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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主义”再思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243 次 我要收藏

  2012年1月21日,《经济学家》发表了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的封面文章,并配发了一组特别报道,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归因于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并明确把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看作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威胁。此外,还有西方学者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既无效率,也有悖于公平竞争原则,从长远看来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美国决策者们应当在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追求新的商业机会,同时,还要帮助在中国、俄罗斯、海湾国家以及其他地方活动的美国公司制定防范风险的对冲战略。西方学者认为,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商业关系并从中获利,符合美国的近期经济利益。但为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仍然需要捍卫自由市场的政策。为了确保自由市场依然是对国家资本主义最有力、最持久的替代,在促进自由贸易、对外投资、透明度和开放市场方面,美国需要以身作则。
  在西方学者眼里,这些观点的“真理”性是毋庸置疑的,是评判先进与落后的唯一标准。殊不知,这些所谓的“真理”别说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就是在实践上也与现实经济生活大相径庭。事实上,中国崛起的事实,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反映,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实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对此,有必要保持适当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为此,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相关概念进行理论梳理与科学评介,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一、国家资本主义及相关概念界定
  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由来已久,但其定义并不清晰,至今无一个统一的界定。从讨论集中的领域来看,它主要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调国家与资本主义结合,突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管制或垄断。
  (一)何谓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几乎与资本主义一样长。从早期的圈地运动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经营,再到产业革命后期的国家垄断型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直至现代社会中的国家干预型和社会民主福利型的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等等,人们都能够从中发现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
  西方学者承认,国家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也存在失灵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形成以及存在外部负效应问题、失业问题、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其原因也许在于自然垄断、外部影响、非对称信息等因素。那么,如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呢?这就需要适时引入国家资本来实现自然垄断主导,以保障效率的实现,比如,在供水、电力、煤气、热力供应、电信、铁路、航空等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和产业,可以通过国家资本的自然垄断网络触角,将这些日常生活必需的资料转流到千家万户去,这有利于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有序。当然,另一方面,西方学者承认政府也会失灵,政府的活动或干预可能缺乏效率,比如,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论指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源于短缺或过剩、信息不足、官僚主义、缺乏市场激励、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化。
  从历史源流来看,当代西方思想理论界已经从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影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劣、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关系等不同角度,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大量论述。比如,有西方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呈现出多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并存的状况,即“赶超式”国家资本主义、“凱恩斯式”国家资本主义“莱茵式”国家资本主义和“计划式”国家资本主义。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等学者又认为,现代社会有四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即寡头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大企业资本主义和创业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类型,它把增长作为核心经济目标,实现手段是扶持特定企业或行业。2009年10月,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创始人、世界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还区分了所谓的“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一些代表性“国家资本主义”往往有如下三个特征:其政策制定常常出于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的商业动机;其二,在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目光聚焦于资源本身而非那些国家的政权性质和老百姓的利益;其三,注重双边渠道而非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体系。此外,有些拥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学者甚至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府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实现形式,一是政府直接参与和控制国有企业;二是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为由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并为其服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和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也是无产阶级国家创造的“一种服从无产阶级国家和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同,决定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也不同。由此可见,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控制、支配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二)国家资本、国有资本、国有资产和国有经济
  和国家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概念还包括国家资本、国有资本、国有资产和国有经济等。其中,国家资本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国有资本则是指国家的经营型资产,其特点在于它是国家向企业实施投资的行为而产生的一种财产权利,换言之,是国家作为出资人享有的财产权利,是对被投资企业行使的一种财产权利,是在国家投资的企业中的一种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和财产权利的总称,国家是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唯一主体。广义的国有资产即国有财产,指属于国家所有的各种财产、物资、债权和其他权益。狭义的国有资产是指法律上确定为国家所有并能为国家提供未来效益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
  国有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一种经济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总之,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同,决定着国家资本、国有资本、国有资产和国有经济这些概念的本质区别。
  二、如何历史和科学地看待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阐述
  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政权以前,世界上只存在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所掌握和控制或者受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监督的资本主义企业。这种企业毫无疑问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是在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经济形式。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曾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及其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特征进行了科学辨析,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经济的有机结合,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列宁指出,必须辩证地对待国家资本主义,既要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又要确保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列宁还指出:
  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懂得,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文中总结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列宁指出,当时苏联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原始的小农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还指出1921年苏联的两大经济重点:一是继续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挤垮和控制私人资本主义;二是把小生产和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此外,列宁还研究了苏维埃政权怎样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苏维埃政权怎样“培植”国家资本主义,那就是租让制、合作社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第四种形式则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中指出,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列宁还承认:“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
