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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解释”视野下的马克思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119 次 我要收藏

  【英文标题】On Mar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s
  【作者简介】饶涛(1972- ),湖北崇阳人,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版编辑学研究,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柯亨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理论核心的解释是功能的解释。功能的解释有助于真正解读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避免曲解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从而恢复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本意。然而,由于在逻辑论证上的缺陷和不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真正本质,不仅导致功能的解释没有达到为马克思辩护的作用与目的,而且导致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理解,因而功能的解释在阐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方面是有理论局限性的。
  【关 键 词】柯亨/功能的解释/历史理论

  一、柯亨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遭遇的严峻挑战,西方学界一些学者一直试图用保卫或辩护的方式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这其中就包括用分析哲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人柯亨在1978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对马克思特别是其历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热情的辩护。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以评价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为主题,在系统阐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形象”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柯亨把分析的聚焦点放在“更基本的概念,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而“将很少讨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国家,像一些论述马克思和社会的著作那样”。[1]在他后来出版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再探讨》、《历史、劳动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论题》等论著中,继续围绕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的对话和辩护。
  探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必须涉及黑格尔的历史理论,柯亨在这一问题上,既不同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历史理论的见解,也不赞同那种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理论上的断裂关系的看法,而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保留了黑格尔的结构,但赋予它新的内容。其原因在于,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显示出意识的扩展,“历史就是世界精神的历史,它在自我认识中经历着成长的过程,它的动力和载体的文化,当这种文化促进的增长超过了它所能容纳的时候,它就要衰亡”。[2]对马克思来说,“历史是人类产业的历史,它在生产力中发展着,它的动力和载体是经济结构,当这种经济结构促进的增长超过了它所能容纳的时候,它就要衰亡”。[3]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思维围绕旋转的轴心不是“世界精神”,而是“生产力”,作为生产力载体的,不是文化,而是经济结构。在柯亨看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区别,“不仅是历史哲学,而是应该称为历史理论的东西,历史理论不是从远处对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思辨解释,而是理解历史的内在动力。黑格尔对历史整体和特殊社会的理解,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对我们有吸引力的说明。而马克思所作的不仅是解释,而且是某种更精确的东西的开端”。[4]
  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本质问题,柯亨认为,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和理论著作的分析完全可以概括出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命题:“马克思的核心的解释是功能的解释”。所谓功能的解释,在柯亨看来,就是“被解释项目的性质是由它对解释它的项目的作用决定的”。譬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使用了很多功能的解释:“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社会意识被社会存在决定”等等,就是功能的解释。[5]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恰恰要由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来解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恰恰要由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来解释;至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关系以及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功能解释关系可以如此类推。功能解释不能颠倒过来,这里的关系不是对称关系:经济可以从功能上解释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不能从功能上解释经济。这就有效地维护了生产力的首要性、经济的首要性。为了强化论证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柯亨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序言”和其他的著作中引证了马克思大量的论述,表明马克思始终坚持生产力的首要性,坚持“功能解释”的立场和方式。
  可以说,柯亨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是功能的解释的阐释是他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最精彩的一部分,也是着墨最多的一部分。从功能解释的角度全新诠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在西方马克思研究理论中是颇有创意的,不仅有力地批驳了西方历史哲学中的“结构因果性”与“多元决定论”等观点,而且促使人们重新去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并对马克思的种种表述做出系统的分析,以避免曲解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这也是柯亨为马克思辩护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只有回到“功能解释”上去,才能确保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锋芒不被钝化。
  二、关于柯亨为马克思辩护的理论反思
  根据上述分析,柯亨对马克思及其历史理论的辩护与解释并不是凭空立论,而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理论的文献梳理和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种逻辑分析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它的辩护特色,力图恢复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本意。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本书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提供支持它的论证”。[6]
  但这就难免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即柯亨的辩护也许是热情的,但这种热情的辩护是不是真的如柯亨所言能恢复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本真意蕴?或者说,他所论述的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不是一致的呢?在此我们暂且存疑,将这两个问题留给本文的总结部分加以评论。再就逻辑论证而言,柯亨的整个辩护与解释并非天衣无缝。譬如,他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所谓“功能的解释”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的解释,这到底是一种合理发挥,还是一种无意曲解,抑或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自说自话呢?又如,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关系上,明显持有一种决定论的观念,而在回答“功能解释”有没有可能导向“经济决定论”这个问题时,柯亨表示,他不愿意涉足决定论问题,他要恢复的只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本意。
  柯亨与绝大多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文献作为自己理论致思的出发点,甚至公开标榜自己的理论是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如柯亨),是在“保卫”马克思(如阿尔都塞)。但是假如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就像马克思批判庸俗经济学一样,说“他们的论述不是朴素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7]那么,他们的理论也就成为一种纯粹性的辩护学说,不仅歪曲了马克思基本理论的科学性,自己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无从谈起,从而使自己的学说流于庸俗。譬如,在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时,柯亨认为,劳动价值理论的发现并没有“廓清迷雾”,它只是用来观察商品的。[8]又如,柯亨指出,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明朗的”和“可理解的”。经济活动者的行动是由民主形成的计划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他们理解他们在做什么。经济活动的基本理由和意义是公开明显的。根据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柯亨说:“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使社会科学成为不必要的。”[9]这显然与马克思极为反对将自己的理论看作是终极真理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柯亨说,一个可以解释海市蜃楼的人不能不看到海市蜃楼。也许柯亨对马克思的理论材料掌握是详尽的,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深入马克思思想的深处,是不是真正科学地解释了马克思的思想,则是我们应该客观评价的。
