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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开显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2618 次 我要收藏

  只要将罗尔斯的观点与施特劳斯的观点稍加对比就可获知,政治哲学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往往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的,从而政治哲学史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不同的理论传统上铺展开来。因此,在政治哲学史上定位马克思时,不可粗心地将他与自由主义简单地组合在一起,将他在“现代性”与“西方思想设计”之同质的理由下说成是一位“西方哲学家”。大体上说,马克思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对峙中介入政治哲学的,所以他的政治哲学是在“人类解放”而非“政治解放”、“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的思想逻辑中构造和推进的;这使他在接着近代哲学家的问题来讲述政治哲学之际,最终又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指陈出政治哲学的理想与价值,从而超越了近代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向标的政治哲学。考虑到近代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通合的,所以在思想的范式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仅不同于洛克、康德以及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也与今天被人们赋予普遍意义的当代政治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别。其最为根本的质点即在于,系于权利、公平、正义之论式的近代与当代政治哲学,如果因为假定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无限正当性而不可能与一种“批判的”、“否定的”理论求取结为一体,那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根本特质,则是将批判和否定的精神注入到理论表达的深层结构当中,将“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悬设作为哲学的形上诉求和终极目标。就此而论,在马克思的身内与身外,或者更具体地说,在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直面迎击的哲学之间,我们务必辨识出两种政治哲学:一种政治哲学深入到社会制度的内核,通过阶级、颠覆性的政治实践、直接的革命等阶级政治之话语的阐发,而求证“人类解放”的必要性与路径,这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开出的思想范式;另一种政治哲学滞留于社会制度之表层,根据作为补偿性价值的“正义”、“道德”诸理念,对财产、权利的分配进行调节与平衡,这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范式。后一种政治哲学虽然也会对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在微观上加以质疑,但它从开始提问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不会像前一种政治哲学那样去诘问一种制度对于人之解放的限度,不会在资本批判、政治批判以及文化批判的理论视域中确定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式。

  既然如此,在今天的语境下讨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无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方的“正义论”及其由之而开引出来的政治哲学论式进行对话,甚至将后者的理论资源接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范例当中,我们也不能由此而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以所谓“现代性之同一性”、“价值规范之普适性”而搅拌在一起,并最终使它们趋于同质。应当说,本文开篇提到的当前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两条路径——根据当今英美政治哲学和根据近代政治哲学,并没有完全看穿这一问题,因而很容易导致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界域不清甚至混为一谈。相反,借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介质”而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结构中,则有利于廓清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边界,从而有利于还原其思想实质。因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史信息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出的求解政治哲学的理论路向,大致循着马克思的思想轨迹,补充、修缮、发展了专属于批判理论的政治哲学,从而壮大了异质于自由主义而同质于马克思之范式的政治哲学逻辑。在历史维度上,其具体的情形如下:

  其一,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即是在对西方革命的政治诉求中来阐释他们的政治哲学的,这与马克思创构政治哲学的路径并无不同。比如,卢卡奇把总体性当成论证资本主义之暂时性和寻求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内在方法,进而在此基础上厘定了以总体性为方法论视野、以革命为实践旨趣的政治哲学;葛兰西通过凸显实践哲学之政治意蕴而回答了20世纪初西方革命之可能性的问题,从而使政治哲学与革命的话语成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理论向度;至于独具哲学气质的柯尔施,则在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哲学的合法性并由之而开创政治哲学的意义空间时,直接要求恢复被正统的马克思阐释者遮蔽的“改变世界”之维度,达到为新的历史境地中的革命立言的目标。所以内在地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哲学同出一源。

  其二,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像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渴望彻底打碎资本主义的物化机器,将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从“被蒙蔽”、“被遮盖”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进而,他们逐渐放弃了马克思“革命”的理论范式,而看似旁出了马克思开引出的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广义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求解放人的感性世界,又因为是以一种“未来的”和“前面的”理想性的政治生活的设计来审视、诘问、反拨“现在的”政治和文化困局,是以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式”来面对不断布展的现代性逻辑,所以在实质上,他们还是回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之批判和否定的理论构架中来。

  其三,当今英美马克思主义者(英美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外延上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重合,但就本文的问题意识说,前者亦在考量范围内)之政治哲学的理论求索,虽然是对不断凸显出来的现实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省思与拷问,但在理论的品格上,却往往像马克思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本着一种批判的精神,沉潜到资本权力的背后,去揭示一个指向未来的世界。这是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哈维、詹姆逊、沃尔夫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内在向度。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甚至直接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之可能性的框架和理论构想。那些要求重构阶级政治之理论话语,或者要求回到列宁、卢森堡以开显激进政治之当代价值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上将政治哲学的讨论对接到马克思的传统中来。

