认为,我们固然也可以将孟德斯鸠和卢梭视为“从人到社会”研究视轴的起始者,但如果要深入理解青年马克思身上发生的这一逻辑转换,就必须从黑格尔的人的概念着手。这是我们中国论者不大注意的方面,通常我们会从费尔巴哈那里寻求理解的钥匙。在广松涉看来,黑格尔的人实质上是一个伦理意义上的人。这个人并不是作为“激情”在场的个人,因为“个人的具体存在属于他与他人及世界一般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正是这个总和,形成了个人的现实性。”(黑格尔,第350页)这是广松涉专门引述的黑格尔《小逻辑》中的一段著名表述。很显然,这段话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6条中那个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是相对应的。在黑格尔的心中还有一个与个人相对的、作为应有意义上的大写的类人,即超拔于个人存在的普遍性的大写的人,而这个类人的本质则体现了普遍性理性的“民族精神”。遁于民族精神背后的,当然就是“黑格尔哲学整体的主体=实体的‘绝对精神’的原型,以及这种泛神论性质的神=绝对精神与宇宙万物的关系的原型,可以说就在于‘伦理’这种应有状态中的人的存在”。(广松涉,2008年,第7页)这个说法是新奇且言之有理的。
可是,广松涉又进一步指认说,后来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正是将黑格尔的这个“绝对精神”还原为“人的过程”;此处的“人”并“不是启蒙主义所理解的作为个人的人,而始终是早期黑格尔所理解的作为伦理的人”。这也是一种新说法。在他看来,施特劳斯正是通过重释黑格尔的“神人”概念而开辟了通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道路。这个观点有些暗合于后来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神观念的批判。费尔巴哈算是第一个将黑格尔唯心主义重新颠倒回来的人;只不过在伦理意义上存在的类人,已经不再是黑格尔的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了,它成了“人们通过现实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性”。广松涉认为,费尔巴哈其实已经是在主张“人的本质是共同社会的存在”(同上,第8页),而这种观点又恰好为青年马克思所接受。根据广松涉这里的分析逻辑,他实际上也是在指认,作为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点,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伦理的类人和共同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基于青年黑格尔左派的立场,在费尔巴哈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与英法社会主义的“构想”完全不同的“人的解放”的新口号:
青年马克思 —— 通过与英法启蒙主义、英法社会主义不同的逻辑 —— 是从“人”的问题到直面“社会”的问题。对在“人的本质是共同体”、“社会性”的思考中的马克思来说,要探究人就必须探究社会。为了具体地论证“人的解放”的现实性,探究人的本质=社会性也就成为课题。(同上,第10页)
似乎惟有如此,才可能离马克思后来的社会存在概念更近一些。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思路带着明显的目的论逻辑的色彩。
对广松涉的这段思想史分析,我其实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因为他的分析方法并非建立在对实际存在的第一手文献历史链的逐一精读的基础上,所以必然会跃过一些他自己认为不重要的内容,从而不可避免地在逻辑分析中出现一些裂缝或者缺环。譬如,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所扬弃的首先不是那个伦理意义上的类人,而恰恰是作为类人定在的激情化的个人,即与绝对观念相对的自我意识。在被广松涉略去的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之中,以能动的偏斜运动在场的原子即是这种青年德意志布尔乔亚的(个人)精神的体现。其次,广松涉在此依然袭承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说法,即青年马克思“一度为费尔巴哈所倾倒”,然后又超越了后者。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已经具体论说过这种判断过于简单,因为青年马克思并不是因为了解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而发生外因驱动的思想转变的,而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历史学研究(《克罗纳赫茨笔记》) (cf.MEGA 2,第4部分第2卷),发现所有制结构决定国家与法这样一个重要史实,从而认同了费尔巴哈,内在地实现上述转变的。可见,青年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改变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逻辑演进。对这一点,广松涉显然未得深解。第三,在广松涉的这次思想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第一次转变被大大地弱化了,即哲学逻辑中的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向哲学唯物主义的转变,政治立场上的从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革命者(共产主义)的转变,被弱化了。由此,我们就很难看到青年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广松涉与阿尔都塞算是同质的,后者是用粗线条的“意识形态”向“科学”的转变来断代的。

广松涉的第二个值得认真思考的理论观点,是他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经济哲学”的分析和讨论。以我的眼光来看,这可以算得上是自青年卢卡奇以后,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生成中经济学语境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了。与此相近的研究成果还包括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施米特的一些论著。从广松涉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青年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之间的内在关联了,尤其是对经济学研究在青年马克思哲学观念发展和变化中的基础性地位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首先,广松涉发现青年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话语参照的并不是李嘉图,而是斯密。