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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问题研究与唯物史观范式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2141 次 我要收藏

  【作者简介】周广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正处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自身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自身发展并解决实际问题才有生命力、影响力、说服力和战斗力,才能对现实发挥解释、批判、规范、指导等理论功能。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方式和哲学形态上表现、引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目前中国哲学界历史性任务和努力方向。结合学界使命反观“中国化”研究的状况,正可谓成绩与问题并存,信心与压力同在。笔者认为,在充分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和理论实质的基础上,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应该遵循现实问题—哲学问题—哲学形态的研究理路,因为“问题”中蕴含着哲学和时代精神,是连接现实与哲学、理论与实践的纽带。“问题研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也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诉求。同时,“问题研究”要运用、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因为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历史观、世界观,就其理论功能而言,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因而对发现和研究问题意义重大。 

  “中国化”研究现状使“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从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来看,相当一部分成果都在为理论发展与创新做着奠基性、服务性工作。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探讨中国化课题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可能性、必要性),意义问题(内涵、本质、价值),方法论问题(路径、方法、视野、研究方向、研究范式等),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问题(全球化、实践基础与理论基础、中国哲学和其他思潮等),以及对目前研究状况和存在问题的反思,这几个层面都在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奠定前提性的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历史进程、理论形态等层面,旨在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时代与理论背景、理论内涵、实质和精髓等各个层面。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化”进程中存在着实践和理论脱节的趋向和问题。“中国化”作为一场现实运动包含了实践和理论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两个层面,表现为一场整体性的、复杂的、多元化的思想运动和现实活动。相应地,学者的相关研究存在着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前者主要研究“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要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重点是与中国和世界现实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相结合,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解读和宣传。在学术层面,“中国化”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创建为主要目标,侧重于新形态哲学在中国各种思潮的整合作用,特别是侧重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关系处理问题,主要任务是批判、改造和汲取中国传统哲学,将其精华和有价值的东西用来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两者是相互促进和渗透的,前者包含后者的某些内容,推动后者发展,并为后者提供动力、实践基础、实际经验和良好的社会环境。[1]但显然,这两种各有侧重、相对独立的研究路径还不能胜任建构哲学新形态的历史性任务。

  问题研究对推动哲学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哲学源于具备思考和反思能力的人类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哲学是从理论上提炼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经验和感受并进行审视与反思,形成了所谓的“哲学问题”。哲学问题是哲学的生命线。对“问题”的关注使哲学本身始终处在不断深化、拓展、超越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之中,永远不会有一个终结。哲学不会终结,是因为问题永远存在。哲学研究不仅要研究以往哲学形态中蕴含的哲学问题,关注人类永恒的、普世性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方式,而且要研究时代发展和人类生存面临的新问题。

  问题是展开比较哲学研究的基础。比较研究可以使两种哲学形态之间在对比中发现各自的特点,相互补充、相互启发,从而实现各自的进一步发展。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源于哲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是指任何哲学都产生于特定民族的生活实践,都来自一个民族对自身生存方式的认识、理解和体验,因此在观念形态、话语方式和所关注的生存问题上具有民族特色。世界性是指哲学要在理论思维的层次上回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问题。[2]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世界的哲学,哲学要世界化。哲学所关注的普遍性的人类问题正是不同民族的哲学文化得以对话、交流、沟通和融合的基础。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解释才形成了哲学的世界性,而世界性又必然通过民族的特殊性表达方式体现出来。问题的解决方式、重点、范畴概念、论证方法以及语言风格都具有民族特点。各种哲学思想都是以民族性的形式揭示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问题研究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内在要求。解决“中国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功能。能否解决问题是“中国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和判断标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一般始于问题,因为问题蕴含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主题。“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3]理论随着时代而发展。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共产党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4],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出现了新情况,形成了新特点,并认为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决定停止《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股份制的形成和发展使恩格斯在1891年认识到,由股份制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这实际上是恩格斯对原来观点的重要修正。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之时就关注变化中的实际,并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创造新理论。[5]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6]

  问题研究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诉求。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发现现实生活中人的不平等及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现象,因为“物质利益的烦恼”而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由此逐渐发现人的异化现象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总结和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律及其制度的不合理性。马克思还发现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类历史的本质关系并用之去解释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其中蕴含的理论问题的分析、概括和总结,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理论,实现了哲学变革。这种变革对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了有益启示。那就是马克思无意于构建哲学体系,而是从时代问题出发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之整体,哲学创新不应局限于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下的哲学学科,而应该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出发,用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本真精神就是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建构新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同时更注重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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