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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9-16 点击: 2345 次 我要收藏

按照列宁的看法,马克思学说是对近代欧洲思想中三条最重要的学术进路实行的一次成功综合,这就是德国先验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激进社会主义。在马克思这一宏大理论工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的新科学,它以对经济领域的实证分析取代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观念论建构,开辟了一种理解现代社会的全新理论境界,从而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创造了必要的学科条件;另一方面,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进行了初步揭示,朴素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结构,这就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准备了重要的思想前提;最后,马克思正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形成了更彻底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以更高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思维重建了政治哲学的先验界面。学界近年来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很多研究。本文拟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史课题,就马克思究竟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学到了什么,又以何种方式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等要点,做出一个简要的总体性说明。

 

一、从政治哲学到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近代政治哲学的诞生,而近代政治哲学是对古典政治哲学实行决裂和反叛的产物。近代政治哲学彻底修正了古典政治哲学对人性的理解,用人的权利取代德性和义务作为人性的新根基: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原来那些基于人性的欲望并非罪恶,而是一些合理的需要;启蒙运动的本质是通过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和传播把人天性中的自私转化为开明的自利,使之成为公民社会的稳固基础。至于近代政治哲学在理论上的关键步骤,则是先有霍布斯,后有洛克:霍布斯接受了古典哲学的自然法概念,但又彻底修改了自然法的内涵,把自然法变成每个人保护自己生命的自然律概念,以此确立起个人权利的至上性原则;洛克则更进一步将个人权利奠基在私有财产权上,并把劳动确立财产权的基础。近政治哲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个人的人格和权利都应受到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现代价值观念,彻底颠覆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世界观和人性观,为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奠定了政治前提和伦理前提。

政治经济学最初是作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在霍布斯的理论中,经济事关“国家的营养与生殖”,从而隶属于国家理论。休谟的人性论把政治经济学包含于其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其人性研究的一个方面。同样,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哲学主张“快乐即善,痛苦为恶”的享乐主义观点,这种哲学深刻影响了法国经济学的重农学派,并且为资本主义“经济人”的概念提供了伦理基础;这种“经济人”概念意味着,由于物品消费和财富积累构成了现世幸福的基础,每个具有理性的人都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直接目的。无疑,“经济人”概念代表了人类自我理解的一种全新倾向。与之相比,古代观点看重的是人类的优异性,这种优异性乃是出于本性或者内在地就令人钦佩的高贵的某种东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与人们的私利无关并摆脱了人类的算计之心,比如希腊人看重的智慧和技艺,罗马人看重的勇气与荣耀等等。在整个古代世界,人的优异性主要体现为在公共领域参与政治活动,政治作为公共领域是精神的自由的创制领域;经济活动则隶属于前政治的私人领域并由奴隶承担,经济事务只是生物性的生存需要强加于人身上的一种必然性限制。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是把经济从私人领域里解放出来,将其上升为公共事务和政治问题。这个变化构成了政治经济学诞生的前提。因为只有所有人都遵从牟利原则而行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才是可能的,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视作反社会或非社会存在的。随着一个全新的经济型社会取代了传统的政治共同体,一种区别传统政治概念的社会概念——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概念呼之欲出,它在斯密学说中第一次得到了自觉的表述。斯密把近代政治哲学对人性的新理解自然化为经验事实,在他看来,从自利原则出发并不会导致人对人像狼一样的冲突,因为人性中天生具有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自然倾向,在现代世界内,“每个人都得靠交易过活,或者说,都在一定程度内变成了商人”。(斯密,第22页)这种自发性的商业行为最终产生出一个超出任何个人意志的社会有机体,它就是在国家之外浮现出来的市场体系,“是一个由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所组成的封闭体系,无需一股‘外部的’政治力量的帮助而能够维持它自己的存在。”(沃林,第310页)在这个新型社会中,传统政治共同体赖以存在的道德权威失去作用,被一种悄无声息的商业运转所置换,虽然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却在无意中增进了社会整体的利益:“我们每天有吃有喝,并非由于肉商、酒商或面包商的仁心善行,而是由于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诉诸他们自利的心态而非人道精神,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说我们多么可怜,物质又是如何匮乏,而只说他们会获得什么好处。”(斯密,第13页)