有趣的是,“后期的马克思较之于斯密而更接近李嘉图的立场,但早期马克思并非不知道李嘉图,而是在《1844年手稿》时期就已经知道”。(广松涉,2008年,第11页)可是,早期马克思却钟情于斯密,这是为什么?广松涉给出的答案是一条深刻的理解线索,即“斯密的体系及黑格尔‘法哲学’的性质”。在他看来,这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斯密的经济学实为“广义的法学”,其中也内含了广义的伦理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是相通相联的。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可谓是斯密‘广义的法学体系’的德国版”,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黑格尔的思想“不过是在需求和劳动的体系及其逻辑这种哲学化的形式中的展开”。广松涉认为,黑格尔那个狭义的“市民社会论”正是直接缘起于斯密,而他的“法哲学”其实就是斯密那个广义的“法学”之“德国的定在形式”。(同上,第12页)广松涉此处的理解是十分深刻的。故而,除掉来自于青年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的外部“冲击”之外,马克思自己也已经在《巴黎笔记》中接触到了大量经济学文献。但在马克思此时内心中,“最有魅力”的依然还是斯密:
从马克思当前的目的来看,由于他不是关心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因此较之于作为经济学的被纯化的李嘉图的学说,反倒是斯密的学说更够格。虽然在材料上也能够从一系列的国民经济学书籍中收集现象的知识,而实际上这也正在着手做。但不管怎么说,斯密的《国富论》,作为黑格尔法哲学“原版”的斯密“法学体系”的这个“第二部”,正是这部著作,正是其中的讨论,对目前的马克思来说是最具魅力的。(同上,第12页)
对这一点,我和唐正东都注意到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想到广松涉提及的这种关联向度。可以说,广松涉此处的分析颇具启发性。与广松涉不同,我们认为,斯密经济学对马克思哲学观念的影响主要不是因为黑格尔的这种法哲学的中介和关联,更重要的是斯密经济学的非现代性大生产性质所导致的理论局限性。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当中。我以为,唐正东对斯密经济学的历史语境定位是更为深入的。(参见张一兵;唐正东)
其次,广松涉认为,《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极不成熟”。这是前苏东学界和国内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讳莫如深的问题。广松涉认为,《1844年手稿》中的经济学思想“与其说是马克思的思想,还不如说基本上是由各种经济学著作的引用而形成”;当然,这种引用也来自马克思特定理论问题式的座架。并且,“《1844年手稿》的‘经济学’与其称作‘经济学’,毋宁说是相当于黑格尔的体系中的狭义的‘市民社会论’性质的东西。”(广松涉,2008年,第13页)显然,这还是上述那个观点的逻辑推演。广松涉还认为,相对于这种不成熟的经济学思考而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尺度上去分析的话,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更为重要:
《1844年手稿》中的马克思,是通过作为类的存在的人,作为自我活动的主体的人的劳动的异化和自我获得这种图式,而达到基于庞大的历史哲学的远景。当时,Nationalkonomie即作为事实的国民经济,是对作为那个对象的学问的国民经济学来说构成中枢的“私有财产”,而根据异化论的逻辑对它加以“概念的把握”begreifen,则是其关键所在。(同上,第16页)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广松涉深刻地看到,在青年马克思撰写《1844年手稿》的时候,他是在将“‘世界史的整体’置于人的本质、人的自我活动的自我异化和自我获得这一逻辑中进行论说”,但是,这种异化逻辑并不能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这种立论结构中内含着“逻辑的自我破裂的必然性因素”。与那种简单地将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史观直接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相比,广松涉的判断无疑是深刻的。有意思的是,在当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理论倾向有所抬头。我认为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此外,从文献史的意义上分析,广松涉还指认了青年马克思《1844年手稿》思想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支援背景,例如,W.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一书和傅立叶的“商业论片断”对其产生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他明确指认了赫斯交往异化理论对马克思的影响,也说明了这种影响甚至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还曾零星在场。广松涉的说法为:马克思《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个文本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与赫斯的思想相重叠”。(同上,第21页)这些都是被前苏东学术界以意识形态话语有意无意地遮蔽起来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史线索。
以我的看法,如果就这一主题来看,广松涉的分析比阿尔都塞那个“意识形态”问题式的理论裁定要更加接近史实一些,总体而言算是基本正确,也十分深刻。可是,因为他没能更精细地去解读《巴黎笔记》的具体内容,特别是没有详尽地讨论《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交往异化理论;他只是遵循了拉宾的假设,将《穆勒笔记》置于《1844年手稿》之后,并简单地提及其中的观点,因此,他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复杂话语逻辑的分析终究还是缺了一点深层理论力度,没有发现“逻辑的自我破裂”中存在的双重话语逻辑,即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史观逻辑与从现实出发的客观历史逻辑的并存。(参见孙伯揆;张一兵)。这自然就给他后面讨论马克思的人本学思想向物象化话语的转换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第三个重要的理论思考点就是广松涉著名的物象化理论了。当然,此处他重点论说的是马克思思想中从异化论向物象化论转换的过程。
