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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研究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236 次 我要收藏

  【英文标题】Exploring "the Re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search on Early Western Marxist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简介】何怀远(1956- ),男,安徽太和人,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 210003)。
  【内容提要】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刻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正统历史唯物主义”中阐发了他们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他们认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关于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认识,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至上、物支配人的似自然性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方法可以谨慎地运用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但其典型运用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社会是要克服经济的至上性、强制性,实现人们对自己劳动产品和全部生产力的自觉控制。
  【关 键 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备受批评的就是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今天,我们从他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身份、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需要与理论诉求等方面,来理解他们在反思和批判“正统历史唯物主义”中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①会有一番新的感悟。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需要与理论诉求
  卢卡奇(1885-1971)、葛兰西(1891-1937)和柯尔施(1886-1961)这三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生活、战斗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思想理论环境处在三重矛盾纠缠之中:一是他们的前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纠缠;二是他们曾经接受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传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在落后国家发生和胜利的矛盾纠缠;三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的矛盾纠缠。正是这些复杂的矛盾纠缠考量着他们也考量着所有马克思主义阵营当事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正是这些复杂矛盾纠缠中各方当事人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差异,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悲欢离合及其经验教训。卢卡奇等在十月革命前都大量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前后,他们都加入所在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并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这是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身份特质。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能够成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帮助工人阶级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认识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明确自己通过改造现实社会实现本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们的理论信仰以实践支持,鼓舞了他们将理论付诸革命实践的斗志。可是,当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各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时,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权威”解释,使他们感到革命实践理论支持的乏力。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增强人们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离开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性而强调唯物论;在突出唯物论时,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而强调历史必然性;在论证历史必然性时,又不顾社会总体性而刻意强调经济必然性,表现出强烈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按照这样的逻辑必然性,即使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也会“自然灭亡”,并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由于他们都是资深的工人运动活动家,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长期的密切交往,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他们理解和转述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平添了“权威”性,使许多没有深入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几乎不加怀疑和反思。
  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解释,给各国工人运动制造了理论困难。如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必然性可以使社会主义“和平长入”,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成了多余的行为;如果不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成了多余的政治团体;如果不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也成了多余的理论,充其量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算命理论——它可以预知未来,却不能改变现在和未来;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决定的,那么,像俄国、中国、东欧各国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成了不顾历史条件的“左”倾盲动行为。可见,当以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原则”说明一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时,成了本.阿格尔所批评的“纯唯物主义”[1]。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无疑是一种革命的取消理论和历史宿命论,十月革命以实践上的成功讽刺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权威性,使战斗在无产阶级解放第一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们不得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反思,正是在这种怀疑和反思中,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理论武器,是因为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他们需要理论作为认识统治阶级及其统治下的社会的指南,同时需要理论指导改造社会实践。所以,卢卡奇等强烈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强调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同时也是辩证法的本质。柯尔施因此强调“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批判”、“革命的实践”,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称为“实践的社会主义”。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革命实践的强烈需要使卢卡奇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为社会意识而斗争”,一旦无产阶级政党按照社会革命的需要使“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2]311。这种“社会意识”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柯尔施将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表述为“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如此一来,“理论按其本质说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因此,理论不是别的,只能是“辩证的方法”[2]49-50。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对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及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都是基于这一实践需要的理论诉求。
  二、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与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他们的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以他们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尖锐而深刻地批评了第二国际的“正统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化、普适化、抽象化的“一般历史哲学”或“一般社会哲学”的错误理解,坚持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认识”。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具有同样性质的“经验科学”,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或历史)方法两种“考察方式”的统一,前者是经验归纳的方法,“把作为科学出发点的概念确定下来”[3]27;后者是“发生学方法”,“了解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现象怎样发生”[4]17。伯恩施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区分为“纯粹理论”和“应用理论”,“凡是在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无条件适用、也就是不问民族和地方特点一律适用的一切东西,都属于纯粹理论的领域,与此相反,凡是涉及一时的和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和推测的一切东西、发展的一切特殊形式,都属于应用科学”[5]139。一个理论体系中的纯粹理论部分是这个体系的“不变部分”,应用理论则是其“可变部分”。这些不变部分的所谓纯粹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贯串其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它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5]140。卢卡奇对伯恩施坦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他“第一次明确而公开地使马克思主义肤浅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资产阶级的‘科学’”[2]342。卢卡奇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意识”,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意识”[2]312。