  其四,至于争议最大的哈贝马斯,虽然在政治哲学的建构中有时也将自由主义或者其它传统之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接入其中,从而使其政治哲学看似打上了自由主义的些许印记,但从根本上审视,他的政治哲学还是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中衍生的。即便他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将理论的源头追溯到马克思,但当他将分析的矛头指向失去平衡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机制,并达求一种趋近于交往之合理性的后形而上学文化政治时,他的政治哲学还是沾染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之色彩。当然,哈贝马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哲学理论实践中,更多地转向了一种非批判的立场,其市民社会理论就是这种情形。但归根结底地看,他的政治哲学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自由主义话语的影响,仍不宜被纳入有关“自由”、“平等”之正义论的政治哲学框架中,其与后者还是属于两种不同范例的政治哲学。

  应当说,惟一与上述四种情况不同的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政治哲学的创构。柯亨、罗默、埃尔斯特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明确地转向政治哲学之后,主要是选取了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理论视角,将“平等”、“正义”等解析的座架置于理论考辨之中心,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与自由主义的某种合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范例若是另当别论,那就不难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和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获得了不尽相同的理论表达和解析,但一旦涉及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那么不同的政治哲学逻辑就在一定程度上收拢在一起,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重合。因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哲学的发展,大致是沿着一条有别于自由主义的路径前进的;这既推进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论题,又使20世纪政治哲学的历史不独以罗尔斯的方式或者施特劳斯的方式展现出来,由此大大丰富了作为复数的、广义的政治哲学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相反的情况是:第二国际的“另类”伯恩斯坦也曾通过确立“伦理”和“主体性”的支点来试图激活类似于政治哲学的理论维度,但在政治哲学传统之分门别类的意义上,伯恩斯坦并没有如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接入马克思的思想轨迹。在面对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问题时,伯恩斯坦曾这样说:“不要忘记,《资本论》尽管科学性很强,但归根结底是一部倾向性著作,而且是没有完成的。我认为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科学性和倾向性之间的矛盾使这一任务对于马克思来说变得愈来愈困难了。”(《伯恩斯坦文选》,第96页)伯恩斯坦在这里的指认,作为一种对经济决定论的反拨,其隐含的意义应当说是深刻的。它至少在哲学史上比较早地说明,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不能仅仅以一种僵固的科学和实证的方式进行,而应当同时注意到马克思理论研究中的“倾向性”因素,即有关道德感和主观意志的因素。就此而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不能不说隐藏着一种将政治哲学释放出来的理论冲动,这和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并无二致。但是,我们在伯恩斯坦那里发现的政治哲学或类似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表达,完全不是在马克思的思想语境中挺立起来的政治哲学,因为前者就像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所预设的原则一样,并不要求釜底抽薪式地触动和颠覆资本的权力,而是幻想着把马克思在实践哲学的意义上确立起来的“改变世界”和“革命”的路向拉到“改良”的方向上来。实际上,当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在“道德”、“正义”等理论基点上思考社会前进之内在张力时,马克思之所以要站出来厉声斥责,就是因为从前者的逻辑中只能推出“改良”的理论主张,“革命”的要求则被删除。马克思指证的这种情况,正是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伯恩斯坦要去竭力辩护的一个观点。当伯恩斯坦在读解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道德倾向、进而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取决于一种道德要求时,他已经以一种“修正主义”的方式改写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逻辑。只要不是在马克思形上意义上索取道德和正义的同情,不是在根基上要求反转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希望以补偿性价值作为“金钥匙”来打开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门,那么,伯恩斯坦提出的就只能是一种会通于自由主义之范式、最终指向“社会改良”的政治哲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开创中起到实质性引导作用的罗莎.卢森堡曾以极其辛辣的语言指出:“伯恩斯坦要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是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无逊色。”(卢森堡,第27页)

  由这番论述可知,在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史上,那些试图通过理解或者重新理解马克思话语,进而以此为支点来开辟政治哲学探索路径的理论家,并不一定真正读懂了马克思创造政治哲学的背后语境,或者不一定是在客观上作为马克思的“同道者”来释放政治哲学的可能性。而对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来说,且不论他们是否也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作为一个思想来源,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们在根本上划定了与马克思政治哲学之间的“楚河汉界”,使其政治哲学难以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范式上发生通约。唯独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由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催生的、将马克思作为起点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派别,才在不同程度上沿用着马克思政治哲学开出的理论道路:要么重合着马克思的理论命题,要么开显着被屏蔽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向度,要么承接着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政治品格。这就说明,马克思与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互之间的政治哲学观点和倾向的类同性,要远远大于他与自由主义者、社群主义者或者施特劳斯传统之政治哲学家的类同性。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哲学,在此意义上也就大约可在“批判理论”的意义上作为“同类项”合并起来,这有助于我们在一种“划界意识”中认识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政治哲学史,更有助于在思想和方法论的层面上,通过不断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沃土,来开辟出更为开阔的通往马克思思想世界、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场境的路径。

  三、重构还是重释: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显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两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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