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广松涉始终处在理论自觉的清醒状态之中。他用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词,叫“自为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广松涉就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不同的解读模式。特别是在处理“早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的关系上,东西方的研究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观念对立:西方学者认为,“站在《1844年手稿》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立场。并且,其中一些人认为后期马克思是堕落与倒退,其他一些人主张《1844年手稿》的思想在本质上与后期是贯穿一致的”(广松涉,2008年,第20页)。相反,东方学者则判定《1844年手稿》是不成熟的,并强调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思想才是真正科学的。其实此处还暗含着这样一些问题,即: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是始终一贯的、完全连贯的东西,还是看作存在阶段性的飞跃?如果是后者,那么又是在什么时点、分为几个阶段的飞跃?这是不同理论问题式的分界点。进而,在上述关键问题之中,“将《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经典的异化论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及其历时的展开过程中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及如何进行评价”,则是一个更重要的理论焦点。我以为,以上定位当是十分准确的。
显然,广松涉赞成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确实存在重大转折的判断。他指出,我们固然可以承认在《1844年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甚至在《1844年手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都存在不少共同的基本命题,而在不同时期之间,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论题以及各种论点之间也都存在某种连续性,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问题研究的结构及构想的结构本身是否存在转换”这样一个更深的思考点。广松涉认为:
以1845年左右为界线,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地平,世界观的“结构的把握方法”,都有着飞跃的发展。但是,这不单是在马克思这一个思想家而具有的飞跃这种意义上,从思想史来看,在与先前的笛卡尔可谓开拓了近代哲学的地平作为类比的意义上,是具有作为开拓了新世界观地平的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可以说马克思不单真正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的框架,而且确实通过它超越了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世界观的地平本身,开拓了应该取而代之的真正的近代世界观的地平。(同上,第21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传统研究模式中,马克思思想变革的意义通常被锚定于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皇位”复归上,但广松涉的判断却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是超越了整个近代世界观的地平。这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指认。根据广松涉自己的界定,所谓的近代世界观,即是那种将主体客体分裂和对置起来的“二元论”认知构架。这是海德格尔的思考域。广松涉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从‘早期马克思’到‘后期马克思’的世界观的结构的飞跃,用‘从异化论的逻辑到物象化论的逻辑’这一观点作为象征性的表达”。
那么,什么是广松涉所说的物象化呢?他先对通常理解的物化(Verdinglichung)和物象化(Versachlichung)做了一个一般描述:
在人们谈到物化或物象化的场合,一般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1)人本身的物化。例如,人作为奴隶(商品)而被出卖,单是成为机械的附属品这样的状态。在这里,人不是作为“人格”,而是被看作在陷于与物同样的状态这种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变成了物的存在”。
(2)人的行动状态的物化。例如,火车站内的人流和满员的电车中的人们的状态等,在个人已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这种惰性态意义上的“人的行动变成了物的存在”。
(3)人的心身的力能的物化。雕刻或绘画等艺术作品,以及在通俗的劳动价值学说中所思考的商品的价值等。这里,本来是人的主体的力能的东西,可以说作为体外流出的成为物的定在的“主体的东西转化为物的东西”这种构想的物化得以表现出来。(广松涉,2008年,第21页)
请注意,此处讲的并不是人本学意义上的异化(Entfremdung)范畴,而是物化或对象化。广松涉分别讨论了人的物化、人的行为的物化,以及人的身心能力的物化。他认为,“后期马克思所说的‘物象化’,不再是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这种构想,而和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有关”。(同上)依广松涉的看法,“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的物化观,实际上还是近代世界观中那个二元分立的“主体-客体关系”的理解域,而马克思则是从根本上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他的物象化理论的实质是:“人的主体间性的对象性活动的某种总体联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物的性质这样的假象。”(同上,2002年,第70-71页)这是一个来自马克思的重要理论质性定位。在后来的《物象化论构图》一书中,他又进一步将其定位于“关系基始性”,并“立足于面向他们(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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