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经济规律一方面统治着整个社会,而另一方面又能够作为‘纯自然规律’根据整个社会的纯经济潜力,即在不借助超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得以贯彻”[2]312,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适应的状况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态。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力量”、“自然规律”像“盲目的”力量一样统治着人们的生活。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似自然性特征。卢卡奇明确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作了相似性比较:“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作为这样一种真理,而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真理,它们才是无条件起作用的。”[2]311柯尔施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在马克思主义较后的发展中,由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一定历史形式经验地得出的唯物主义原则,扩展为教条主义的原则;这种原则竟然要以同样的方式先验地运用于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时代和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发展。”这些“模仿者脱离这种特别的、或者总的来说脱离任何历史的运用,由这种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制造一般的社会哲学的社会学理论”,他们不仅用普遍的社会哲学,而且甚至用全面的、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的唯物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去论证马克思的历史与经济的科学[6]127-128。其实,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科学”[6]50。卢卡奇指出了将社会规律自然化理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质,他写道:“关于现象具有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形式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既标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顶点,又标志着客观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障碍’。”[2]260
  其次,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将历史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绝对对立起来的理解错误,坚持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社会观念与社会存在的统一上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伯恩施坦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独断主义”和“宿命论”。在他的心目中,“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运动”,“把唯物主义转用于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主张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5]141。“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必须“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5]142。他毫不隐讳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在它的创始人那里表现出的是“独断主义”和“宿命论”[5]143、148。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曲解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其一,他们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理解历史辩证法。卢卡奇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然辩证法,只有历史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它视主体和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为历史的基础,以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为的核心,视“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离开人类实践,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辩证法。柯尔施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离开人类社会实践的自然界是“前科学的”或“超科学的”概念,它“不能超越于和对立于自然的和首先是社会历史的世界而存在”[7]50-51。他们据此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其二,他们从社会观念与社会存在的统一上理解社会存在及其客观性。柯尔施认为,人类的所有意识、认识和观念,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就是“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
  再次,批判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价值中立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实践哲学。第二国际的重要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是“没有价值判断的”[8]导言,所以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科学。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所谓的精密“科学”,而是哲学(柯尔施),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哲学而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也就是历史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卢卡奇)。柯尔施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按其一般性质来看,正因为它“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科学”,才能同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即实践哲学[6]50。卢卡奇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对此作了论证。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功能是帮助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和弊端。同时指出,认识资本主义必须从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的意识形态遮蔽中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认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简直就意味着是自杀”,因为会使资产阶级因此失掉自己的阶级意识[2]307。另一方面,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从而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在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卢卡奇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双重功能,他甚至提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做是一种认识工具,这也同样是自杀”[2]307,无产阶级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付诸行动,去改造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
  最后,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方法论。面对德国政论家保尔.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史观”,伯恩施坦却说:“我决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接着他对“经济史观”作了解释:“所谓经济史观并不一定说,只承认经济力量和经济动机,而只是说,经济形成了不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形成了历史上伟大运动的支点。”[5]150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其一,人们对经济的非理智追求,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并不是人类社会自始至终的价值追求。卢卡奇认为,“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反映的对象而言,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社会的自然规律支配社会的最纯粹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纯粹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2]317庸俗马克思主义却看不到这一点,“它把一些纯粹历史的范畴,更确切地说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范畴,看做是永恒的范畴”[2]324,即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当做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把资本主义的“特殊意识”视为人类社会的“一般意识”[2]312。其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必然性机制并不是要坚持经济至上的价值原则,“相反,要有效地反对它,迫使它后退,在可能的时候要把它引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去,或者——只要已经真有必要——就避开它”。在未来社会,“经济”的功能将发生质的变化,“它应该服务于被自觉管理的社会;它应该失去自己的内在性,它的自律性(原来是这种自律性使它成为一种经济);它应该作为经济被消除”[2]339。其三,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用总体的观点而不是单一经济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探索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阶级使命的产生机制,实施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总体改造”[2]91-92,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指南。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任务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社会结构到观念结构的总体。柯尔施提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形成了适应于其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结构,正如它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适应于这个基础一样。把握了社会现实总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对所有这些形式进行革命的社会批判。这些形式必须连同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社会结构一起并同时像这些东西一样在理论上被批判,在实践中被消灭。”因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只有当整个现实社会和它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上完全被推翻、这种意识在理论上全部被取消和被废除的时候,这一斗争才会结束”[7]54。
