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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332 次 我要收藏

  第三,反思的问题学是理论创新的范式。“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生活不断提出问题,引导哲学打破教条,重新反思问题、解答问题,因而就可以不断引导理论创新。问题学视域是破除教条主义的利器。一切教条之所以成为禁锢思想、僵化思维的教条,就在于专注于理论、文本本身而脱离问题,因而脱离实际、脱离时代。问题视域打破以往的范式壁垒,成为引导理论走向世界、走向时代、走向实际的主要路径。通过鲜活的问题研究而创新理论,可以不断把现实问题转换为理论问题。

  然而,反思的问题学范式针对的问题可能产生两个最为重要的偏向:第一,问题反思在超越一切学科壁垒的同时,也可能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脱域化和零碎化。反思的问题学范式在破除教条主义、僵化思维的过程中,如何重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而不仅仅是对问题的解答?问题与问题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完全展现一个完整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反思的问题学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包括哲学,但决不限于哲学视域,因而其多学科知识的特点使问题解答在转化为“学”的过程中,可能大多没有上升到哲学反思的高度。“问题”在思考的头脑中发生中途“短路”,没有上升为“哲学中的问题”,而是在具体科学的层次上回到实践。因此,“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呼唤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的研究。在各个重大实践领域,如果要摆脱感性直观而作深度的理论反思,至少需要上升到部门哲学或领域哲学的层次,将实践反思、问题反思从“问题中的哲学”上升为“哲学中的问题”。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掘本土思想研究的创新范式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方法论自觉和反思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就“实践路径”而言,就存在着秉持“中国话语”、“中国问题”、“中国立场”和“中国视域”等各种意义的“中国化”。中国问题具有本土特色,已经不再是西方实践的简单平移,因此马克思主义原初出场的理论结论存在着差异。问题语境的转换使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矛盾。这一矛盾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点。然而,基于西方立场和视域的知识分子,依然将文本理论结论当作是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式,希望将中国问题剪裁进西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框架结论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起初阶段是完全违背本性而颠倒的。理论成为“普遍真理”之光,而实践却成为被普遍真理之光照耀并有待理论穿透的对象,处于被剪裁、被审视、从属的地位。然而,理论文本与实践的日益冲突和矛盾促使这一关系翻转:实践重新被看作是理论的来源和基础。从中国立场、中国视域来审视中国问题而产生的“中国化”的理论,本质上就是指认“中国化”不是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的跨界平移,而是在中国语境当中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新时期“中国化”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如何出场的路径研究而展开的。当代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重新瞄准以当代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实践,创造能够指导改革、发展这一创新实践的本土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既不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过去时的“中国化”,而是对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作深度理论穿透的马克思主义。

  从“文化路径”来看,“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始终是理论界颇为纠结的话题。新儒学的许多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某些言论纳入新儒学范畴,“中国化”就等于“儒学化”。相类似的观点还有“新道学化”、“新佛学化”等等。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另一种意义的“中国化”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大量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因素的产物,它也有自己的本土文化来源。

  然而,“中国化”一直是与“特殊化”本土语境对应的。“中国特色”的前提是世界的普遍化真理在中国特殊国情中的特殊应用。问题在于是否存在“普世真理”和“普世价值”?如果存在,由谁掌握话语权?在“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毛泽东那一辈人撰写《矛盾论》是为了阐释一个具有国情特点的中国特殊矛盾结构;而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国思想”和“中国价值”将注重中国经验的普适性甚至普世性。“后中国特色”时代的“中国化”将来临。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将有不同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意味着为世界创造一个以中国道路为蓝本、可供世界借鉴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依然存在着更大的拓展空间。

  六、出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研究逻辑

  追问思想出场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依赖关系,将思想出场的逻辑看作是历史语境重大变化的必然产物,这就需要召唤“出场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前提基础的深刻批判和考察,使我们面对出场学。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仅仅描述思想史逻辑时,追问思想背后、思想赖以建构的历史基础的或缺,就成为出场学反思的对象;当“回到马克思”的解读视域仅仅是回归于当年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学层面时,出场学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穿越到文本-文献的背后而深度解释产生文本-文献的历史本身;当以马克思哲学的名义与西方思想展开对话而推进理论创新时,出场学可以召唤历史实践的底板以作为评判对话的真理标准;当“反思的问题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创新等范式关注重大现实的哲学解答时,出场学要求将思想出场的逻辑与历史变迁的逻辑关联,将“词与物”、思想与历史、哲学与时代构成一个具有关联场域的解释系统,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出场学”就是从“出场”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和空间的语境中在场的可能性、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机制的哲学范式。它对“出场的历史语境(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三者作辩证关联的分析,其核心要素是两个对应概念:“出场”与“差异”。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两个相互对应的阐释循环:第一,“出场”与“在场”的循环;第二,“同一”与“差异”的循环。这两个循环是出场学辩证法的集中表现。在这一意义上,阐明这两个循环就阐明了出场学的本质,进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

  “出场”一词源于舞台表演艺术。在哲学阐释的语义分析中,“出”是摆脱被遮蔽状态而“进入”某一特定场域中的行动;“场”也不是一个通常剧院的台场,而是人类历史的宏大舞台。“出场”也因此而成为人类亲临历史舞台的现身行动。“出场”是一种“未在场者”向“在场者”身份转变的谋划,是一种“不在场”状态向“在场”状态的转变,是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的“亲临”和“现身”。人类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由何种主体(“出场者”)与思想扮演主角在特定历史场域中出场,一直成为“创造历史”的关键。

  “场域”是出场行动(实践)所造就的一定的历史构境。承载“构境”的首先不是思想,而是历史。思想构境不过是历史构境的解释学表现。我们需要研究:造就当年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出场的历史场域,即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全球化的大工业生产方式本身,如何使新的历史“出场者”——大工业无产阶级产出自己的头脑:“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同时,“出场”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出场路径”——160年前,德国的“正义者同盟”转变为“共产主义同盟”,借助于这一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问世的路径,《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幽灵”的原初出场,引起“神圣同盟”的无比恐慌与竭力驱逐。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出场”总是采取不同的“形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性现实形态的出场。因此,“出场”是在一定的“场域”中、选择一定的“出场路径”而形成一定的“出场形态”的行动过程。与“出场”相对应,“缺场”既可能源于“从未出场”,也可能源于“退场”。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制度遭受挫折,导致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退场”。那么,“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在著名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追问:面对一个时代的挑战,“马克思的幽灵”还要不要出场、怎样出场?回答是肯定的: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思想幽灵又重新“出场”,并以成功抗击危机的“中国道路”形态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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