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社会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不同于政治的自律性领域,其自身具有某种内在的规律和动力。按照滕尼斯对于共同体与社会的划分,传统社会只是一种“共同体”,它是人们以有机的意志统一和生命结合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血缘的、地缘的和精神的生活共契,其成员共同占有和享用共同体的财产,在这样的共同体中,自律性的商品市场和经济行为不可能存在。与之相对,现代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即由相互分离的独立个人出于各种主观目的而人为组成的机械结合关系体,只有在这里,自律性的商品市场和经济行为才成为可能。(滕尼斯,第53、62页)斯密从一种全新的经济学观点看问题,认为传统共同体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当其将道德和政治抬高到人性的自然之上以刻意促进共同善的时候,恰恰产生对社会的伤害作用;成功的社会不需要依赖特殊的政治和道德力量,借助人最真实的自利本性,道德和公正能在暗地里进行运作,实现一种不为个人所预见的社会全体的和谐。在经济学的平台上,斯密发现了透视人类社会和历史变迁的全新的理论范式,这就是把经济和财产权类型作为划分不同社会阶段的标准,社会体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与财产制度的直接产物,全部历史依据这个标准划可以分为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和商业社会等四个阶段。(参见斯密,第五卷第一章;坎南,第一篇“论法律”)通过引入这一历史性视角,斯密论证了现代市民社会关系的合理性:在商业社会出现之前的一切时代,共同体和政治权威的干预造成的是人为的制度;只有在商业社会中,尽管每个人都任意行事,其结果却产生一个超出每个人意志的自然的制度,商业社会之所以是最好的社会,就在于它发乎人的商业本性,是一种“自然的自由体制”。

斯密的社会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一种独立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经济科学成为可能。正如温奇所说:“在经济决定政治这一点上,斯密的工作在自由政治思想史上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代表着这样一个决定性时刻,即无论是好是坏,自身规范的社会与经济领域的‘科学’概念,被认为是统治着伦理和政治领域的,而伦理和政治以前则被认为是独立的领域。”(温奇,第6页)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中,对社会的理解总是由哲人们从先验的观念论出发构造某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概念和制度规范,比如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契约论思想,就是把政治社会视为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理性的创制物。大约从孟德斯鸠开始,近代政治哲学的方法发生了从先验观念论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开始考虑到地理、风俗、人口、贸易等物质环境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作为这次方法转向的重要结果,斯密以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取代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建构,开创了西方学术史的新时代。就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型社会而言,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哲学,它决不是一个与政治哲学完全分离的异质性学科领域,而是使经济取代伦理上升为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剥离掉其中关于社会和谐论的预设,斯密开发的经济-社会视角预示了后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本模式。当马克思批评卢梭等契约论者把社会看作一项理性计划,而强调社会交往的偶然性造成的联合时,这已经非常接近斯密从商业交换出发理解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3-574页)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一步,正是通过研究黑格尔法哲学而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又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最后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无疑,对社会存在的发现,是马克思在研读了弗格森、斯密、马尔萨斯等人著作之后才有可能触及到的全新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德国先验哲学的激烈批判,也是基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方法的启示才有可能提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史的观点看,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力量、把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能力视为历史的动力、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视为政治和伦理的基础,这些马克思的重大理论建树无疑分享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遗产,在学科起源上,它们是现代市民社会兴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研究隐退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兴起的产物。在社会这一全新的理论域中,“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自由与权利、劳动与财产、国家与市民社会等现实问题成为现代政治关切的新焦点,如马克思所说,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而言,“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8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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