  三、值得高度重视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或“正统历史唯物主义”中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容适用的社会前提”问题。卢卡奇在历史唯物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上,对历史唯物主义适用的社会前提做出了破天荒性的理解。他认为,“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它已赤裸裸地被庸俗化为一般意识)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2]312,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的特殊的内在规律,而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是经济至上的社会,经济对人的行为而言,具有外在的自律性,经济必然性支配着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以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的自然规律”,经济对人的支配具有“铁的必然性”。卢卡奇强调:“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规律占支配地位;一定类型规律的有效性同完全确定的社会前提相联系。”[2]320在通行的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揭示了客观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揭示了人的认识、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9]13,历史唯物主义被建构成反映“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及其作用方式”[9]147的理论,这些规律主要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等等。究竟是卢卡奇等人的思想还是通行的教科书的理论符合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呢?笔者以为,全面理解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把握三个环节。其一,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在如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上早期遇到的三种理论相关:一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国家观,把国家的本质说成“伦理观念的现实”、“善的实体”。马克思看到“国家到处陷入理想的使命和各种现实的前提的矛盾中”,在黑格尔那里,“不是思想适应于国家的本性,而是国家适应于现实的思想”[10]267。现实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同黑格尔的观点正相反,不改造市民社会,现实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善的实体”。二是施蒂纳、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秉承老黑格尔“观念支配世界”的哲学原则,以为只要对现实世界的观念体系特别是宗教观念进行理论批判,就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社会。马克思认为,社会观念根源于社会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要消除错误的、陈旧的社会观念,必须根除产生特定观念的具体社会存在。施蒂纳、鲍威尔企图通过批判观念来改造现实社会,不过是同特定社会的“影子”、“词句”甚至“幻象”作斗争,是无济于事的。三是抽象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他通过抽象概括单个人的特性进而认定人的理想特性——人的本质,认为爱是人的类本质,因此主张通过建立爱的宗教来实现人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理想化。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56,解决人的问题必须改造影响人的社会关系。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首先是基于如何改造现实社会的思考,其唯物原则表达的是实践必然,而不是价值应然。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于如实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对人的支配而形成的人的全面异化、精神拜物教、经济至上和物支配人的似自然性,即“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12]300。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哲学,既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又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这种不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的虚伪性。其三,未来的理想社会将是生产力大发展的社会,同时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将不再存在,它因此也是人支配自己的劳动并且自觉控制全部生产力的社会。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这样的比较:“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12]308未来社会尽管也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但它要改变资本主义及其先前的社会中人与物关系的颠倒。“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12]300
  (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方法的界限问题。卢卡奇提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成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基础”[2]316,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作为“人类史前史”的研究方法[2]79,即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各社会形态的研究方法。但“历史唯物主义不以像运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那样完全以同一种方式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因为经济对整个社会的支配作用,以及人们的拜物教观念,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差别的。对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研究,需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具体分析各个社会形态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文化、观念、外交之间变化着的关系,而不能照搬照套、千篇一律地用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说明一切社会形态。卢卡奇据此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陷入了马克思所指责的庸俗经济学犯的同一错误:它把一些纯粹历史的范畴,更确切地说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范畴,看做是永恒的范畴。”[2]324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已赤裸裸地被庸俗化为一般意识”[2]312。笔者认为,这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上的“卢卡奇界限”。柯尔施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5]128。卢卡奇、柯尔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历史都只能算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因为这些社会还没有真正摆脱生存竞争的“动物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人类才真正进入“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1]33。到了未来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耗费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13]926-927。
  (三)历史唯物主义能否成为一般历史哲学或一般社会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多次批评一些人把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论证为一般历史哲学或一般社会哲学。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其历史观的歪曲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4]130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中,再一次指出:“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14]268、430、447。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它是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具体研究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与先前的社会形态的关系,概述它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的逻辑线索,揭示其演变的历史必然性、内在矛盾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为改造现实社会提供认识论根据。马克思虽然也使用“社会的自然规律”概念,但它有否定和肯定两种意义:在否定的意义上,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概念,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必然性”后面,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实际的自然必然性”,是资本对人的支配,是经济关系对全部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成为人的异己力量;在肯定的意义上,所谓自然必然性,指的是既定的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它是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社会行动的“自然前提”。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也可以说是唯物辩证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史或唯物辩证的社会形态发展史。葛兰西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必然性称为“历史—具体必然性”[15]327,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之为“行动中的历史”[15]270,原因就在这里。在马克思的时代,历史哲学则是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之所以称为哲学,一是因为它普遍存在,它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民族,换言之,历史哲学是“超历史的”[14]131;二是因为它普遍适用,它的范式和原理被用于分析说明一切社会形态、一切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和发展,马克思讽刺它为“万能钥匙”[14]131;三是因为它永恒不变,普遍适用的规律当然也是永恒不变的规律。用伯恩施坦的话说就是“不变的纯粹理论”。葛兰西把历史哲学中的必然性称为“思辨—抽象必然性”[15]32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永恒不变的规律及其真理体系是不存在的,企图提供永恒真理的历史哲学是靠不住的[16]。
  注释:
  ①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在他们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常常不作区分,读者在阅读本文所引上述人物的论述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   
  【参考文献】
  [1]何怀远.评本.阿格尔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6):44-48。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4]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5]伯恩施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柯尔施.卡尔.马克思[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7]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8]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9]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5]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6]陆剑杰.也谈“什么是哲学?”——与汪信砚教授商榷[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5):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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