  柯亨撰写《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简单地为马克思辩护,更主要的还是借此指出自己阐释的所谓功能的解释的作用与价值。他明确指出,功能的解释“对于社会科学和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具有理智的效用和价值”,“因为功能解释在那些领域,常常在没有详尽说明的情况下是很有道理的”。[10]也就是说,柯亨是按照分析哲学的明晰性、确定性的原则来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辩护的,是其分析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只要浏览一下,我们就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种分析哲学的风格:各种概念的精细的、确切的区分,清晰地提出问题,以及严密的,有时是以形式化的表述来论证马克思所持有的或应该持有的主要的和有争议的观点。正如柯亨在序言中所说:“表述受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马克思所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分析哲学特征的清晰性精确性的标准,目标是建立一种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它大体上与马克思关于这个领域的论述相一致。”[11]
  就连柯亨自己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发表十年以后写的一篇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再探讨》中所说:“我并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但又不能以确定的方式告诉人们,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不是真理性的知识。”[12]这段话表明了柯亨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反思:一方面,他坚信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正确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很难像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一样以“功能的解释”为马克思进行辩护。可以说,这种心情是极为矛盾的,也客观地反映了功能的解释的不完备性,因此,十年以后,柯亨觉得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再探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位奠基人,埃尔斯特在《理解马克思》中就指出,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出版首先给他的理论思想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但功能性解释本身是不完备的,尽管关于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解释是功能性的解释,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解释不是不符合一种力学的因果模型,而是“在一定的时候,后果链条被打断”。有些功能解释是不能真正解释被解释者的。[13]
  三、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特征与“功能的解释”的理论局限
  马克思的历史观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段精辟的论述可以帮我们找到答案。“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4]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告诉我们:科学历史观的立足点,是现实历史的基础即人类自己的物质实践活动。意识与社会存在、历史与人类理论思维的全部矛盾关系,以及这些矛盾关系的展开与解决,都必须植根于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之中。离开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仅仅用“精神的批判”或“范畴”、观念去解决意识与社会存在、历史与人类理论思维的关系问题,就会像唯心主义历史观那样把人类意识对社会历史的能动的、理性化的认识描述为“自我意识”或“幽灵”、“怪影”、“怪想”的活动。因此,只有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才能达到对社会历史与理性认识关系的辩证认识。用革命代替批判,用物质实践代替抽象的精神反思,人类社会的历史才能真正前进,人类的理论认识水平也才能不断提高。“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5]
  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观,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历史观最基本、首要的观点。它把生产实践看作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自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思维和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人们的生产实践,就是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它受物质世界和人们本身的自然所制约,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活动,所以具有客观性。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一定的阶级关系、政治法律关系和思想关系,形成一个社会有机体。人的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的实践,因此,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可以说,正是通过实践规定的确立建构了马克思新的历史观话语,并实现了自己历史认识论上的转变,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这一难题,既强调了人类主体的认识能动性,又坚持了从社会历史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并且将人类社会由必然走向自由之路的理论变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革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有其深刻的含义的,这第一次确立了一个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二位一体”的总体立场。它科学地说明了马克思所关注的历史理论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是他长久以来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中那两种思路——尊重社会现实基础的客观逻辑与高扬人类主体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的能动逻辑——第一次在一个总体观念(实践观念)的科学基点上被统一起来了。
  所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不是所谓“功能的解释”,它有着自己理论叙述的总体特征。柯亨的看法有合理的因素,但过于简单化,而且在逻辑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理论上对马克思有不少的歪曲。埃尔斯特就认为,“非常清楚,功能的解释是一种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模式。许多行为的有利的结果出于一种纯粹的偶然性,出于一种非功能解释的方法”。[16[17]]既然行为的结果与行为本身及行为的动机常常存在着差异,所以从行为的结果出发逆向地解释行为的“功能的解释”是难以对社会现象做出准确的说明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柯亨的解释显然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方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研究文本,不同的人还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种种解释。例如,埃尔斯特不赞同柯亨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在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中,既使用“意向性的解释”方法,也使用“功能的解释”方法。比如,在探讨人们的经济行为时,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分析人们行为的动机和意向。然而,在对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探讨中,马克思的做法就不同了。就埃尔斯特的看法而言,他似乎更倾向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意向性的解释”一说。还有阿尔都塞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之为“多元决定的历史观”。海.弗赖尔则认为,马克思有三种解释历史的方法,其一是把历史看成是人的形成过程,这是人类学或人类起源学的方法;其二是从人类的具体的历史实践出发解释历史概念的方法,这是实用主义的方法;其三是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和过程的客观逻辑出发来解释历史的方法,这是关于物理及逻辑学规律的科学方法。如此等等。
  但是,不管怎样,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解,不仅超越了近代唯心主义历史观,超越了黑格尔式对“世界历史”的思辨认知,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直观理解,而且直接影响和超越了现代历史哲学对于社会历史的理解。马克思建立在实践观念基础之上的历史观,既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也是认识和理解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基础。它要求我们在认识和研究社会历史时必须面向社会生活的实际,把视线和关注点集中于和聚放在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条件和生产力上。离开了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历史就无法说明。这既是社会历史的经验事实,也是认识和研究社会,建构社会历史理论总的思路。
  【参考文献】
  [1][2][3][4][5][6][8][9][10][11]G. A.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M].重庆出版社,1993:3,27-28,28,29,295,序言,348,355,268,序言。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人民出版社,1973:499.
  [12]G. A. 柯亨.历史唯物主义的再探讨//俞吾金等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518.
  [13][16]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俞吾金等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553,556.
  [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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