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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开显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2607 次 我要收藏

  如果上文论述已经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相关联的语境呈示出来,那么接下来需要阐明的一个情况是:实际上承接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神从而体现出一种“家族归属性”是一回事,自觉地承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性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因为,那些将政治哲学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目标加以发展,抑或从其思想结构中开引出政治哲学理论逻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不一定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天然地就存在着一种政治哲学,只需进行一番分疏与诠注即可使之显现出来;所以,这部分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告别”马克思的前提下与政治哲学对接的,走向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之后的哈贝马斯就是一个典型。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如在写作《理论与实践》时期,哈贝马斯还是假定了一种内在于马克思理论结构的政治哲学逻辑,因为在这个时期,他在根本上将马克思看作是一位批判理论家。但转向对工具理性之批判、进而提出交往理性的范式之后,他就开始将马克思归入主倡工具理性之哲学家的行列,“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冲动与他对马克思的这种新的认识不无相关。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和理解应当说“入木三分”,但这只是针对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的;由于他没能在“马克思的哲学”与“对马克思进行解释的哲学”之间进行界分,故而在理解马克思上越走越偏,以至于再也不可能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从属于政治哲学的那些思想质料了,虽然政治哲学的逻辑越来越生成为他自己思想推进的一条支配性主线。

  另一种情况则完全相反。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是本着“向马克思靠拢”的原则去开展研究的,所以他们对政治哲学的阐述与彰显,是在自觉地确证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在场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于是他们往往也自觉地“回到”或者“接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路向来加以理论的发挥。在这部分哲学家中,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有代表性: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被他们当作推理的前提,抑或其政治哲学的论述,本身就在于揭示马克思思想中被经验主义无形打压的那一维度。例如,发掘总体性之政治意蕴的卢卡奇这样说道:“我们坚持马克思的学说,决不想偏离它、改进或改正它。这些论述的目的是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卢卡奇,第41页)从实践哲学中推导出政治哲学的葛兰西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表现他思想的较有创造力的方面,并不是在从表面的分类的观点来看显然应当是最合乎逻辑的形式中,而是在别处,在表面上看来可以被认为是与之无关的部分中。一个搞政治的人进行哲学写作:情况可能是,他的‘真正的’哲学反倒应该在他的政治论著中去寻找”。(葛兰西,第317页)所以,马克思哲学“既是一种也是政治的哲学,又是一种也是哲学的政治”。(同上,第308页)

  致力于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作微观、质性考究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以及萨特等人,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类似之处。他们对“人”之政治性存在的凸显与论证,是在重释马克思思想的坐标系中进行的,所以,马克思往往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援引的重要对象;从马克思政治哲学(在他们看来是旨在确证人学“在场”的政治哲学)的“库存”中获取他们论见的支撑,即是其政治哲学探索的一条内在向径。从延伸的意义上看,当今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詹姆逊、奥尔曼、沃尔夫、布隆纳等人,也在自觉“回到”或“承接”马克思的行列当中。他们对政治哲学或者与政治哲学相粘连的学术方向的发展,虽然主要依托于对当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矛盾与趋势的观察与把捉,但他们并没有否认马克思政治哲学或者由马克思政治哲学连带出来的理论构架对于解析百多年后的经验所具有的价值,相反,他们的很多重要论述就是在“请马克思出场”的理论镜像中作出的。

  上述两种情况,对于开显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于我们在被涂染的马克思的理论剖面上“正本清源”地清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遗产都有极大的启示。不过,这两种情况的启示意义并不一样。就哈贝马斯而言,虽然其越到后来越不愿承认马克思反实证主义之政治哲学的“在场性”,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在其巨大启迪下去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思想实质,进而由我们去开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平台。在批判性政治哲学的创造上,哈贝马斯的工作正如他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一样,基本上就是一种“重构”。也就是说,当他不能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任何一个节点上感受到“强规范性”的理论诉求时,他只有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使这种诉求结构建立起来,具体地说,就是“成功地重建为规范和价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哈贝马斯,2000年,第6页)。对规范性诉求结构的重构,也就是对政治哲学之语境的重构:这不仅使哈贝马斯自己走进了普遍性政治哲学研究的开放之地,也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哈贝马斯对经验主义、科学主义重磅反击背后的哲学史玄机,而这对于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前提。哈贝马斯对缺乏规范意义和价值追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驳难,起码一方面让我们意识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和发展史上,纯粹实证和科学的路向引出了多少令人难返的“迷途”,以至于被误导的人们再也不能认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庐山真面貌”;另一方面让我们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不独以探求客观规律的“知识学”呈现出来,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它关涉到现代人的政治价值和生活意义。这样说来,哈贝马斯虽然在起点上并不是要彰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根据,但其“重构”的一番工作,却可以帮助我们拆散正统阐释者的理论台面,从而在新的地平上领悟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的政治意义。