  在后期,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并最终在更高的层次上“扬弃”了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列宁认为:“迄今在书报上展开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最多也只能编入历史教科书。我丝毫也不否认教科书的益处,不久以前我曾说过,我们的著作家最好少注意些报纸,少搞点政治暄嚣,而去编写教科书。”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有其特定背景,他在苏联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暂时策略而不是长期战略。与此同时,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有其特定的目标指向,他把国家资本主义当作消灭对象而将其与周围大量的公有经济相对立。此外,列宁还对容易与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混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准确的定义,列宁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列宁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斯大林同样承认苏联有五种经济成分,其中第四种经济成分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我们容许它存在并有可能按照无产阶级国家的要求来加以监督和限制的那种资本主义。斯大林指出:“能不能把我们的国营工业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呢?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生产组织。不管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何种特殊形式,但是按实质来说它终究应当是资本主义的。”
  总体来看,苏联的实践经验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把握: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从而国家可以控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用内部和外部力量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二是社会主义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未有产权融合,企业是完全的私人资本,但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因此,国有经济的力量可以从外部对其实行监督和控制,使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两个层面均体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是接受国家监督、管理,在规定范围内活动。
  三、新中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张闻天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了较为科学的界定。张闻天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国家管理下,使私人资本向着我们所需的方向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使资本家在重要生产条件上依靠国家,和国家订立合同,国家给他一定便利条件,保证他一定利润为公家生产”。
  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有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对中国的经济构成做了这样的分析:“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后来,1949年的《共同纲领》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毛泽东在1953年9月7日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毛泽东要求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周恩来同志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其中国营经济部分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工业方面,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中级的形式是加工订货,低级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购买,由私人进行生产,国家收购其产品的大部分,私人还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销。商业方面也有可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如对国计民生确有作用的大的私营商业公司,可以实行公私合营,利用其合理的经营管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其能为国家服务。
  刘少奇同志同样关注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断。1949年12月他在《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中谈到不能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这一问题时指出:“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列宁搞新经济政策就是如此。”刘少奇同志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在适当条件下的监督,就是要减少资本家在国家经济中的破坏性,增加其建设性,没有这种监督,资产阶级不会为人民民主国家服务。所谓适当条件,就是使资本家也愿意接受国家监督,如国家与资本家订合同,他们就愿意接受,不愿意而强制则等于没收。他还指出,外国人在中国开的矿山、工厂等,也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可以颁布法律使其接受我们的监督,甚至还可能让他们新办一些企业。但不许他们搞银行、商店及进出口贸易。刘少奇认为,应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骤》一文中还强调,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过渡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能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管理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同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方面,资本家的所有制还没有废除,资本家还是有利可得,另一方面,资本家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地唯利是图。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形式,就可以为将来用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造成有利的条件。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和观点是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也是可行的。
  对于刘少奇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邓小平也是赞同的。1954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陈云同志同样支持上述观点,他在1954年7月13日《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中指出,今后,更为复杂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改造私营零售商,要把他们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新中国领导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充分表明,在中国,需要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统一起来,既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四、总结及若干启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与它相结合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可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暂时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剌激国内需求,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与消费、劳动者与资本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服务的,它不可能避免和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
  特定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并难免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固有的一些消极作用,诸如存在一定的剥削关系等,但从根本上说,它却是社会主义“必要而暂时的同盟军”,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它有利于把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顺利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断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等等。
  (一)加大研究力度,对国家资本主义有清醒认识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既要遵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要慎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严防制造没有任何价值的思想混乱。要适时强化相关理论研究,加大海外宣传工作力度,使全世界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们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
  (二)推进国际合作,抵制相关错误思潮及可能带来的攻击
  美国试图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冠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目的无非是转嫁国内压力,嫁祸于新兴经济体,为采取针对他国国企的措施提前埋下伏笔。为此,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尤其需要前瞻性地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的联合,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扩大经贸合作;要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国际商品、服务、人员等正常有序流动;要加强经贸利益捆绑,加强双边市场的联系,共同抵抗欧美发达国家的打压,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平等地以大市场来换大市场,争取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三)坚定道路自信,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综观国际国内大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当前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是我们长期奋斗、创造和积累的成就,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针对美国以国家资本主义打乱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正常议程,以及扰乱有关国家思想的企图,我们要坚定信心,坚持原则,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Ian Bremme, “State Capitalism Comes of Ag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2009.
  [2]余斌、张伟《乱贴标签的资本主义之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评英国〈经济学家〉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别报道》,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期,第18-19页。
  [3] [美]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第4版)——经济科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James M. Buchanan “Public Choic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Research Program”, Fairfax, VA.: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5]刘雪明、吴丽丽:《张闻天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思想述评——纪念张闻天诞辰一百周年》,载《求实》2000年9期,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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