  对于承认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在场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由于大都也像哈贝马斯那样对科学的理论模式不屑一顾,所以在开显马克思政治哲学上,他们也会给我们一样的启示。不过,这部分哲学家在此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一种“重释”。亦即,当他们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被正统阐释者涂抹上厚厚的实证主义色泽进而其思想之原初意境被掩蔽之后,他们的任务便是要通过对马克思重要范畴的重新解释与发掘(相对于正统解释),来直接澄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巨大思想区间。这种重释工作的一个最为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重的着力点,就是被卢森堡所明示、被卢卡奇所凸显、被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沿用的“总体性”范畴。卢卡奇说:“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卢卡奇,第76页)这一总体性方法强调应辩证地理解理论与实践、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与19世纪后期风行起来、并于20世纪上半叶炽盛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做法大相殊异,因而也构成了对后者的一种克服、纠正。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之美国代言人理查德.沃林所说:“只有通过统一于某个理论计划,只有首先牢记作为一个性质全体的社会秩序的观点,经验研究的成果才能免于堕入琐碎的和无意义的命运之中。”(沃林,第93页)

  根据对总体性的洞察,卢卡奇、柯尔施、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无不认为:对“事实”的理解若从总体的结构中抽脱出来从而仅仅滞留于“可计算的”、“可操作的”既定节点,那么这样的“事实”就会成为与“现实”之精神正相违背的东西,因为“现实”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表征指涉到黑格尔所说的“合乎理性的”历史现象与历史活动(黑格尔的著名命题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而“合乎理性的”历史现象与历史活动是在历史链环的总体结构中显现出来的。进而言之,若将“事实”的考察置于“合乎理性的”历史现象与历史活动中,那么下述相互串联的论题则是一定要予以把捉的:何种现实是合理的,何种现实是不合理的;何种现实是必然的,何种现实是偶然的;何种现实是应存的,何种现实仅是实存的。进而,还要把捉以下论题: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不需要的;什么是一定要加以辩护的,什么是一定要予以指责的;什么是迟早会出现的,什么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可以说,这些论题所包含的深层的东西,正是批判理论竭力通过穿越资本主义的结构而彰明的“理想的”、“指向前方的”、“赋予未来社会的”东西。对这样的东西的诉求,是政治哲学的核心理论旨趣,也是其标志性的精神气质的体现。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政治哲学的强势逻辑,确如他们所说,正是在“回到马克思”的意义上指陈出来的。马克思创构政治哲学的根本支点是市民社会。在理解市民社会上,马克思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将市民社会这个现代事物当作一个卢卡奇等人在总体性视域中批评的既定“事实”,而是从中看到了其“完成性与未完成性”、“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矛盾,即是以“总体性”的方式来审理它。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由于支撑它的私有财产制的不可自解性而不具备“完成了的现实性”,即在市民社会中,对利益的攫取导致了“人被沦丧为工具”和“社会生产与生活形式普遍发生异化”;将市民社会置放在整部人类历史的多重结构中视之,它还不是黑格尔讲的“合乎理性的现实”,毋宁说,只有将市民社会推进到人类社会的阶段,这样的“合乎理性的现实”才得以完成。这就是马克思强调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核心要义,也是他的政治哲学得以布展的实质性依托。在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张力关系中,马克思开引出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意欲呈示的“理想的”、“希望的”和“指向历史前方的”东西,如人的非异化的存在、公正的社会制度、美好的生活方式、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等。它们在马克思的诉求结构中,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蕴,即它们是不可被实证化的、不可被知识化的。而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意蕴,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兼理想性、批判性、超越性于一体,而成为一种实至名归的政治哲学。可见,卢卡奇、柯尔施、霍克海默等人的重释工作,在开显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上具有更直接、更强的效果。既然如此,那么在“从后思索”的路向上来深度挖掘被正统阐释者遮蔽、又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呈张的范畴与问题式,对于当下风头正劲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责无旁贷的。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1984年:《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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